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鬼子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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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遗梦（2）
饭店的工作服一周洗一次，由洗衣店取走。我的工作服由于长期作记录，所以很多部位呈黑色。工作服常洗，字又常写，所以我的外卖服总也洗不干净，斑斑驳驳，黑白相间。
人即使有很好的记忆力，也比不了潦草的笔记。毫不夸张地说，是我的工作服帮助我完成了本书的写作任务。
本章“山西遗梦”中的独臂铃木老头儿，就是我在送外卖中所结识的众多人物之一。
二
外地人的北京话再好，我们也可以听出他地方语中所带来的蛛丝马迹，更何况我们中国人在日本呢。当铃木老人证实我是中国人后，他就再没敢直视我的目光。可从那之后，他再不预订别人饭店的外卖，只给我们店来电话。
他想看到我这个中国人，我想。
后来，他告诉我他的右臂留在中国山西省了。而且一瞬间所发生的事情就变成了永恒。
铃木的年龄应该在77到80岁之间。他每天还在颤颤巍巍地工作，是一家土产公司的经理。他的公司前面是个大仓库，里面堆放着大豆、玉米之类的杂粮，后面是他的办公室。办公室宽阔敞亮，正面墙上挂着一幅大油画，画下白色有机玻璃上写着“山西景色”四个字，译成中文应叫“山西风光”。画中表现的是秋阳下开镰收割的情景。铃木老头儿告诉我：“这位日本画家根本没去过中国山西，可我付了钱，‘山西景色’就跃然纸上了。久而久之，我觉得这就是我印象中的山西。”老人驼背，仰着脑袋，用仅有的一只手指指划划地介绍着。
“您去过中国的山西省？”我问他。
老人似乎没听懂，他并不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茫然地看着他的画儿发呆。我感到这里面肯定有故事，又不便开口直接问，于是也欣赏起这幅画来。《山西风光》中的中国农民，都光着脚，撅着屁股挥镰收割庄稼。我感到不对劲儿，便告诉铃木老头：“山西农民的穿着打扮不是这样的，这有点像冲绳的农民在收割稻子。把油画上后面的群山抹去，叫《冲绳风光》算啦。”铃木老头拍拍脑袋，笑了。他说：“这画儿我看了几十年，总感到里面有问题，但始终没找到它的错误在哪儿。”
铃木老头儿的办公室里有各种通讯设备，计算机设备。他用一只手打英文传真，打日文记录、报告书和统计表。办公室前有个大水池，里面有悠然自得的大金鱼。办公室前后道路上种着绿色植物。面对鲜花和绿草，我不知感叹过多少次。
一次，给铃木老头儿送饭，面对他办公室周围的绿化环境，我不禁想起了北京的风沙。
北京这十几年绿化是有成绩的。树木多起来了。但街道、胡同、城郊许多地方，到处可见裸露的土地。有些街道上不但少花也少草。清洁工人们看见有野草也要用扫帚另一头的小铲子把野草锄掉。那些被锄掉的绿色植物，如果叫戈壁滩上的骆驼看见，它该有多高兴啊。去过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你口干舌燥，在金黄色的戈壁之海上开了几小时车时，天边突然出现了一抹绿色，那是多么令人兴奋呀。再开半个小时，就可见到一个村庄。村庄里有水、有草，有牛也有羊，当然更有我们维族兄弟姐妹们——绿色，就是生命呀！不种草便罢了，为什么要把城里的野生绿草锄掉呢？
铃木老头儿看我望着满街的花草发呆，就从办公室走出来：“小伙子！我的面条！”他摇着脑袋走到我的面前，我急忙从箱子里拿出面条连声道歉，一路小跑把面条送进他的办公室。我的道歉绝对是日本式的，铃木老头儿喜欢。他少见地把一双老眼笑成两道缝，金色的阳光洒满他的全身，洒满东京的街道、房屋，洒满街道两旁的花草树木，使绿色植物的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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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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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遗梦（3）
老头儿站在街道边看着我，他的一只独臂握住裤带，高声问我：“你刚才看着街道两旁的花草发呆，我在办公室里看见了，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一直发呆吗？想家了吧？”
