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鬼子兵
> 无知的日本姑娘（3）
无知的日本姑娘（3）
野崎从书架上抽出十几本书向我介绍：“你先看这本，再看那本。”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有几个版本。其中有一本书的开头这样写道：“屠杀的‘屠’字在日本语中是杀牛、杀猪的意思。可是中国人却把它用做杀人的意思。说那次事件中死难者有30万、20万，这是夸大的数字。”
有一本关于慰安妇的书，这样写道：“由于到外国去的日本军人在生理上的需要，所以就有了从军慰安妇。从军慰安妇大都是从朝鲜半岛带去的，也包括日本占领地区的女性在内。日本政府已于1993年正式道歉。与政府间的赔偿不同，原从军慰安妇们已要求对于所受到的身心伤害给予个人的道歉和补偿。”
我向野崎介绍，中国人的书观点比较一致，尤其是历史方面的图书。观点大相径庭的书也有，表现自然科学方面的争论比较多。而日本有的历史教科书起到歪曲历史真相的作用。
据我所知，1945—1955年期间，日本的教科书与今天的教科书不同。那时，没被判处极刑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们活像一群四处挨打的恶狼，刚刚龟缩回东瀛列岛。那时日本受原子弹袭击的创伤还历历在目，战斗机、战斗舰、远程火炮无一例外地在美军监督下销毁。日本各个港口每天都有从亚洲各地撤回的败兵登岸，东京车站无家可归者成千上万。到处都可遇到要饭孩子们伸出来的、脏乎乎的小手。那个时候，驻日美军的吉普车还在日本的国土上耀武扬威；那个时候，日本姑娘向美国大兵发出献媚的微笑；那个时候，美国人还在左右着日本，从法律、意识形态到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那时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们和他们的“理论家”们只能从垃圾箱里偷偷地向外窥视。他们不敢大放厥词。
1951年至1954年的朝鲜战争，使日本渔翁得利，发了战争财。从1955年开始，随着经济上的逐渐复苏，政治上的论调也开始气粗起来。1957年，日本文部省在鉴定教科书时说：“把日本所进行过的战争说成是帝国主义的战争不太好。”于是，文部省的官员把“帝国主义”改成“先进的资本主义”，把“争夺亚洲市场”改成“向各地扩张”，把“对中国的侵略”改成“与中国的战争”。他们用这种歪曲事实真相的做法，来减少当年日军犯罪的责任。
1958年，日本文部省制定《学习指导要领》，规定要用拘束力来监督教科书的修订。这个方针起到了从根本上歪曲历史真相的恶劣作用。
1969年，文部省改订《学习指导要领》，干脆删去关于战争责任和反省的内容。
1982年，文部省在改订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时，把“帝国主义侵略”改为“对殖民地的扩张政策”，把日本军“*、杀人、放火、掠夺”等事实在教科书中一律删去，对“大屠杀”、“万人坑”和“细菌战”等词汇，用“非历史性名词”、“学校教育中不使用”、“辞典中没有记录”等理由，把它们从教科书中删去。
1988年，日本文部省进一步把“侵略”改为“进出”，把“南京大屠杀”说成“描写不客观，死伤30万人以上是中国方面的夸张，与事实有出入”。
1994年，日本文部省对高校历史、地理、教科书作鉴定时，把“南京大屠杀”改为“南京事件”，并在教科书中这样描述：“日本军占领南京时，遇到中国人的激烈抵抗，在大混乱中有很多中国军民死亡。关于死亡人数有许多争论。”还把“从军慰安妇”一节中被日本侵略军性暴力虐待的受害妇女人数全部删去，以此掩盖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我认识的鬼子兵
> 无知的日本姑娘（4）
无知的日本姑娘（4）
对于来自中国、韩国、朝鲜的抗议，日本自民党说“鉴定是公正的”，“教科书是国内问题”，“并不干涉他国”，从而坚持错误的历史观点。
我给野崎讲日本侵华史，让她大吃一惊。
我讲教科书史，也让她大吃一惊。
对于日本对下一代的“独特教育”，我有我的看法。这点我和野崎讨论过。我认为在日本所发生的“历史教育”和“现实教育”常常发生矛盾，这种矛盾在人们的思维信息系统中形成冲突，从而诱导人们重新审定、评估这种“信息”的来源，最终会导致对日本教科书的重新审定，还其本来面目。二战以来，日本是媒体开放、实施*的国家。比方日本数不清的图书馆中有批判天皇、指责天皇要对战争负责的书便是例子。每年“八?一五”前后，播放的二战纪录片虽被剪辑过，但也能从侧面看到当年日军在亚洲各国所犯下的暴行。以新闻报道的快捷直白而著称的日本新闻媒体，更是把被侵略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抗议、*、愤怒、不满以同步的传真方式展现给日本国民。青年人看了媒体播放的历史纪录片和报刊上的新闻报道，发现和教科书有很大差别，于是产生种种困惑。
