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石
1864年7月19日上午，曾国荃的坑道部队终于将六千小袋——近20吨的炸药通过地道安放在南京城南城脚下
——在此前的两个月中，为打通这条地道，曾国荃折损了五千人马。
四百名经过精心挑选的士兵潜伏在南城外的一处掩体下，一旦城墙开裂，他们将头一批冲向城内与守军贴身肉搏。
导火索在目不可及的地下缓缓燃烧，在距离城墙二十米处如蜘蛛网般分成数股。随着一声骇人的地动山摇，南城墙被向外、向上拔起。
烟雾中巨大的石块从天而降，掩体下的伏兵毫无防备，遭到灭顶之灾，在接下来的爆炸中才又露出骸骨。
爆炸延续了近三十分钟，烟雾散去后，南城墙露出了一个近六十米宽的缺口。
雨花台上的湘军方阵迫不及待地一哄而下，在遭遇寥寥抵抗后，几乎毫不费力地抵达了天王府。
天王府里景象诡异，早已不见了人影。
事实上，士兵们此时正苦心搜寻的洪秀全，早在六周前就已穿着龙袍入土。
据记载，其死于一种与饥饿相关的病症。
此时，南京北城的荒地上一片青绿，三月播下的种子已结出一片新麦
——它们终究没能等来主人的收割，很快化为灰烬。
南京城破使得这场延续了十三年之久的战乱基本完结，它几乎称得上历史上最惨烈的内战，三千万人在这场灾祸中消失
——这还仅是统计学家根据和平时期正常人口数量减去实际人口数量得出的数字。
即使战争过去五十年以后，战争的中心区域人口未恢复到战前水平。
江浙一带尚流传的家族宗谱里，几乎均有在这场战乱中族人聚散合离的悲剧记载。
对于仅仅四年之前——1860年的清政府，它根本不敢指望王朝的寿命仍能延续五十年之久。
这一年，布鲁斯所率领的英法军队在圆明园放火，南方太平天国的军队接连攻陷包括杭州与宁波在内的浙江北部，帝国的经济中心和政治中枢均陷入巨大危机之中。
全世界的报纸都深信这个古老帝国即将迎来新一轮权力更替，观察家们交相争论中国的未来。
与李自成因失业而反叛的原因相较，洪秀全蜕变的过程更显出历史之吊诡。
1843年，广州参与科考的洪秀全随手从当地传教士手中接过一本介绍基督教的小册子。当再次落榜的消息到来时，这位屡试不第的秀才翻看着这本小书大彻大悟，他坚信《圣经》是为他而写。
很快，洪秀全告诉他的族人，他梦见孔夫子被五花大绑，跪于上帝脚下，天使扬着皮鞭落在他身上，惩戒他用错误的思想对百姓施行了错误的教化——
这类梦中的神迹成为日后洪秀全所创立的太平天国的全部理论来源——至今也没有证据表明，洪秀全完整读过哪怕一章《圣经》。
他的族弟，日后被封为干王的洪仁轩——这位自小对族兄十足敬佩甚至崇拜有加的青年，成为了洪秀全的首批三位信徒之一。
当战事升起，洪仁轩不幸与天王失去联系，流亡香港。
在香港，洪仁轩成为传教士理雅各的助手，深受信任。
在之后的几年中，洪仁轩系统学习了西方宗教、军事、科学、技术，并关注着内地太平军的战况。
当太平天国定都南京的消息传来，洪仁轩决定奔赴南京。
1860年洪仁轩抵达南京时，太平天国的军事占领已达顶峰，囊括帝国境内几乎全部最富饶的区域。
天王欣喜地迎接这位族弟的回归，并令其忝列天国官阶的最高层次，主管内务与外交。
这一年，洪仁轩发表了著名的《资政新篇》，这部跨时代著作首倡西洋先进技术和清教徒式的精神力量。
他力主与洋人，尤其是英国人结交良好关系，以便于获取军火与外交支持。
外交倾向成为日后太平天国覆灭的重要因素，他们失去了占领上海的最佳时机，并在此后的战事中因此腹背受敌。
当《资政新篇》的英译本刊印在《泰晤士报》时，英国的传教士们无不欢欣鼓舞，他们似乎看到一个人口三亿的帝国正在逐渐走向基督教世界。
然而，这场发生在世界彼端的战乱却在英国议会引发了历时数年的激烈争论。
来自于何伯、布鲁斯们的前线报告令种族优越感强烈的首相帕麦思顿深信太平天国是一群身披基督教外衣的强盗，激起了这位著名帝国主义者的道德情怀。
更重要的是，上海上游不到三百公里的天国都城将直接威胁到英国在上海的商业利益。
