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道路上，有无数湍急的险流，曾经有一个叛徒，差点将整个中共领导核心引入无底深潭。刘育钢曾在书中专门讲述了他跌宕的一生。

一、青帮浪子偶入中共

顾顺章，又名顾凤鸣，化名黎明、张华、化广奇。1904年生于江苏省宝山县（今属上海市，为宝山区）顾村镇白杨村一个农民家庭，具体出生月日不详。顾顺章幼小失父，母亲目不识丁，纯为家庭妇女，家庭贫穷潦倒，经济无依无靠，只好像其他上海郊区的农民一样，在十多岁时就流落到上海滩。他对耍把戏特别喜爱，投入观看，虚心请教，回去后反复模仿，潜心研究，居然练就了一手耍魔术的好手艺。

当时的上海滩，行帮遍地皆是，特别是工厂里、码头上和街头井市等地方比比皆是。帮中有股有派，靠近上海滩十六铺的小东门、南码头一带的流氓就有三十六股，还有广东帮、福建帮、浙江温（州）台（州）宁（波）等流氓帮派。在上海滩混饭谋生，若不加入帮派就会成为孤家寡人，失去保护依靠就会吃亏受欺压，灵活的顾顺章进城混了一段时间就深深懂得这个中三昧，很快随波逐流地加入了青帮。

1916年，广东南海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在上海百老汇路设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分厂，向北洋政府注册额定资本500万元，实收270万元。分厂开张后，生意兴隆，每年盈利高达百万元。1918年，简氏兄弟干脆把他们在香港的总厂移至上海，香港则改为分厂。1919年8月，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扩大规模，在浦东买地建制烟厂，大量招工。顾顺章经人介绍进入该公司制烟厂当钳工。

顾顺章喜欢打抱不平，有时为了维护他这群“拜堂”兄弟哥们儿工友的权益，敢于出头露面与资方评理争斗，得到工人们的信赖和拥护，在工人中有一定的威信和影响。这一切引起了深入基层领导工人运动的向警予、李立三等中共职工运动领导人的注意。通过正面谈话接触、侧面的观察，向警予、李立三等认为，像顾顺章这样工人出身，有正义感，在劳资斗争中工作积极，有一定群众基础，又聪明伶俐的人，若加以教育培养，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1924年9月，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总厂由于在上海盲目发展，以及经营管理不善，导致盈利下降。前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职工会会长，时任公司工务稽查长邝公耀和副工务长李援策动厂方取消工人病假期间发给工资的规定，又制定苛待工人的管理条例三十余项。这一系列新规定及管理条例一出台，该公司工人群情激愤，纷纷罢工示威，要求厂方收回以上陋规，改善工人工作和生活待遇。

在这次罢工中，顾顺章代表工人到百老汇路的公司总部，要求公司总经理简玉阶接见，倾听工人们的要求和呼声。简玉阶置若罔闻，不予理睬，甚至下令手下保镖随从用武力驱赶上访工人代表。顾顺章等人手无寸铁又寡不敌众，遭到了资方打手的毒打。资方还贼喊捉贼，向公共租界巡捕房报警。巡捕房马上出警赶来，如狼似虎，不分青红皂白把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顾顺章及有关工人代表抓走，关进了巡捕房。

顾顺章及有关工人代表被抓进巡捕房后，中共上海地委非常重视对他们的营救工作。特别是顾顺章负有重伤，若不及时营救出狱，势必危及生命。中共立即通过社会关系向租界巡捕房疏通释放顾顺章等人。巡捕房也是“吃了原告又吃被告”，谁给的钱多就为谁办事。收了钱后，巡捕房很快就把顾顺章等人释放了。

顾顺章伤得不轻，中共组织把他送进医院治疗。经过一番精心治疗，顾顺章身体日见好转，不久就痊愈出院了。之后，顾顺章向向警予提出加入中共的要求，后经党组织研究决定，吸纳顾为党员。

二、一跃成龙

顾顺章加入中共之时，正是中国大革命的前夜。1924年10月，冯玉祥在北京“倒戈”反直，推翻了直系军阀把持的北洋政府，驱逐清废帝溥仪出宫，联合张作霖推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执政，并致电邀请在南方的孙中山北上商量“国是”。孙中山在广州接到冯玉祥等人的来电后马上答应“拟即日北上”，并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时局问题。