我说：“对不起，让您久等了。请您吃面条吧。”
铃木老头儿说：“不忙，你告诉我，我再去吃。”
我说：“我看见东京的绿色真好，北京起风时无数的骑车人都眯起眼睛，风把土吹进人们的鼻子、眼睛、头发，钻进衬衣、钻进皮肤每一个毛孔里。衬衣是脏的，皮鞋是脏的，风尘大时天昏地暗，连街道两边的建筑都看不清。”
铃木老头伸出一只独臂比划着：“种树、种草、种花呀。冬天，草枯了也可以保持住植被，我们日本人就是这么干的。勤奋、再勤奋！东京没有裸露的土地。”
我说：“我回国后真想找北京市长，让那些绿化队、清洁队的年轻工人分批出国看看。让他们随日本绿化队工人们勤工俭学，那该有多好。可这些绿化队、清洁队的年轻人真的来了，住在哪儿呢？两个月的研修学习，日本政府会300％地支持。我在日本驻中国大使馆领事部工作过，什么样的理由，什么样的签证，我闭一只眼一看，就知能签不能签。可住宿就难了……”
铃木老头儿哈哈大笑了起来，金色的阳光使这个独臂老人的笑容充满慈祥。他用一只手抓着我的胳膊摇着说：“你想北京的风沙、花草，你就不想我的面条！我要给你的老板打电话，你小心一点。不过，北京清洁队、绿化队的年轻人真来的话，请一定住我家，免费。一年6批，每批可住20人，一年120人，两年240人。日本的劳动者和中国劳动者互相学习，这很好！如果真能有机会为中国人做点事儿，我很高兴。”
我说：“如果真能来，他们都会像我一样，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他们真能来的话，北京裸露的土地会越来越少，绿色会越来越多，那该有多好哇。”
金色阳光下，我和铃木都手搭凉棚对东京的街道极目远眺起来，那错落有致、鳞次格比的建筑旁，绿草和鲜花像运动着的少女躯体一样延伸，真美。
突然，铃木老头想起了什么：“面条！我的面条！北京清洁队绿化队的小伙子们来了，如果都像你似的就麻烦了！这次我一定给你的老板打电话！你等着！”他一只手提着裤子急急向办公室跑去，他真的生气了。
可是，他并没给我的老板打电话告状，而且第二天他又打来了订面条的电话。这次我一点都不敢怠慢，一路小跑，毕恭毕敬。我悄悄斜了他一眼，刚好和他老花镜上面的目光撞上。他嗔怪道：“送面条就是送面条，不能想风沙。”
我急忙说：“是，是，是。”
三
尽管铃木老头儿工作条件、生活条件都好，可他总是很忧郁，有点像中国*运动中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随时准备被拉上去，坐“土飞机”、挨批斗。仿佛生活给予他的毫无幸福可言，连“幸福过”都没有。
久而久之，他终于和我谈起了往事，断断续续地说了很长时间——
我只在中国呆过一年又三个月就回国了。在中国东北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的师团没有受到过任何抵抗，可以说长驱直入。由于北平的宋哲元将军指挥的政府军29军在卢沟桥坚决抵抗，我们的部队不得不奉命撤退待命，那是第一次撤退。
我们日军一方面以和谈为烟幕，一方面从朝鲜和日本国内增调部队进关，准备大举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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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遗梦（4）
当时指挥官集合部队训话：蒋介石一直命令宋哲元将军执行“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所以宋一直举棋不定。蒋介石的发言，往往是我们日军最关心的消息。如果他开始就强硬，把各地的部队都调入北平，支持北平的29军，那将会大大地影响我们的军心。当时的局势是，我们打到东北，东北军败退，华北无动于衷；打到华北，山西和华东又无动于衷。中国既大又小，一个军阀管一片天地。宋哲元将军决心一战是在1937年7月下旬，并于1937年7月27日通电全中国。
7月26日，我军部队攻占廊坊，并袭击北平广安门驻军。27日，我们以一个半师团的兵力，并配备三个团炮兵、百余辆战车、十几架飞机协同作战，进攻南苑。我们遇到29军驻南苑部队的坚决抵抗。29军佟麟阁副军长、132师赵登禹师长战死。我们日军迅速作了通报，大大鼓舞了士气。那年我17岁，记得清清楚楚。
与29军的战斗，我们连队战亡十几人，但我幸运得连伤也没有。1937年8月8日，由于宋哲元指挥的29军撤退，我们开进北平。当时北平的古老建筑群给我印象深刻，它与日本的古建筑相比较，不但宏大而且雄伟，体现出中国皇帝的权威。
