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土耳其宣布将把索菲亚大教堂再次改为清真寺。
索菲亚大教堂，这座查士丁尼黄金时代的辉煌造物又将再次蒙尘，身为精罗的龙马君自然是万分惋惜。
然而，从土耳其数十年的历史发展来看，这似乎又是预料之中。自2002年起，这个中东世俗国家的“伊斯兰特征”日益凸显，2011年以后，一场再伊斯兰化的历史进程似乎已经是土耳其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任何明眼人都能看出，土耳其已经偏离其伟大的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当初为土耳其民族国家选定的彻底的世俗化之路。
上个世纪，正是这位凯末尔主导的世俗化改革将索菲亚大教堂由清真寺改成了博物馆。
从1920年凯末尔出任国民军总司令领导土耳其民族到现在，正好100年。土耳其经历了从激进世俗化到再次伊斯兰化的曲折历程，恰似走了一道U型弯。今天，龙马君就和各位读者老爷一起理一下土耳其百年U型弯背后的历史逻辑。
一、凯末尔的不朽伟业
凯末尔是位真正的伟人。
如果把二十世纪的历史人物排个名，凯末尔绝对能进前三，这位土耳其国父在危难之时挽救了一战中战败的土耳其，又领导了一场激进的社会改革，几乎以一己之力使土耳其这个“西亚病夫”蜕变为西方化的世俗国家。
在政治上，他以军队为后盾，顶住巨大的压力，废除了苏丹制度和哈里发制度，从而彻底瓦解了宗教权威的基础。
在法制上，他废除了以《古兰经》为依据的宗教法和中世纪以来的习惯法，取缔了宗教法庭，颁布了以民主共和制为指导思想的国家宪法，建立了以欧洲大陆法系为蓝本的现代化法律体系。土耳其的法制改革是如此激进，以至于在法律中明文规定：“妇女禁止戴面纱”。
在教育上，他用现代化的世俗教育取代了神学教育，以国家法令的形式规定学校必须在监督之下教授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知识和思维方式。
在文化上，他废除了阿拉伯字母，土耳其语改用拉丁字母，一切出版物禁止使用阿拉伯语，外来词汇不再来自阿拉伯语，而是开始借用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
在社会习俗上，他禁止在清真寺以外的地方进行宗教活动或穿着宗教服装，要求男性脱掉传统服装改穿西装；废除旧历，使用公元纪年；按照西方习惯使用姓氏；对人不再用传统称呼，而是以西方习惯称呼“先生”、“女士”。
这一改革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日本的明治维新，一样的全盘西化，一样的狂飙急进，一样的成果惊人。
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短短二十年，凯末尔就建立了一个与阿拉伯文化彻底切割的西方化的现代土耳其国。
二、自上而下的空中楼阁
像绝大多数后进国家的改革一样，土耳其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
这里的“上”指的是凯末尔为首的少数精英，他们大都具有西方教育背景，希望通过西方式的世俗化改革使土耳其彻底摆脱传统伊斯兰社会的生活方式，从而融入他们认为的“唯一”的文明——欧洲文明。
而“下”，则是占人口90%以上的虔诚的穆斯林，他们生活在安纳托利亚内陆，对西方不甚了解，极端保守，有着根深蒂固的伊斯兰传统。
从凯末尔当初迁都安卡拉就可以看出，这“上”与“下”之间存在偌大的鸿沟，无论凯末尔缔造了怎样世俗化的政府、法院、大学、军队，这些虔诚的穆斯林都无法真正的世俗化，指导他们的永远不可能是来自西方的现代理念，而是1300多年前起源于麦地那的古老信仰。
凯末尔试图改变这种局面，他取消了苏丹与哈里发的宗教权威，建立了政府管控下的宗教管理机构，这也可以让我们一窥凯末尔主义中宗教自由的实质，并非是宗教与政治两不干涉，而是政治要完全控制宗教。凯末尔的这一野心也让我们意识到：他远远超前于那个时代。
但是事与愿违，对传统的穆斯林而言，那些站在政府立场上拿着政府薪俸的神职人员显然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同样是政治精英发起的“脱亚入欧”运动，他们对于普通大众的改造远不如日本的同行成功。
凯末尔在世时，他尚且能通过崇高的个人威望维系他的世俗化政策，当他不在了，缺乏最广大民众支持的世俗化改革也就成了某种空中楼阁。
三、现代民主的两难困境
凯末尔世俗化改革的核心是现代主义，准确的说，是西方式的现代主义，而现代民主是西方式的现代主义最重要的内容。
在早期，为了改革的顺利推进，凯末尔领导下的土耳其是威权体制的，而随着凯末尔的逝去，他所领导的这些精英要维系自身的合法性，就必须要继续凯末尔的改革，其中之一，就是在土耳其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
这本没什么，民主化几乎是现代所有成功改革国家的必由之路，然而回顾下凯末尔去世后的土耳其历史，这个国家的民主化似乎与世俗化天然相悖。
1945年，伊诺努总统声称缺少反对党是土耳其政治体制的一个弊端，土耳其要用民主的政治结构将土耳其改造成一个“西方国家”。不久，24个反对党成立，不少政党在纲领中强调了伊斯兰传统价值观甚至是原教旨主义原则的重要性。
1946年，民主党成立，他们被看成是将普通民众由政治精英主导的世俗化改革中解救出来的“救世主”，并获得大量支持。
1950年至1960年，民主党掌权，伊斯兰传统价值观被再次提起。