我对野崎说，我们在图书馆里找资料也好，谈话也好，还不都是因为“教育”而产生的困惑吗？
野崎点点头，表示同意。
三
同是女孩子，东京的高三学生比北京的高三学生在生理和心理上都要成熟得多。中国的封建时代是讲究三从四德，质本洁来还洁去，夫死应守寡而终，女人以*为罪孽。而日本开放较早，在性观念上与中国有较大差异。因此，“慰安”这一词的部分含义，野崎能听懂。但她对慰安妇问题，仍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她问我：“既然是*，战时又多给钱，她们怎么今天还抗议呢？还要赔偿呢？今天我看了电视，南朝鲜的妇女在日本使馆前抗议，要求对她们身心所受到的伤害给予国家的道歉和补偿。可那时不是金钱交易关系吗？”
关于“从军慰安妇”，我告诉野崎：
1991年，韩国慰安妇金学顺首次站出来，公开自己二战中的经历，并向日本政府索赔，这才使埋没半个世纪之久的慰安妇问题公之于世。
作为一种独特制度的存在，是有其深远的历史背景的。日本江户时代，卖春、娼业发达。明治国家建立后，日本政府于1900年将卖春作为一种“劳动职业”加以肯定。政府管辖内的妓院要定期进行卫生检查，并将这些*称为“公娼”；不受政府管辖的，则称之为“私娼”。这种公娼制度的存在，起了淡化日本人对卖春、买春丑恶印象的作用。1905年，日本吞并朝鲜半岛后，将具有日本特色的公娼制度输入朝鲜，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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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军需”在兵工厂附近设置妓院。这就是后来“慰安妇”的雏形。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他们在大肆屠杀中国人的同时，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惨案”。此后，日军大本营以“防谍、防性病、减少*事件”为借口，建立了日军专用的“随军慰安所”。其实是将朝鲜、中国妇女作为日本兵“性发泄的工具”。让那些久别家乡、在天皇体制淫威下积蓄着抑郁和苦闷的士兵，得到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发泄，以维持其侵略统治。因为慰安妇决不是通常所说的单纯的性买卖关系，而是日军残酷*、灭绝人性的犯罪行为，所以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
我认识的鬼子兵
> 无知的日本姑娘（5）
无知的日本姑娘（5）
据日本媒体转引自韩国的报纸报道：“当年被抓到中国战场去的韩国从军慰安妇有2000多人。”这个数字和侵华日军几百万人的数字相比较，是个怎样的“慰安”比例？我问野崎，她答不上来，感到茫然。我对野崎说从军慰安妇的情况，侵华日军肯定会向日本军部大本营报告。日本国至今存有日本旧军部留下的大量档案。如果日本真想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就应该公开这些已封存50多年的旧政府档案，特别是关于“慰安妇”的档案。美国政府规定30年前的政府档案可以公开查阅。德国早就公开发表纳粹德国的旧档案。甚至连前苏联的档案，也已开始公开。日本国既然强调民众有“知的权利”，为什么不敢公开旧陆军部档案呢？
8-22 1939年5月在汉口被日本兵俘获的中国军队护士。后被强迫充军为随军慰安妇，备受凌辱。
8-23 1937年日军在南京凌辱我国少女。日本教科书中把“慰安妇”解释成“商业行为”，是“给了钱的”。因此，许多日本青年不了解历史的真相。
据日本陆军第一复员省出版的《大东亚战争动员史》记载，1945年战败前，日本在中国战场上先后有423万陆军分布在中国从东北到海南岛的漫长战线上。日本学者秦郁彦曾发表论文，说中国战场有被日本军抢夺、俘虏、诱骗及征用的*共10万人。按中国学者苏智良的调查统计，仅中国战场就有约20万慰安妇，其中还不包括被日军奸淫的妇女。那423万侵华日军和10万或者20万“慰安妇”，这是怎样一种凌辱关系呢？我向野崎引用了苏智良学者的原文：“慰安妇每天接待30至50个日军士兵是很平常的。繁忙的时候，每间房前都排了数百人长队。有个中国慰安妇6小时内接待了76个士兵，最后她连站都站不住了。还有的一天内，竟接待了100个士兵。大部分慰安妇被糟蹋后，发生体质变异，出现便秘，*膨胀，乳房剧痛，蔓延性病、疟疾等。在中国慰安妇里，母女、姐妹、姑嫂同受蹂躏者并非罕见……日军还将身患性病、治疗无效或身体衰弱、无力服务的慰安妇杀死毁尸。敢于反抗的慰安妇无一例外地被日军枪杀。慰安妇最绝望的反抗，就是自杀。”
日本著名记者千田夏光在《从军慰安妇》一书中有如下描述：