接着我们的师团进攻山西。在山西，*指挥的共产党军队于1937年9月25日首战平型关，使我们第5师团的运输部队1000多人战亡。这次伤亡人数超过与29军的战斗，情报迅速传达，使我们受到震撼，才知道在中国的土地上有强劲的敌人，我们要寻找他们、消灭他们。跟着又有一支共产党八路军在行动，120师从陕西富平地区出发，到达山西叫北神池的地区，归山西的地方军阎锡山将军指挥。只一仗，我们就知道了共产党的八路军坚强有力。他们军队人数虽少，但这次混同人数众多的山西地方军一同抗日，使我们受到很大威胁。
当时我们真是如坐针毡，吃不好，睡不安，精神紧张。每天不是应付游击队，就是要防止共产党八路军和地方军的进攻，而且要想办法找到那些部队，正面作战。只要他们摆开决战的架势，我们坦克部队、飞机和山炮团就能跟上来，但总找不到这种机会。
当时的大军官有大米饭吃，而后援部队不敢轻易运来粮食，所以我们饿得眼前发黑，连草都想吃。进村去找粮食，村民都跑了，墙上写着反日标语。军官训话说只有消灭强硬的抵抗部队，中国国民才会老实。我们勒紧裤带齐声高喊：“要歼灭敌人！”
有一天得到一个情报，说有个山区刚刚隐藏进一批八路军115师的伤员，他们曾参加过平型关战役。这批人夜间行动，白天休息，已经转移了4个地方。他们有马匹、有枪支，还有医务人员，看他们的最终目标可能是西渡黄河，移师陕西境内的共产党区域。
那片山区的村子穷极了，连饮用水都没有。井深在20—30米，但听说是八路军的据点。晨露未干，我们悄悄包围了那个村子，被我们驱赶到一起的100多男女老幼全都对我们怒目而视，没人说出八路藏在山林里什么位置。在林立的枪刺面前，他们居然敢无视我们。
面对我们包围的沉默人群，山田上尉大声吼道：“开始吧！”随即伍长命令我把面前一个仅一、两岁的小男孩刺死，以此逼迫人们说出实情。白刃战，我敢端上枪刺狂吼着迎上去。杀小孩，我可不敢，我迟疑。伍长怒了。他大喊一声，拉出那个孩子就是一刀，孩子没哼一声就死了。我吓得两腿哆嗦，人们都低下头去，畏缩成一团。只有一个老头儿冲出人群，他不管不顾地用嘴*从孩子身体里涌出的鲜血，并大声叫着孩子的名字。他满脸都是血和泪水，几百人听他悲惨地叫喊。
我认识的鬼子兵
> 山西遗梦（5）
山西遗梦（5）
伍长吼叫着命令我把老头儿也干掉，“浑蛋！看看这群人说不说。”我上去一枪刺就扎进老头儿的腹部，没想到他双手紧紧抓住我的枪不放手。他竭力嘶喊着什么，我用尽全身力量也没能拔出枪刺，只是把老人拖了几米远。
“轰”的一声，人群炸了。他们顶着雪亮的枪刺赤手空拳向我们扑来。用牙咬，用手抓，用石头，用农具……女人的哭叫、男人的狂呼、哀号与日本兵的嚎叫连成一片，像地下的岩浆一下子涌进了这山村野林。混乱中，一个青年跳过来一柴刀就砍下了我的左臂。边上一个日本兵一声嚎叫又一枪刺扎进他的胸膛。那一瞬间永远印在我的脑海里：那老人自己双手拔出了三八枪，然后睁着眼倒在地上！我当时一点不感到痛，只感到有股热流从刀砍的地方向外喷涌。卫生兵冲过来使劲勒住我断臂上部，我立即昏死过去。
后来听说这100多村民全部被我们300多日军杀了……村里的房全烧了，后来山林也起火了，烧到我们日军撤离那一天还在烧……
由于感染化脓，我的左臂残余被我们军医彻底锯掉了。再后来不久，我和一批战伤者一起回国了。
半天，我问他：“那中国老头儿喊什么呢？”
“‘瓶（拼）了吧，瓶（拼）了吧！’我去过中国，我只记住这一句中文，我永远忘不了这句话。那是在愤怒和绝望之中，我们人类由于被残杀而发出的最后的呻吟，是一个长者面对死亡而向他的村落发出的最后命令……”
他始终看着窗外，但夜晚的窗外什么也看不清，可是铃木还在努力地看着。他的背深深地驼下去，青筋毕露的右手放在膝上。他坐在那儿像一尊泥塑。
万籁俱寂，我能听到任何一个细微的声音，热闹的东京好像已经死了。我仔细寻找那撕心裂肺的混乱，我想闻到血腥，我想重新回味那来自人间地狱的一切。但东京的夜晚静悄悄，东京的夜晚像东京人，他们在本能地掩饰过去。
“人间地狱”本是人类社会所制造出来的宗教恐怖概念。自从有了日本兵，我们中国的土地上四处都变成了活生生的人间地狱。今天，我面前的独臂老鬼子又一次重新揭开了这历史的一幕。半个世纪前，他们就是人间的恶魔呀！
天气并不冷，但我却浑身哆嗦。我知道我的脸色是铁青的，我捏紧拳头，不知是怎么走出了那个办公室。
他为什么要向我讲述这些惨烈的人生经历呢？是不是只告诉过我这个中国留学生？如果他的胳膊没有被中国农民砍掉，他会向我讲述这一切吗？
半个世纪前这非人道的故事，是必须要向谁倾诉的吗？
四
那个星期是我送外卖出错最多的日子。悲愤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我的心头。有时我一边开摩托，一边大哭起来。就在东京的大街上，在无数日本人困惑的目光中。我这个男人忍不下去呀，我不断用脏手使劲儿抹去我眼中涌出的泪水。我为同胞们感到悲哀，我为中国人的悲惨遭遇而感到难过。我们中国人是牛还是马？任你们杀？！我们一个堂堂大国就是因为当时不团结、不强大呀！
我的心情无论如何也平静不下来。
五