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最早是中共提出的。中共抓住孙中山北上这个机遇，不失时机地在上海成立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为孙中山的政治主张推波助澜。这时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制烟厂中共组织的领导人向警予不仅当选为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执行委员，而且是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发起者。1925年2月，她还以这个身份与蔡和森、李立三、邓中夏一道参与发动和领导了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的同盟罢工。

向警予、李立三工作的分身，给顾顺章提供了工作锻炼的机会。中共南洋烟厂支部的具体工作落到了顾顺章等人的身上。顾顺章在1925年上半年成为党支部书记。顾顺章与其他党员一道，一边发动和组织烟厂工人与资方斗争，一边开展党组织建设工作。到1925年上半年，中共南洋烟厂支部已有18名党员，增长率为125%。顾顺章加入中共，也影响了他的家族，其胞兄顾维桢也于1925年5月8日被中共上海地委发展为党员，编入中共俄国领事馆支部。

“五卅惨案”当天晚上，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罢工、罢课、罢市，把反帝斗争推向全上海和全国。随后，全国数十个城市和工矿区共约1200万人参加了这场反帝斗争。广东、湖南、河南等地的部分农民也加入这一斗争。由此形成了有各阶层人民群众参加的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卅运动成为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序幕。

五卅运动期间，顾顺章积极响应中共的号召，率领本支部的全体党员参加到运动中去。他当时是南洋烟草公司制烟厂工会的领导人，领导该厂工人进行罢工，配合其他地方的反帝斗争。在与资方斗争中，他表现得非常勇敢，也展现出较出色的组织才能。

鉴于顾顺章会武术的特长，中共后来分配他专职领导工人纠察队。他对买枪弄枪，惩罚工贼、包工头、资方打手很感兴趣，工作也很投入。组织上指向哪里他就冲向哪里。惩罚工贼、流氓的行动，他干得得心应手。他个头不高，身体健壮、动作敏捷、身手不凡，持械或赤手空拳与对手搏斗样样在行，加上他两眼炯炯有神，遇到敌手，放射出一道威慑凶猛的眼光，工贼、流氓一见到他这种架势早已吓破了三分胆，哪敢再与他抗拒。

在1925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爆发的第二天，上海按行业或地区成立的工人组织，如上海金银工人互助会、上海店员联合会、沪西工友俱乐部、沪东工人进德会等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上海总工会，李立三任委员长。上海总工会成立后，立即领导全市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各级工会组织迅速得到发展壮大。

李立三对顾顺章比较赏识，把他调到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工作，担任第三队队长。上海工人纠察队组织滥觞于1925年2月上海工人罢工。为了维护罢工秩序，罢工工人自发组织了纠察队。据闻此等纠察队之组织，系各厂、各间（如粗纱间等）推出代表，并按十人一队编成，有什长、百长、千长以至总队长。 1925年9月18日上海总工会第一次被反动当局封闭后，李立三等人立即改变工作策略，将原来的杨树浦、引翔港、浦东、小沙渡、曹家渡五个办事处转为秘密办事处，并增设南市、闸北两个秘密办事处，任命顾顺章为第七（闸北）办事处主任。

顾顺章入党以来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表现使他在中共党内产生一定的影响，也引起了近在咫尺的中共中央对他的关注，他开始在中共地方领导层崭露头角，在中共内部也有了一定地位，被选为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委员。

三、生活腐化的流氓无产者

顾顺章逐渐骄傲起来了，他的流氓无产阶级的品性明显暴露出来，而且越走越远。他贪图享乐，滥用公款，生活腐化。他以搞特工为借口，利用中共的工作经费吃喝嫖赌，甚至吸毒。

1929年春节期间，中央特科因为处置出卖李维汉的密探黄歧的需要，特意在僻静的英租界威海卫路802号租了一幢石库门房子。可是，处决了黄歧之后，顾顺章却以安全为理由，自己住进了这幢房子。

平心而论，为了中共中央安全工作需要，作为中共中央委员（后来又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特委领导人、特科主要负责人的顾顺章住进了这种房子是不为过的。当时，中共为了领导人的安全或为了地下革命工作的需要，租住的房子以及生活的摆设常常要阔绰一点和奢侈些。

