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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读《故乡》:回不去的故乡,到不了的远方,路其实一直就在脚下

鲁迅先生的小说《故乡》开篇简洁有力、举重若轻:

我冒着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这种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感,加上严寒天气,三位一体地赋予了小说一种沉甸甸的厚重感,这样的开头高屋建瓴,犹如一石击破水中天,使接下来的叙说笼罩在这样悲凉的氛围之中,在看似平铺直叙的描写中却有着跌宕起伏的力道。

对照当下城乡二元对立的语境下风行一时的返乡类的非虚构写作,鲁迅的这篇小说无疑是这类作品的一个至高的标杆。与这类针脚绵密的非虚构写作不同的是,鲁迅的《故乡》采用一种艺高人胆大的以虚写实的春秋笔法,就像国画中的大写意作品,其视野的恢弘、视角的独特、视线的聚焦显然更具有一种极致纯粹的高超叙事技巧,删繁就简的要言不烦中将那种时代风云变幻不写之写地深度诠释出来,并进而聚焦于以闰土、杨二嫂命运变化的巨大落差为重点,进一步升华了整个小说的主旨。

 

再读《故乡》:回不去的故乡,到不了的远方,路其实一直就在脚下


回不去的故乡:回眸中的悲哀宿命

飘零在外的鲁迅对故乡绍兴有着一种很深的隔阂感。

家道中落之后遭遇的族人的冷落与白眼,对他内心造成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他在1919年初给挚友许寿裳的信中写道:

仆年来仍事嬉游,一无善状,但思想似稍有变迁。明年,在绍之屋为族人所迫,必须卖去,便拟挈眷居于北京,不复有越人安越之想。而近来与绍兴之感情亦日恶,殊不自至(知)其何故也。

而《故乡》这篇小说写于1921年,正是基于1919年底回故乡处理卖去祖屋搬离故乡这段经历演绎而成。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鲁迅对故乡那种爱恨交加的情绪,这种人之常情的心态是这部小说的个人情感上的基调,但鲁迅先生并没有沉湎于这样的个人情感的沼泽地中自怨自艾,而是以一种更为宽宏和悲悯的眼光凝视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以及这片土地上的故人们被时光消磨掉的记忆中的纯真和美好。并在这样的物是人非的现实面前展示出一种更为深沉内敛的大爱之情,从而超越了个人情感上的好恶这样的小我情怀。

这部小说为当时农村的小人物画下了一个精彩的素描像。

比如闰土。

这个曾经活泼而单纯的月光少年,在生活的重压下活成了木讷而混浊的悲苦中年。

时至今日,闰土这一善良而又懦弱的农民形象,还经常被人们聊以自况,每每有人感叹活着活着便将自己活成了闰土,在这样的戏谑感叹中似乎感同身受着生活对一个人的磨砺是如此的殊途同归。

而今读《故乡》时,少了年少时浮光掠影式的猎奇和走马观花式的感悟,不再执迷于那些月光下刺猹的场景,而总不免在近乎白描式勾勒出的人物命运中观照自身的命运和审视时代的宿命。五行缺土的闰土,而他的第五个孩子取名水生是否寓意着五行缺水?这缺土缺水是否寓意着一代代人身不由己的轮回宿命?水生和宏儿之间是否又意味着下一辈之间的命运的再一次巡回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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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杨二嫂。

这个曾经的豆腐西施,生命叹息时间偷走了羞涩和美好,而今的伶牙俐齿带着一种尖酸刻薄的锋芒寒意,这其实又何尝不是另一种锋利的真实。

似乎在刻意躲避着这样的一种宿命的侵扰。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悲哀的小人物身上看到自己的卑微污浊的一面,人性之中总会有一种趋利避害的选择,而对这样一个小人物命运的嘲讽和指责似乎意味着天然正义,即使活成了杨二嫂也不会诚实地面对这样的自己。

