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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的鬼子兵》方军

我认识的鬼子兵
> 谢谢伊桥彰一(1)
谢谢伊桥彰一(1)
伊桥彰一是原侵华日军的老兵,我为什么要感谢他呢。
2000年年夏季,我应邀去日本东京,参加由日本侨报出版社组织的《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的发行仪式。在发行仪式后,有三场由日本各界参加的演讲会。
13-1 9月3日演讲会
正是在其中一个演讲会上,我认识了伊桥彰一先生。
规模最大的,应该是9月3日在东京后乐园饭店的演讲会,中国驻日本国大使馆的公使武亚朋先生和张总领事都去了,并且讲了话。日本各界学者也分别发表了热情而慎重的看法。让我万分感动的场面是,张总领事私下对我说:“如果日本右翼分子来捣乱,那么,我就站在最前面。”不过,那天的会场气氛非常友好,一切思想活动都可以交流。我认为中日国民之间有这样的友善交流的话,那么,什么样的风浪都可以渡过去。
我在那天的会上说:“中日关系,在20世纪前半叶最让人刻骨铭心的事,无外乎是日本国对中国发动的侵华战争。在20世纪后半叶最让中国人关注的是日本国右翼势力对侵华战争的否定和美化。而我写的书是一扇心灵的窗子,打开这扇窗子就可以看到许多普通中国人的心愿和心声。我在北京的日本国大使馆及日本《读卖新闻》北京分社工作多年,又利用在日本国留学、生活多年的机会采访了十几位原侵华日军老兵,我用我的眼观察侵华老兵的生活现状和心态实录,我又用文字堆积出这本书。面对中日两国数千年的友好交流史,我感到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事。因为我所表达的思想,正是这个年代很多中国普通人要表达的心态和意志;我所希望了解的日本老兵的生活状态,也正是许多中国人所希望了解和关心的事情。”
另外的演讲会情况就有所不同了,空气有一些紧张。听说,日本右翼学者来了。
在东京某区的市民会馆里座无虚席,这次演讲会的开场白由原日本《读卖新闻》北京分社的社长丹藤佳纪先生介绍我的情况。丹藤佳纪先生是1972年中日建交时首任驻在北京的日本记者,他拍的第一张照片是新华门前飘扬的中国国旗。我给他当过数年的秘书,深深地了解他作为一个学者为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所做的大量工作。在我的外交部同事中,对丹藤佳纪的为人和学识的评价也都是赞扬的。有幸的是,日文版《我所认识的鬼子兵》一书的序是他写的,该书后来赢得畅销书第7位,我想与他写的《序》有很大的关系,原因是日本国民有一个习惯,当他们需要了解外面的世界时,往往一定要先听本国人的看法和意见。
听说有不少日本学者准备在演讲会上和我好好“交流交流”,可是看到研究中国问题已经是学术泰斗的丹藤佳纪发了言,他们也就客气了许多。他们只是问我现在在干什么,我回答我现在尽可能多地采访“最后一批人”。所谓“最后一批人”就是在日本所发动的侵华战争中被侵华日军强征为*隶的“慰安妇”、劳工、被侵华日本老兵称之为“政府军”的国民党老兵、八路军老战士、当年支援抗战的爱国华侨和被侵华日军*过的中国人。这些人如今都七老八十了,再不记录下他们的所思所为和生活场景的话,就可能永远失去机会。
当然,也有麻烦。有个中国年轻人发言,他说你写的书应该让日本人理解!
我知道他的意思,那当然是我写的书日本人不理解了!这还了得!友邦惊诧!

我认识的鬼子兵
> 谢谢伊桥彰一(2)
谢谢伊桥彰一(2)
我心里说话了,侵华日军何止一个南京大屠杀,他们在中国广大地区实施的“三光政策”杀害了多少中国人呀!日本时至今日没有向中国人民道歉;日本右翼势力今天还在为侵华战争的罪行涂脂抹粉!这些,我还不理解呢。
沉默中,我目视着这个“汪精卫”,心里讲话:“狗日的,侵华日军在你家乡杀人放火、奸*女。你爷爷、奶奶没告诉你吗?你这是个数典忘祖的狗东西呀!来了日本你就当狗,可是你还要回到中国去呀!你有何颜面见江东父老呢?抗日战争中的投降派最后的命运,都是让日本人抛弃了!没有一个人有好下场!难道你喜欢摇尾乞怜?”我到现在,还能指出这个狗杂种是谁来。我相信,侵华日军再来,还是有成群的汉奸跑出来当狗的。
又一位坐在最后一排的中国小姐站起来发言,她说:“你在北京某大学演讲时一位男生说:‘谢罪,我们又能得到什么?”一位女生立即站起来说:‘我们中国人得到的是尊严!’全场都听到了这样的话,并且掌声雷动。可是,现在,这个男生又改口说,他没说过这样的话。你打算怎么应付这件事?