但顾顺章住进石库存门房子，性质却不同。他把这里当成是自己的财产和住宅，自称是“顾公馆”，不允许中共的其他同志住进这里。而且房子装修富丽高档，铺设奢华。历史没有留下关于这方面具体的记载，岳先、秦少智编着的《虎穴龙潭》倒是有段具体的描述：“地坪是清一色的白色大理石，光可鉴人。内墙上是黑麻色大理石镶金色马赛克，平顶则用石膏拓花，那花是西洋的曲线，显得雍容华贵。平顶下垂吊着一盏技形吊灯。正中摆放着杞樟木八仙桌，桌面漆的是传统的枣红色，油亮晶晶；两旁各自摆有一对镶着文石镂花的太师椅。在太师椅之间的杞樟木茶几上摆有时鲜果品和骆驼牌香烟。须知杞樟木家具已是红木家具家族中首屈一指的上等品了，其古色古香足可敌美轮美奂的西洋家具。里侧墙壁正中有一石膏镶拼的壁柜，正中供着一尊细瓷观音像。壁柜上面则挂一面西洋大摆钟。”

顾顺章生活腐化，挪用中共有限经费于挥霍，当时与他有过接触的中共重要人物对此是有同感的。杨之华认为顾顺章生活腐化，吸鸦片，甚至玩妓女，打老婆。盛忠亮认为顾顺章“背着周恩来过着挥金如土的私生活以及他的品行早已臭名远扬”。项英在肯定特科工作成效的同时也指出“顾顺章在这方面所花的钱是太多了”。多次采访过陈赓的穆欣先生说：顾顺章“家里只有陈赓同志能去。陈赓同志去过两次，发现顾顺章生活腐化，花天酒地，乱搞女人，抽鸦片烟。” 与顾顺章在特科相处了三个月的聂荣臻认为：“顾顺章这个家伙，除了吃喝玩乐之外，再一个特点，就是乱干，为所欲为。”

真正的共产党人应该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但是顾顺章却是个“宿命论”者。他毫无顾忌地告诉陈赓：他曾找过“星相家”看相算命，“星相家”说他两眼明亮炯炯有神，高鼻梁，身板结实等都是“福相”的特征，将来会发迹，当皇帝。

四、被捕即叛变

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尤崇新于1931年1月在武汉被捕叛变，在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任密查员，国民党武汉特务机关头子（国民党中组部调查科武汉特派员）蔡孟坚要他“扩大战果”，在一定的时间里，找出更多的共产党员，否则将给予严厉的处置。

于是，尤崇新乔装打扮，将帽子戴得低低的，天天在武汉三镇街头东逛西窜，企图捕抓“猎物”，眼看限期将到，还一无所获，急得他像热锅上的蚂蚁。一天下午，他神使鬼差地转到汉口江汉关轮渡码头附近，发现了从武昌乘轮过江上岸的顾顺章。

当他瞥见顾顺章时，尤崇新真不敢相信离他不远行走的竟是大名鼎鼎的“共党”大人物顾顺章。他不是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工作吗？怎么会跑到武汉来呢？叛徒从人流中挤到前边细看，尽管顾顺章一身长衫马褂，戴着一顶圆顶宽檐礼帽，一副高贵富绅模样，但掩饰不了他那个高鼻梁和那对大又明亮的眼睛。其实，顾顺章与尤崇新并不陌生，尤崇新曾任中共上海沪西区委书记，与顾顺章有过组织上的接触和联系，倒是顾顺章认不出化装得很成功的尤崇新。尤崇新如获至宝，马上报告了跟随在他后边的特务：“这个人是共党重要人物！” 叛徒、特务一起暗中盯梢顾顺章到汉口法租界顾的寓所——德明旅馆，当天晚上没有下手。因为跟去的特务不多，尤崇新知道顾顺章武艺高强，枪法百发百中，怕打他不过；再者，那天晚上进出这家旅馆的人多，情况不明；最后，他还存有“再钓更多的鱼”的心理。

第二天，即1931年4月24日（星期五），特务数人跟踪顾顺章到武昌，又随他渡江返回汉口住所。那天，顾顺章带了一个身着白衣、白帽，穿白高跟鞋，名叫严丹莉的时髦女人回来，这是他四年前在武昌的老相识。当晚，腐化堕落、斗志消沉、丧失警惕的顾顺章再也无法施展他闯荡上海滩的英勇无敌的本事，被特务轻而易举地逮住了。顾被捕后随即叛变。同时被捕的还有中共中央军委驻汉口交通站站长张崧生，特三科队员陈连生。这两人均叛变，前者改名张晓行，新中国成立后被捉拿归案，1955年被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五、生死大转移