这位辉格党人要求国民恪守“中立原则”，而当英美雇佣军出现在清军阵营中时，帕麦思顿则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到1862年，冻结“中立原则”法案生效，英国议会直接向清政府提供物资与军事援助。
英国的介入对这场战事影响深远，直接延缓了太平天国控制帝国经济中枢的布局，当外围封锁日趋严厉时叛军再难获得补给，从而注定了溃败的命运。
中国与美国两场内战的同时进行，绝非不值一顾的小事。
1861-1865，1851-1864，两场内战时间的重合不得不说对深涉其中的大英帝国的政策产生影响。
1861年美国内战的爆发迫使英国有所行动，从而影响了中国内战的结局。
中国与美国是当时英国最大的两个经济市场，为了解英国在这两场战争中的角色，我们得记住，英国面临着同时失去这两大市场的风险。
英国得想办法恢复其中一个的秩序。
或者换句话说，英国靠着对中国内战放弃中立，才得以对美国内战保持中立。
天意胜过人意。
在两场内战中，英国都算是失败者。
太平天国的覆灭很快让英国人体会到落差，战后的对华贸易甚至不足战时的一半。
帕麦思顿所期望的维持中国政治秩序从而实现最大贸易利润的愿望落空，这令其饱受舆论的批评。
更多人认为，英国的介入打断了中国自然的权力更迭秩序，从而延缓了这个古老国家走向近代化的进程。
伊藤博文曾在1909年评价当时正发生在中国的反清革命，在他看来，中国这一代革命者只是在完成太平天国五十年前开始的工作。
他告诉记者：英国在19世纪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协助清政府镇压叛乱。
不过这也提醒人们，没有单线程的事件，任何决策都受蝴蝶效应影响。
而更为中国人熟知的故事来自于曾国藩。
这位湖南人因其在平叛战争中积累的赫赫声名而成为儒家文明的卓越化身。
在他去世至今的一个多世纪中，他成为胸怀大略、为人谨慎、处事练达、文才卓越的官僚典范，以至于他的书信都被奉为人格教育的经典著作。
这位宋明理学的虔诚信徒在出任湖南团练之时，甚至没有一天带兵作战的经验。
当满人与蒙古人曾引以为豪的骑兵部队前赴后继倒伏在叛军阵前，曾国藩在家乡招募的乡勇成为清帝国唯一可赖以倚靠的力量。
在参战的最初几年，曾国藩的军队屡屡受挫，他曾几次试图自尽殉国，最终都化险为夷。
连续的多次失败令他很快掌握了战争的规则——到1861年，弟弟曾国荃的部队攻陷了安庆，永久地切断了南京与长江上游的联系。
平定叛乱的十年间，曾国藩逐渐成为清王朝的支柱，他拥有辖境内所有官员与将领的任免权力，身边聚集着帝国境内的最优秀人才。
容闳初见曾国藩时深深为其魅力所吸引，“毫无疑问，眼前这位是中国最有权力的人”。
占领安庆后，往来于长江航道的大小船只一夜之间都挂起了湘军的旗帜，这令曾国藩深感不安。
同样感到不安的还有身居北京的叶赫那拉氏与大陆彼端的帕麦斯顿，他们洞悉了真相：此时中国的最高权力在安庆，而非北京。
南京城破后曾国荃向哥哥提议挥师北上一统大业，而曾国藩却默默地向中央政府交回了兵符。
作为交换，太后回赠与他一卷两江总督的任命圣旨。
这场战争终于可被解读为“一个人的战争”，曾国藩耗尽半生心力奋斗的事业笼罩在先圣遗训的光芒下。
令他不顾一切捍卫起心目中的道德、政治与学术体系
——他所做的一切，诸葛亮、王守仁们都曾做过。
他去世后获谥“文正公”，与范仲淹、司马光、方孝孺们同列，相信这是他一生追求的最高荣誉。
天王宫被下令焚平，原址兴修起一座蔚为壮观的总督署——今后的近百年中，这座总督署将数度成为中国的权力中心。
“混沌”可以为这场令人疲惫不堪的战事定性，它起于混沌，在混沌中终结，并延续混沌。
激变前夜的人们往往毫无防备，浩浩荡荡卷入战场，时代每一次的危机都如出一辙。
然而，“当人们一旦作出选择，就永远无法回头，在危机的时代可走的路将越来越少，终至除了挺身冲进天翻地覆的巨变，冀望于巨变过后能找到平和安稳的人生外，别无他路可走。”
格雷厄姆·格林说：“人，迟早要选边站，如果还想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