我说:“我不想和中国人为敌。”
这时一位日本大学教授发言了,他说:“战争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你们中国人老是要求谢罪、谢罪的,还有个完没有?你看我们日本国多好,美国人在广岛和长崎扔了原子弹,可是,我们日本人就不要求他们谢罪。”
我想了想说:“你是哪个大学的教授?”
他不自然假笑着说:“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平和地说:“我要把你的行为告诉中国人民。日本侵略了中国15年,杀害3500万中国人,可你却希望中国人不要说话了。你叫什么名字?请告诉我。”
他收敛起笑容,急忙坐下了。
气氛开始紧张了,所有的与会者都在摩拳擦掌,……“战争”一触即发。
坐在中间的一位日本学者终于发言了,他说:“你在日本留学是边打工边送外卖,这样可以接触很多人,这一点我不否认。我上大学时打工也送过外卖,不过是骑车。有很多客人也和我很熟,无话不谈,因为送外卖不是记者采访,所以没有戒备心理。可是,参加过战争的人能和你谈那么多心理上的活动吗?他要谢罪的话,不承担压力吗?这个压力,有来自于老兵协会的、家族成员和街坊邻里的。而且,否定过去就是否定自己的年轻时代,就是否定日本国在历史上的形象。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从锁国变化成今天的经济强国,这不是要几代人的努力吗?现在日本学者中有一种学说是反对‘自虐论’,我比较赞同这种观点。要是把我们的历史说成是残暴和黑暗的话,那么,我们怎么面对我们的学生呢?你们中国的历史教育为什么不批判自己发生过的错误呢?每个国家的国民都爱自己的国土,日本的老兵怎么会和你这个外国人说自己的历史不正确呢?该不是你杜撰的情节吧?”
会场上交头接耳“嘁嘁嚓嚓”连成一片,第二次浪潮又要来了。
我的脑袋瓜子“嗡”的一下,我在日本国的采访是从1991年开始,前后采访近20人,有的顺利,有的三缄其口。1997年2月14号,我日记中记载采访了一个躺在病床上的侵华老兵,他曾经在河南驻守。我采访他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床头病历上写着“曾经染过梅毒”,一问才知是1942年在中国河南染上的。这是我采访的最后一个人。

我认识的鬼子兵
> 谢谢伊桥彰一(3)
谢谢伊桥彰一(3)
如果让我马上拉过来一个日本老兵当堂对质,我上哪里去找人呢?
我从中国赴日参加由日本侨报出版社举办的发行式时就想到了这一点。现在,还是发生了。任何事都要重证据,法律也好,报告文学也好。我估计演讲的结局会不欢而散。
会场上有很多人在发表议论,不当场拉出一个日本侵华老兵来,看样子是下不了台了。
这时,坐在第一排的三位白发老人先后发言了,谁曾想他们三位都是侵华日军的老兵。
第一位发言的老人叫,他在战争中瘸了一条腿,可是,他却坚持站着发言。六,零,文,学
他说:“我今年81岁,1938年到1945年参加侵华战争,担当过下级军官。战争中,我们当然杀害过中国人,我们日本国就应该就战争的罪行给中国人民谢罪。我1945年被俘,被中国军人押解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始时,我一百个不服气。我一直认为中国人是下等人,我们日本军作为占领军才是上等人。经过长时间的教育,我还不认为我们日本军有罪。中国军人始终优待我们这些战俘,我认为这是一种‘落后’对于‘先进’的礼让,是理所当然的。
“先让我折服的是中国管教,他们吃粗粮,却让我们吃大米!我们日本军队能这样吗?
“有一次,来了一位哈尔滨南岗区中国老大娘,她对我们这些战俘讲话:‘1944年,我19岁的儿子被你们731部队抓去了。他是一个多么听话和孝顺的孩子呀,他帅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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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高马大一表人才。他爸半身不遂、卧床不起,家里的劳动全依靠儿子了。为了救他,我天天在你们日本军队的门口等,三天以后,一辆卡车开了出来,有人说:
‘你儿子就在上面。卡车是去埋尸体的,一周三次……’
听了这话,我就跟着汽车跑,跑呀、跑,我都快急疯了。跑到停车的地方一看,我儿子早死了,他和几个中国人都被开了膛,内脏都没有了。埋之前,我抱着我儿子的尸体放声大哭……如今,解放了,中国人都过上了好的生活。可是,我的儿子,他再也回不来了。’
“这,就是中国母亲给我们这些日本战俘讲的故事!这个故事震撼我们所有的人!