经过一番周折，周恩来获悉顾顺章被捕叛变已是4月26日。打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算起，周恩来从事革命12年，经历了许多重大历史变故，不少中共中央重要领导人被捕被杀，自己也有过一次被捕两次被扣押的经历（1920年1月29日-7月17日在天津从事革命活动被捕；1926年“三二○”事变被扣押；1927年“四一二”事变被扣押）。但是，使他感到最震惊和痛心的莫过于这一次。顾顺章与他共事多年，关系非常密切，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生活浪漫点，但精明能干，身手不凡。中央能在上海站住脚，他功不可没；顾顺章掌握着中央上海机关的全部机密，几乎掌握着中共地下斗争的全部奥秘，一旦叛变危害甚大，可谓灭顶之灾。

周恩来马上意识到第一个受危害的肯定是仍关在国民党监狱中的恽代英，不由顿足痛惜地喊道：“代英完了，代英完了。”因为他很敬佩恽代英的人格和才华，他同恽代英的个人感情也很深。在抗战时期，每当他与周围的人一提起恽代英，他总是十分惋惜地说：“代英的死，对我们的党损失太大了。假如代英不死，还会给党做出很大的贡献！”

随后，在周恩来亲自指挥之下，中共特科马上全部出动，协助中央采取如下应变措施：

第一，销毁中共大量机密文件，尽可能在国民党大搜捕时让他们一无所获，或使党的机密泄露减少到最低程度。

第二，废止顾顺章所掌握的中共地下斗争工作方法。

第三，迅速转移中共中央、中共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办公地点。同时，将中共的主要负责人转移到安全地带隐蔽起来，并采取相应严密的保卫措施。中共中央设立的一个秘密机关位于上海四马路天蟾舞台后面楼上的两间房子里，房子是租赁来的，由熊瑾玎、朱端绶夫妇驻守。熊瑾玎时任中共中央会计。这个地方非常隐蔽安全，1927年冬至1928年初，中共中央常委会都在这里召开，中共领导人的碰头会也常在这里。顾顺章叛变后，中共中央忍痛割爱，放弃这个很好的秘密机关。特科办事效率非常高，当天晚上就把所有重要的秘密机关和有关领导人安全转移。

第四，将一切可以能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区或调离上海。陈赓把钱壮飞安置在一位地下党员家中，从安全和生活上加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对他的家属也作了妥当的安置。国民党也知道钱壮飞在上海，到处缉拿他，国民党特务认识他的人又多，他已无法在上海继续待下去，更谈不上出去活动了。1931年8月间，他与李克农、胡底先后离开上海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第五，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所有重要关系。顾顺章加入中共后，他的许多亲戚和随从也陆续跟着他进入了革命阵营，这就是当时中国特有的“家庭式”、“行帮式”革命。顾顺章的岳父张阿桃、岳母张陆氏，小姨子张爱宝、姨表妹叶小妹，胞兄顾维桢、嫂嫂吴韵兰，嫂嫂的胞弟吴克昌及老婆，以及其他亲属、随从都几乎在特一科工作。他们或当机关工作人员，或当炊事员，或做掩护、交通工作，同样掌握着中共许多机密，认识了许多中共负责同志，顾顺章政治转向，他们也有可能跟着转向。

顾顺章被国民党于4月27日用军舰从武汉送到南京，原拟马上亲自随陈立夫、徐恩曾带着特务赶到上海执行破坏中共的计划。周恩来也估计顾顺章可能会有这一招，他一面指挥中共中央机关大转移，一面指示陈赓部署力量，消灭叛徒。在火车站埋伏，一旦顾顺章下车，不惜一切代价，杀他个措手不及，尽可能将顾顺章处决。

顾顺章在国民党方也不死心，千方百计派人和他的家属、随从接头联系，探听中共中央动向，捞取中共搬家后的重要情报。当时中共中央特科派人侦察得知，顾顺章有些家属、随从明里暗里给顾顺章传送信息提供情报，报告中共中央机关迁移后的新址。有鉴于此，中共中央特委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将顾顺章这些线索全部斩断，消除内部隐患，这才算慢慢从大危机中解脱出来。

叛徒永远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我们更要记住，和平的背后，是动荡年代无数先辈蹒跚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