其实这样正反两面形象的小人物,在生活中从来就不曾缺席。

在《故乡》这篇小说中,鲁迅通过对当时社会现实和个人际遇的一种写实性的描述,内敛于心的批判和悲悯之情显得如此深沉而浓郁,批判的是社会现实,悲悯的是个人命运。

而就小说中的“我”而言,必须赶在正月初一以前正式远离故土,从此故乡在“我”的生命里就此成为一个空洞的名词。在离别之前这段短暂的时光中,因为永不再见的再见,更凸显出各色人等人性之中的方方面面,而在这样物是人的非背后,那些小人物的悲哀宿命成了那个鸡零狗碎时代铁证如山的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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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不了的远方:前瞻中的依稀希望

恋杀青山不去,青山未必留人。

对每一个奋斗在他乡的游子来说,故乡都是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

但在冰凉而冷漠的现实面前,这种情感上的牵绊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是赋予了一种前行的无畏勇气和强大动力。

鲁迅这次作别故乡,成了他心中永远的隐痛。而在他此后的漂泊的岁月中,故乡的一草一木总是经常浮现在他的眼前,但这种午夜梦回时的愁绪只能是一种不愿言说的痛。

在当时的那样的现实面前,他乡与故乡并无二致,这是那个时代的鲜明的胎记。

在这部《故乡》的小说中,“我”坚定告别故乡时的踉跄的身影,在毫不留恋的挥手作别中却又涌上一层挥之不去的悲哀,成了那个时代个人命运的最真实的写照:

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

再读《故乡》:回不去的故乡,到不了的远方,路其实一直就在脚下

孤独感和流离感裹挟下的远离故土,其实隐含着一种到不了的远方的悲哀。在这样的让人窒息的现实面前,那种悲凉的心态成为余生难以排遣的愤懑和痛楚。而在最后一段描写告别故乡的段落中,鲁迅先生一遍遍地描绘着这种时代笼罩下的个人无力感,并借闰土要烛台和香炉这样一个情节,再次隐晦地点明了对希望那种矢志不渝的追求,而这样的追求是支撑着改变每一个个体命运乃至家国命运的内生动力,每一个人都有着这样的追求,最终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涓涓细流一定会汇聚成磅礴的力量,让下一代实现命运的反转,走上一条与我们这一代截然不同的命运之路:

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鲁迅内心深处那种炙热的大爱,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超越一般写实意义上的批判力量,在尖锐辛辣的批判的背后总是有股逆天改命的气魄。他就像那些伟大的划时代的作家一样,对时代具有卓绝而敏锐的洞察力,但他同时又有着根植于民族文化基因中的家国情怀,这使得先生不仅是民族的良心,更是民族的脊梁和灵魂。这点与卡夫卡、加缪等天才作家那种建立在绝对个人主义之上的情感不同,在无奈彷徨的同时,更有着贴近时代贴近现实基础上的一种充满英雄主义气质的呐喊。

在鲁迅先生的人生棋局中,绝没有那种缴械投降式的投子认负。

所以,在这次远离故乡奔赴未卜的前途之中,尽管心中的悲凉情绪始终挥之不去,但依旧恍惚“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并由此发出这样的感想:

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这条希望之路,饱含着先生始终不愿放弃的追寻精神,也是《故乡》这篇小说核心要义之所在。

 

再读《故乡》:回不去的故乡,到不了的远方,路其实一直就在脚下


一部伟大的小说总会有超越时代永不过时的气质,《故乡》即是如此。

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民不聊生的凋零现状铸就了这部小说的叙事基调,但在这样的基调之上又有着洞幽烛微的人性观照,从而使这部小说具有一种常读常新的永恒魅力。而小说中的“故乡”已经成为一种带有抽象意义的隐喻,抽离了时间与空间、理智与情感这样二元对立的限制,在归去来兮之间,是空空荡荡,又嗡嗡作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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