“1956年,中国的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下令,我们这些战争的罪犯可以回国了,我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好不容易找到住宅的旧址,早已物是人非了。街坊告诉我,1944年,美国飞机在日本国轮番轰炸,我的母亲、妹妹、哥哥、弟弟,全被炸死了。
“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了空前未有的灾难,也使我们日本国民遭受了苦难,战争的发动者是罪恶的根源,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应该世代友好下去。战争的苦难,正是由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亲身体验的,不管是加害一方,还是受害一方。”
说话的同时,他转身把右手的食指……那食指是搂过枪机的,指向身后所有的人。他嘴角向下,怒目圆睁,白发倒立,充满威严。我想,作为一个长者,他的威严来自于他对战争的亲身体验和长期思考吧。
正是歪风骤聚之时,“半路杀出程咬金”。我怎么能不感激呢?
伊桥彰一还在讲话,我从心里已经冒出了一句话:“谢谢!伊桥彰一!”
又有一名日本侵华老兵发言,他叫盐谷保芳。他双手压在拐杖上,目光炯炯。他的话语虽然不多,但是,也表示“参加过侵华战争,在山东。日本应该谢罪”。——这就齐了。

我认识的鬼子兵
> 谢谢伊桥彰一(4)
谢谢伊桥彰一(4)
我是很穷的人,而且,只在日本国东京呆了7天。但是,我向朋友陈亮借钱买了一架摄像机。我又和陈亮一起去采访了两次伊桥彰一老头儿,大约记录了他三个小时的讲话。如今,音像资料就在我手上。我现在的资料库里专门准备了四十几封六名老鬼子兵的信件,和几十张照片,加上各种声像磁带,我应该时刻准备着反击别有用心的人。
在这之后,大约过了很久,伊桥彰一又从日本给我寄来一公斤重的资料,我打开一看,全是他的生平。他说他信任我,希望我把他的一生经历、坎坷和思想上的变化全写出来。
是呀,作为老八路的儿子,我曾经听过不少中国军队和侵华日军鬼子兵作战的故事。作为河北省满城县方顺桥村的后代,我又怎能忘记我的家乡曾经被日军烧杀成无人区?!家乡的父老乡亲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们的子孙能和日本鬼子缠到一起去吧。
但是,今天,当一个老鬼子瘸着一条腿在我的演讲会上坚定地说“日本国应该就侵华战争的罪行给中国人民谢罪”的时候;当他握着我的手说“写我吧,我信任你”的时候;当日本右翼学者在侵华日本老兵铿锵的演讲中悄然退场的时候。
我该说些什么才好呢?
侵华日军最后一名滞留中国的老兵——102岁的山崎宏
一 中日参战群体像空中迁徙的鸟群渐行渐远
抗日战争结束64年了,战争亲历者像无数空中的风筝,渐行渐远。
但是,我个人采访战争亲历者的工作始终在进行着。
很多人问我一个同样的问题:“你采访对象的信息来源?”说白了,就是:“你怎么会知道哪位老兵在什么地方?”其实,我的信息来源主要是坐在家里:“坐享其成”。
我自认为,我研究亲历战争老人的行为是“得天独厚”的古怪行为。或者,是“天时、地利、人和”都需要我这么做下去。再换句话说:媒体不采访,所以,“需要传播自己的人”就找到了我。
我再打个比喻,尊敬的读者,请您闭上眼睛思考出一张您最为熟悉的报纸来,她会去采访一位亲历抗日战争国军老兵的辛酸经历和心路历程吗?即便是采访了,可以刊登吗?
有些人一生都感觉自己打日本是对的;但历史却不给他丝毫展示、炫耀的机会。
有的老人在国家危亡之时挺身而出、在枪林弹雨中幸存至今。但是,他们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在生命的末期,看着贪官污吏为非作歹、作威作福、为所欲为、享尽清福。
我在日本国采访20几位侵华日军老兵,他们异口同声地、悄悄地、神秘地问我一个问题:“他们(中国军人、政府军、八路军、新四军)生活得怎么样?”
