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读书 散文随笔 红孩 : 和久别的自己相遇

红孩 : 和久别的自己相遇

红孩 : 和久别的自己相遇插图

   到河北兴隆的诗上庄去小住,在满眼的诗歌墙上,感知那些遥远而熟悉的诗与人。特别看到诗人李瑛、李小雨、雷抒雁、韩作荣以及刚刚去世不久的刘章先生的诗,不由得让我心情凝重。我对同行的军旅诗人王晋军说,这些人都曾经辉煌过,我很骄傲的是,他们在世的时候,我与他们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交往。

  我清楚地记得,在2002年,已经快80岁的李瑛先生,在一个夏季的上午,他竟然骑着自行车给我送来他刚出版的诗集。我到单位门口迎接他,邀请他到办公室小坐,喝一杯清茶。可李瑛先生摇着头说,不行呀,他还要再给其他几位朋友送诗集。我说,这么热的天,您让勤务员帮助送就行了。李瑛先生说,他身体还可以,骑上车转转,也可以放松一下。说完,他右腿很轻松地一蹁,就上了自行车。我看着他高大的背影渐渐消失在人流中,心中不由一阵感动。

  李瑛先生的女儿李小雨在主政《诗刊》期间,我们交往很多。不过,我那时没在《诗刊》发表过一首诗。李小雨的诗在我主持的报纸副刊上发过几首,但更多的是她推荐的业余作者的作品。这倒不是说,她推荐的作品不够在《诗刊》发表水平,而是她那里的版面实在太拥挤。李小雨还经常为业余作者写评论,千方百计地推介。在我的印象里,她常年提着一个布兜子,里边放着许多业余作者的作品,得空就看看。一年,我们在什刹海南岸的《民族文学》杂志社,为一次征文进行散文和诗歌评选。那天,外边暑热,李小雨来的时候浑身大汗,我们那时已经就散文作品讨论完,有了基本意见,单等李小雨来听她对诗歌作品的评定。李小雨不慌不忙,把我们经常见到的那个布兜子打开,将一大摞诗稿打开,便一首一首地评述。不知不觉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她手中的作品还有一半未讲,这时有人提出,不必每一首都讲,挑重点的说。譬如,评10个人获奖,只谈自己认为好的前10名或前15名即可。可是,李小雨似乎没有听进去,她仍然按照她的节奏去讲。待都讲完后,她又对本次征文的整体印象做了一番阐述。看着她那一丝不苟的认真样子,那一刻我是由衷地服了,这当然包括她对诗歌的理论认识。

  从李瑛父女,我不由想到我最初的文学创作。记得我萌发写诗是在1983年中考失败后,那同样是一个夏季,自知无法上重点高中了,上本校的高中也不可能考得上大学(在1981年到1983年,已经连续三年没有人考上大学)。我成天苦闷得不知自己往何处去。一天,我没事翻家里的《北京日报》《法制日报》,不经意间,从中看到副刊上发表的几首诗,我读了几遍,就觉得写那样的诗并不难,于是便有了我也试试的想法。

  在小学二年级,我曾经模仿古诗写过绝句一类的诗,发表在学校的《三夏战报》上。如:东方升起红太阳,我们早早起了床,拿起工具上麦田,革命精神大发扬。前些日,我小学同学到城里来看我,他们还有人跟我提到这首诗。我说,这哪是什么诗啊,不过顺口溜而已。或许,这顺口溜里确实蕴藏着我写诗的潜质,虽然六七年没有再写所谓的诗了,可现在面对作文纸写诗,我还是有些激动的。一连几天,我写了六七首。写完,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更不知道去找谁看。我母亲看我成天愁眉苦脸的样子,她似乎想起了什么。她说,他们果园里有个烧锅炉的刘师傅,喜欢写写画画,有时果园的广播喇叭还广播他写的广播稿,具体那稿里有没有诗她也不知道。

  母亲基本不识字,她怎么能知道什么是诗呢?母亲说到刘师傅,她又有些犹豫。多年后,我从别的文友那里知道,刘师傅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和一个女知青好过。那时,刘师傅已经结婚,有了两个孩子。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在图书室亲热时被保卫科的人给抓住了。结果,他们俩双双受到行政处分。从此,刘师傅就像变了一个人,行为做事总是小心翼翼,而那个女知青我是见过多次的。记得有一年冬天,她被果园一个劳改释放回来的男工给打得遍体鳞伤,她不敢在职工宿舍住,就缠着我母亲,非到我家里借宿。我父亲当然知道这个女知青的遭遇,埋怨我母亲干嘛招惹这样的女人。母亲说,你没见那男人怎么打她,她惨叫得比黄鼠狼抓鸡还难听。我也是没办法呀,可怜可怜她吧,人都有个难处。

  母亲最终还是下决心让我见了刘师傅。我去的时候,刘师傅正往锅炉里铲煤,那火焰红红的,夹杂着很多烟尘。刘师傅见到我很客气,他停下手中的活,用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水,说五点下班后职工要洗澡,他必须把水烧热了。趁着锅炉里的煤正烧着,他抓紧给我看诗。锅炉房很暗,头顶上有个灯泡,也就15瓦,好在有炉中的火映照着,刘师傅很快把其中的三首诗看过。那一刻,我的心怦怦地跳,这是我第一次写诗给一个高人看哪!

  刘师傅拿着我的诗半晌没说话,接着他又看了一遍,这才对我说:你这几首诗写得真不错,水平超过了我。这样吧,过几天我把你介绍给农场的其他几个朋友,他们比我有见地,听听他们怎样说。我问,这诗能发表吗?刘师傅说,应该差不多。

  就这样,几天后我在农场见到了其他几位老师,他们那时都在机关当着宣传和工会部门的干部。对于我这个小孩儿的到来,他们没有嫌弃,把他们写作的心得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我。一年后,也就是我在上职业高中时,便正式在报刊上发表作品了。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发表作品带给我的巨大喜悦,那一天,我比什么“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都要幸福得多。

  在农场工作6年后,上世纪90年代初,我调到京城的报社工作。在担任编辑的二十几年中,我始终不敢对业余作者怠慢,每次看到他们的文稿,我都仿佛和久别的自己再一次相遇。如今,我已办理了病退手续,在家里我又回到了埋头创作的年代。不同的是,我的命运已经发生了改变。而令我十分遗憾的是,我昔日农场的文友,在我之后他们再也没有人能走出农场,有的早已退休多年,有的甚至已经离世了。每当夜晚,回首自己的青春岁月,我常常会想到他们,想到那个无私而美好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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