结果，东边的田中和西边的田中一块儿给我们饭店打电话。东边的田中告诉老板：“我今天根本没要拉面，他给我送来两碗。”西边的田中说：“这哪里是拉面，这是两碗浆糊！”
中曾根家的饭没送错，可他也给老板打电话：“错了？没有！订什么他送什么，对极了。可他没收钱就走了。从今以后，就开始白吃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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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遗梦（6）
山西遗梦（6）
我们老板刚撅着屁股道完歉，两个佐滕又来了电话，其中一位夸奖：“在你们那儿送外卖的留学生是个搞推销的好材料，他动员我把八宝菜和啤酒买了，说反正还热着呢，再说我也姓佐膝，没错！我是姓佐滕可我从不吃肉哇！”
我们老板是个很和气的人，他笑眯眯地对我说：“你以为这么大个东京就你一人有驾驶执照吗？再错的话，我就扣你的工资！还错的话，就对不起了，你给我滚蛋！”
有一天，老鬼子铃木突然抬起头，直视我的目光。他那混浊的目光中充满了警惕和戒备。他说：“我看你像个记者，因为你跟我聊天时总在你的工作服上记着什么。”我说：“我并没问你什么，全是你自己告诉我的。再说，全世界您见过我这样邋遢的记者吗：穿一身破白工作服，骑一辆破摩托，咱是打工的穷留学生而已，何来记者？”
作为普通的日本国民，战后50多年来，铃木顽强地生活着。他的左臂留在了山西，用右手写字，整理文件。他的商社进口美国的大豆，再把大豆批发给那些做豆腐的小商社。我问他为什么不进口中国的大豆，中国东北的大豆可好呢，他摇头不语。
最后一次给他送饭，我把饭菜的包装拆去，整齐地放好。再把衣冠不整的他收拾一下，把衣服扣子系上，把裤子给他提一提——他现在是残疾人。战争的风云已经飘过去了，需要站在高一点的地方，才能看见它黑压压的外貌。
我要走了，和他告别，告诉他我的续任是个日本高中学生，请他多关照。请他自己也多保重，健康比钱还重要，能休息就别工作了……
他显出无限的伤感，告诉我：“你要走啦，你走了，我就不订你们店的饭了，不好吃，不好吃。如果你还在东京，请你一定来看我，一定来呀……中国人好，中国青年好。我正在联系进口中国的大豆，第一批货最近就要到了。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想去山西的那个村子去看看。过去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噩梦，我要为死者的灵魂祈祷安宁，也让自己的心灵得到安宁。你陪我一起去好吗？”他用仅有的一只手抓着我，仿佛怕我跑掉了。
“北京清洁队、绿化队的年轻工人如果能来东京短期研修，就请住我家吧，一定，一定！我会关照他们的。”我想告诉他：我那只是一种设想而已，中国普通人的设想仅仅是空想，但我没敢说。
他终于直视我，让我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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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忏悔是真诚的。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混浊的老泪，右眼应该说有角膜云翳。我始终认为战争的罪犯不应该是他，也始终认为人类应该尽可能地避免战争。因为战争的行为是普通人之间的厮杀，而发动战争的人倒坐在一边看着，而且这些人还在梦想着复活日本军国主义。
独臂老人，你的右臂半个世纪前留在中国山西省的土地上了，因为战争发动者的罪恶。你常常告诉我，那是一场不堪回首的恶梦。既然你还活着，并且有所忏悔，所以我希望你健康地活下去，并把你的故事也能讲给日本青年们听听。毕竟，你已经走到历史博物馆的门口了，再上两个台阶，敲不敲门，那扇门都会自动打开了……
你爹是八路？
一
老鬼子山田已经病入膏盲了。他鼻子里插着氧气管，说一句话要喘上三喘。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离我打工的饭店不远的街上。他拉着氧气瓶车，走两步喘一喘，走三步停一停。我猜想他是希望最后一次看看东京的阳光、东京的街头吧。他以军人的习惯勉强挺起胸，风把他稀稀拉拉的白发吹得颠三倒四。我喊了他一声，他没听见。我又喊他一声，他还是没听见。我知道他已经几个月、甚至一年没见过阳光了。我想此时他在人生最后的时刻重新体验生活的喧闹，一定很高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