“天壤之别”,我回答:“你们有天皇的恩给、有参拜。可他们一生,天壤之别。”
侵华日军老兵尽管熟知中国的共产党、国民党,熟悉中国连天的内战,熟知中国人打中国人。但是,听到这样的信息,还是被惊讶得张口结舌、目瞪口呆。
我最近的信息来源,是有人看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会客厅”对我的采访后来电话。
来电话的是两位中国远征军老兵,戴安澜200师的兵,参加过缅甸的同古之战,其中一位,还走了缅北的野人山。两位远征军老兵,一位95,一位96岁,他们还有中国远征军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时发给校官级军官的戒指,上面有英、美、中、俄,四国国旗,和V1945的字样。1949年之后,*的蒋家王朝被人民推翻。自此,这两位曾经的国军老兵就再也没有领取任何抚恤金、没有任何医疗保险、没有任何荣誉地位。

我认识的鬼子兵
> 谢谢伊桥彰一(5)
谢谢伊桥彰一(5)
抗日战争胜利64年了,国军庆祝日本投降的戒指,作为货币在商品流通中大浪淘沙中,怕只有一枚了吧?
“需要宣传自己”和“宣传自己家人”的人大有人在。这种情况,一般,是国民党抗战将士。“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这也是青年一代不可逾越的理解障碍。比方,老八路,《地雷战》、《地道战》,他们60年前就开始以英雄的形象给青年讲述“打日本的经历”了。而行将就木的国军抗战将士是“现在才开始”敢于张口夸奖自己的。这在1967年,即便是吃了豹子胆,也没有人敢说:“我是国军抗战将士,”或者:“我家有国民党抗战将士。”
可以说日本人没有费一枪一弹就让正面战场的国军在50年内噤若寒蝉、免开尊口了。
我家原住在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宿舍的幸福村一楼,1968年,我亲眼所见,一位原国民党军官上吊自杀。他家住5单元5层2号。这个人,抗日战争时是国军少校,曾经与日军血战过。
“我家邻居有两位中国远征军老兵。”这个信息是我刚刚听说的。
他们是88岁去世的马振先生,和早已经去世的严少端先生。
我也是上周,刚刚听说二位曾经是中国远征军老兵。
我熟知二位,比方马振叔叔,在中国作协开会时,我们还交谈了许久。
遗憾。我印象中,这两个人是“一生三缄其口”的。
从卢沟桥事变算起,在八年抗战中,国军将官阵亡有206名,包括集团军总司令两名(张自忠、李家钰)、军长八名(郝梦龄、吴克仁、冯安邦、陈安宝、唐誉源、武士敏、王甲本、王铭章)、副军长两名(佟龄阁、郑作民)、师长廿名(饶国华、戴安澜、孙明瑾、赵登禹、石作衡、李必蕃、彭士量、刘家麒、许国璋、钟毅、方叔洪、朱世勤、寸性奇、王俊、阚维雍、刘桂五、王凤山、洪行、吕公良)、副师长13人、旅长17人。以上殉国206名国军将领全部是国民党党员、多数是黄埔毕业生。
以上所述,是几十年来,宣传甚少的人物。
抗战,是一本浩瀚的历史巨著。像烟波浩渺的海,像巍峨连绵的群山,像雷霆万钧的暴雨,像飞机舷窗外连天的云海。我们此时翻看的恰恰是巨著的最后篇章,我们填补的正是巨著的最后一页。亲历15年抗日战争的老兵们正像空中迁徙的候鸟,渐行渐远……。
文不对题,言归正传。前不久,山东画报出版社的秦超编辑来电话,说是他所在的济南市还有一位日本老兵,还在天天给人看病。我将信将疑。
我1991年开始,在日本国采访侵华日军老兵。直至昨天,还有 1914年2月27日出生的侵华日军老兵本多立太郎给我写信。说他要去法国,宣传“放弃战争、珍惜和平!”
我从没听说过:“中国的国土上还有滞留的侵华日军老兵!”
从1931年9?18事变,日本占领东北到现在已经过去了78年。
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卢沟桥事变距今也72年了。
1945年日本投降,距今64年了。哪个神仙能活到今天?
秦超编辑坚持说,他调查了。老人叫山崎宏,1907年生人,至今保留日本国籍。确实是天天给人看病。我感到,刻不容缓、历史的机遇如白驹过隙,稍纵即逝。应该马上动身,前去采访。山崎宏是日本人,这事儿当然就应该先找山东济南外事办公室联系。
济南外办在济南市政府内,济南外办的办公楼是个古老的建筑,应该有百年以上的历史。我看,像是德国人在侵华战争时留下的建筑。济南外办主任叫于鲁闽,他的父亲也是老八路,和我的父亲同岁,巧了。外办还有两位女士,一位是英语的,一位是日本语的。外办的三位同志非常热情,他们派车把我们送到了山崎宏老先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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