在晚清及北洋政府众多的人物里，若论一个眼力毒、做人超拔、为人圆融典范的话，屏山首推徐世昌。
朝代更迭，旧官僚平安了此一生已属奢望，寂寂落幕才是常态，更甚有人头落地，举家覆灭者不罕见。而徐世昌在有清一代做到大学士，清帝退位，背后那个为清廷争取最体面结局操控的手，正是徐世昌，他一招避免了一场政权交替的血雨腥风。
中华民国成立，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说是袁世凯窃取了革命的胜利果实，当时的客观事实是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命脉都掌握在袁世凯手中，徐世昌在这个问题上看的很清楚，他明白清廷已经跟不上这个世界的步伐了，而所谓的革命几乎是照搬西方，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如果孙中山和袁世凯争夺国家统治权，说不好谁胜谁负，但国家本已内忧外患，走到亡国灭种的边缘，再加上内耗和生灵涂炭，这个国家将更加风雨飘摇。清廷的退位诏书明确写到“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这其实就是徐世昌的手笔。
袁世凯是清廷信任之人，袁世凯更是深受清廷厚恩，由袁世凯组织新政府，他当然会善待清廷和逊帝。而诏书对袁世凯的这一定位，算是给了他一个名正言顺的合法身份。而对于徐世昌，这一招，既会得到清廷感激，也是他送袁世凯的一份大礼。关键是在组建共和政府时，徐世昌对袁世凯的邀请婉拒了。此举也证明了他没有个人私心的高风亮节，谁会不相信他徐世昌一片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呢！
徐世昌在复杂动荡的时局中，能保持住清醒的头脑和高超的洞察力，是绝对令人佩服的，他能在各方势力中找到折中之法，不但不得罪任何一方，反而能赢得各方的尊重和信任。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没有对局势的精准把握和超人的智慧，是做不到的，比如袁世凯、黎元洪和曹锟，多少在历史上都留下了一些笑柄。就算是今天的人们评价历史，在谈到徐世昌时，对他也几乎没有什么微词。
现代学人高拜石在他的《古春风楼琐记（三）》中有《不擦粉的活曹操——水竹邨人徐世昌》一文中对徐世昌评价不高，说他是“河北恶少”；说他是“最黑的太史公”，长期得不到重用，不过熬资格混饭吃；说他在袁世凯尸骨未寒之际，就翻了脸，在准女婿袁克坚登门时，命仆从驱逐之，立意要退婚。其实徐世昌做事从来很圆融，即便有退婚之心，怕不会这等吃相难看。
高先生不喜欢他，不排除有抹黑之嫌。在高先生的笔下，徐世昌有“寡妇再嫁般的扭捏作态”，是众人眼中的“老滑头”。是玩弄权术的高手。高先生是文化人，文化人最大的特色是清高，常常最看不上政治人物的那些故作姿态和把鬼话都说到动听的权谋。所以他引袁克定对徐世昌的评价“不擦粉的活曹操”来做文章标题，可见他对徐的不屑。
可是，我们必须要承认，文人圈子有自己的生态，比如大家推崇的“竹林七贤”，这些人名垂千古，但是他们去做官统统都是失败的。说白了，看不惯官场里的“脏”，文人是推崇个性和情怀的，他们是文化和艺术的建设者。这一点和官场恰恰相反，官场是一种政治生态，对内是国家和社会的治理，对外要和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国家周旋和利益争夺，是极为复杂的脑力博弈，无论是文化者对政治者的嘲讽亦或是政治人物藐视文化工作者，本质都是狭隘和局限的。好在我们今天这二者渐渐一体化，这样的现象越来越少了。
徐世昌当然是属于在官场游刃有余者，我们常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这话说难听一点不就是高拜石先生揶揄徐世昌的那些话吗。就看你站在什么角度看。
鸦片战争之后，一直到1949年，历史在短短100年的时间里经历了王朝的急速衰落，经历的各种政治和文化思潮、运动，经历了多种政治生态，经历了不同形式内容的革命，能在这样的大潮中不犯战略性和方向性的错误，已是人中龙凤，而徐世昌能做到几乎为所有政治力量不反感，甚至信任，能做到这一点，必须承认，他当然是高人中的高人。
我们今天，将旧民主主义革命归于不适合中国的实际国情，总体上是不可持续并失败的。这里面众多人物登上历史舞台，可也几乎都是黯然离场，历史上虽也留下了他们的名字，但人所共知，评价普遍比较低。就单说徐世昌本人来说，除了国父孙中山，徐世昌还是多为人所肯定的。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清帝和平退位，未有流血即完成政权更迭，无论徐世昌怀有怎样的私心，其结果都是有功于社稷的，说一句：善莫大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