1960年，凯末尔主义者主导的军方发动政变，捍卫世俗化改革成果，权力再次回到坚守世俗主义亲西方的军事和官僚精英手中。
1971年，伊斯兰运动复兴，极端主义不断增长，政府无力控制局面，军方再次政变。
1980年，政党斗争越发激烈，伊斯兰复兴运动与土耳其政治斗争盘根错节，军方又一次政变。
政变之后，重新恢复民主的土耳其开启了渐进的伊斯兰化进程，一种名叫“土耳其——伊斯兰综合体”的介于世俗化与宗教化之间的概念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宗教课程成为初高中必修课，一些民选领导人在讲话中经常引用《古兰经》，而这在以前是违法行为。
1997年，军方又一次政变，重申世俗原则。
2002年，作为伊斯兰政党的正义与发展党赢得大选，土耳其再次向伊斯兰回归。
检讨上述历史进程，我们很容易提炼出这样一种矛盾：
要世俗化改革，就必须实行民主。
要实行民主，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不赞成世俗化改革的普通民众就会掌握权力。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不赞成世俗化改革的普通民众掌握了权力，世俗化改革就要失败。
一旦世俗化改革失败，土耳其社会自然又要再伊斯兰化。
在这种两难困境的约束下，土耳其的历史恰好形成了一道U型弯。
问题在哪呢？与日本、韩国等成功的实行了自上而下改革的国家相比，土耳其精英们并没有完成对普通民众的改造。
如果说土耳其的世俗化改革是一列前进的列车，那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虔诚的民众就是一块巨大的磁铁，它惊人的磁力使得土耳其的政治精英们很难把得住前进的方向。
四、被摧毁的三大堡垒
土耳其的世俗化并非全无基础，凯末尔在世时，就构筑了捍卫世俗化的三大堡垒。
第一个堡垒是高等院校。得益于凯末尔的改革，高校是宗教势力的禁区，象牙塔中的知识精英是深受西方文明浸润的一群人，与疏远的虔诚同胞相比，他们更像是真正的欧洲人。
第二个堡垒是司法系统，司法系统并非民选，接受了西方法治文明教育的专业人才，很难再适应一千多年前的伊斯兰教法。
第三个堡垒是军队。土耳其很早就加入了北约，军队与西方的联系最为密切，长期与西方盟国的接触，不仅使他们认识到了在军事上与西方的差距，也认识到了土耳其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差距。另外，与前两个堡垒相比，他们明显有实际的能力干预土耳其的再伊斯兰化。
从上文提及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每当民选政府有再伊斯兰化的风险，军方就会强制干预，尽管这或多或少掺杂着私利，但不可否认，他们是土耳其世俗化真正的支撑力量。
然而，近二十年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新生的正义与发展党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建立了他们的长期选举霸权。
2007年土耳其军方在总参谋部的网站上贴出了一个声明，称军方是土耳其世俗主义的捍卫者，不允许任何破坏共和国基本价值观的活动发生，随后联合宪法法院宣告正发党占绝对优势的第一轮投票无效，但是，并没有能阻止正发党最后获胜。
经济上的巨大成就以及文化上不断推行的伊斯兰主义让正发党更加势不可挡，宗教势力再次崛起，宗教学校的学生人数由2002年可怜的6.5万人激增至如今的120万人！足足涨了17倍。
2016年，作为土耳其世俗化堡垒的军队发起了最后的抗争，7.15政变爆发，但遭到失败，随后，大清洗开始。
政变后不久，军方2839人被捕，司法系统2745名法官和检察官被解职、拘留。
8月17日，2千余名警察、数百名军人被开除。
9月2日，8000名安全人员，2000多名教师、近520名政府任命的宗教事务主管被解职。
BBC更是报道，土耳其全国所有1577名大学系科负责人被要求全部辞职，15200名教育官员被停职，21000名教师被吊销执照。
至此，三大堡垒全被摧毁，土耳其的再伊斯兰化已无障碍。
五、U型弯之后
从眼下的情况来看，土耳其的伊斯兰知识分子已经取得了对世俗精英的彻底胜利，土耳其的再伊斯兰化已经是不可阻挡。
真正有价值的问题是，土耳其在伊斯兰化的道路上会走多远？我们不妨把这个问题的可能性解构成三个疑问句：
其一：土耳其的再伊斯兰化仅仅是对个人宗教自由的尊重吗？即只是限于允许人们自由的去追求自己的宗教信仰。
其二：土耳其在文化上回归伊斯兰的同时，还会保持国家机器和制度的世俗化吗？
其三：土耳其会逐渐沦为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吗？
从上周土耳其改索菲亚大教堂为清真寺的决定来看，第一种可能应该是不存在了。未来何去何从，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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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土耳其国家与宗教》《土耳其政治模式的历史演变研究》《埃尔多安新土耳其论与土耳其模式的危机》《凯末尔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