1938年前，上海地区的日军已达30万人，纪律极为败坏。正如日军大尉宫本所言，他们*中国妇女，“如同在两次战斗间隙中抓紧时间大小便一样。”为预防性病，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决定从日本本土召慰安妇并建立军队直辖的慰安妇管理所。于是，1938年1月2日晚8时，一艘运输船运来了1041名慰安妇，其中有日本女子，也有朝鲜女子；有自愿来的，有被欺骗的，也有被强迫的。前往码头接应的人，臂上缠着“第11兵站司令部”的白布红字袖章。随即所有慰安妇被卡车运到沙径小学校作身体检查。为了掩人耳目和让日本兵感到亲切，朝鲜女子也穿上和服。后来一些慰安妇随军迁往中国内地，日军就掳掠中国女子作补充。
野崎听了，深表同情：“我原以为慰安妇就是*，没想到她们受到这么残酷、这么非人道的待遇。”
我告诉野崎：“慰安妇这一词，译成中文叫‘安慰女’这是日本人编造出来的一种美丽头衔。表面上看，它可以和内阁××大臣、××经理、××艺术家、××漫才师一样在*、人道、公平的旗帜下平起平坐了，听着比‘公关小姐’一词还让人感到充满人情味道。其实，‘慰安妇’是给被欺辱妇女披上的一件美丽外衣。*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合法的，而且你们日本的●山静六官房长官还说：‘慰安妇问题没什么了不起，我们年纪大的人都不足为奇，当时有公娼制度，战时还多给钱。’殊不知慰安妇要忍受多么大的灾难呀，她们所经受的苦难和今天的日本*有天壤之别。”
我认识的鬼子兵
> 无知的日本姑娘（6）
无知的日本姑娘（6）
我对野崎说：尽管“慰安妇”是日本国给原侵华日军兽行披上的一件合法外衣，但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还不满意，他大放厥词，认为教科书中关于“从军慰安妇问题”的记述违反了历史的真实，是对日本国民精神上的虐待。他要求日本的政治家删除教科书中这方面的记述，彻底改革日本的历史教育。藤冈给世界人民画了一幅侵华日军既不杀人、又不放火、也不*妇女、连“从军慰安妇”都不屑一顾的好人形象。这位学者的良心何在？
四
日本是一个多媒体的*国家，说什么都可以。得到各种信息的人，也是自己去分析和判断。但日本人多数不关心政治，他们认为政治是政治家的事。像野崎这样知道一就想了解二的人，还真不多。野崎问我：“电视上说给了菲律宾三位老人‘民间补偿金’，关于慰安妇的赔偿情况你了解吗？”
我告诉她：“慰安妇”一事曝光后，它构成了日本近代史上的一大丑闻。来自日本内地、朝鲜半岛、菲律宾等方面的起诉、控告，迅速增加。这一事件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和谴责。人们一致要求日本政府承受法律制裁，向慰安妇谢罪、赔偿，恢复她们的名誉和做人的尊严。
在整理出的大量历史资料面前，日本政府不得不承认，旧日军当局曾设置过“慰安所”的事实。但最终日本政府还是把责任推到“民间业者”身上，只接受道德上的谴责，不承担法律责任。1995年6月14日，日本政府制定出了“民间补偿、医疗福利、反省道歉、整理历史资料”四项原则，设立了官导民办的“国民基金”，并于1996年8月14日，不顾各国、各界抗议，急忙支付给菲律宾三位老人“民间补偿金”。这是日本政府为了逃避法律责任而想出的缓冲之计。
我给野崎一份我自己存留的剪报，以说明日本政府把慰安妇问题的责任，推卸给“民间业者”的做法是妄图掩人耳目，其实却欲盖弥彰。82岁的侵华老兵本多立太郎在1996年12月27日的《每日新闻》上发表文章说：
“关于慰安妇的事情，我们从军老兵或多或少对实情都有所见闻。作为对象的女性，怎么才能把她们送到前线去呢？那些雇用她们的妓院业主，怎么才能冒着枪林弹雨把她们拉到中国前线去呢？即使用一辆卡车，没有军方的命令，那些妓院老板敢用吗？军方的基本方针，不是不言自明吗？下一代无知为无罪，但是连教育青年的勇气都没有，这才是今天大人的罪过。”
有一个星期天，我给野崎带去一篇在日本办的中文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跨海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罪行”。为了让她看得懂，我把它译成了日语。
文章写道：
进入8月，日本某些政治家和右翼分子就开始过敏紧张。他们生怕世界上有谁提起51年前结束的那场充满罪恶的侵略战争。他们更担心有受害国的受害者来向日本国民讲述那段历史事实，并认真地清算历史的责任。
来自中国大陆山西省盂县的万爱花（原名刘春莲）恰在1996年8月9日至12日先后在日本京都、东京、大阪、津市、神户、●山等地，控诉当年日本侵略军摧残她及千万中国妇女的罪行，强烈要求日本政府正式向受害人谢罪。
这是万爱花第二次访问日本。第一次是在1992年12月，她与南韩、北朝鲜、菲律宾、台湾、荷兰的二次大战受害妇女代表一同登上国际讲坛，控诉日军当年暴行，使“中国慰安妇问题”得到国际舆论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