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邦彦是北宋词坛大家，在词史上有着结北开南的重要地位。他的出生地钱塘，即现在的杭州，是一处被誉为”东南第一州”的风景胜地、文化名城。风流才子柳永曾经到此游览，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篇《望海潮》，以酣畅淋漓的词笔生动地铺叙了钱塘的繁华富贵，极尽承平气象，惊动京城。周邦彦生于兹，长于兹，对故乡的感情自然十分深厚，无论是游学外地、旅居汴京还是远宦漂泊，心中始终牵萦着故乡的风物，凝望着故乡的方向。

一、故园情结之大观

如周词《蓦山溪》云：”因箇甚，烟雾底，独爱莼羹美。”据学者孙虹考证，该词作于1073年，是词人自钱塘前往荆州游学之作，按其生于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彼时他不过十七、八岁。少年词人离家乡未远，便开始思乡，还未步入仕途，便惦念着莼羹堪脍。隔年又作《早梅芳》云：”异乡淹岁月, 醉眼迷登眺。路迢迢, 恨满千里草。”词的上阕着重描写了歌舞之美，宴饮之乐，下阙则抒发了酒醒人散后的幽忧怊怅，词人于银河高转之下登高远望，希冀借由特立于地表的高楼望见故乡，然而去路迢迢，终不得见，兴尽悲来，宴席的欢纵已成泡影，留下的只有盈满怀抱、落满芳草的悲恨思念。少年周邦彦的愁多笔老由此可见一斑。经过一番宦海沉浮后，周邦彦出任溧水县令，作《满庭芳》云：”憔悴江南倦客，不堪听、急管繁弦。歌宴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时眠。”此时词人人到中年，年近不惑，人倦心沉，词风也谦抑低回，正如陈廷焯所评：”虽哀怨，却不激烈，沉郁顿挫中别饶蕴藉。”他不再说”恨满千里草”，只说”急管繁弦不堪听”，也不再”醉眼迷登眺”，而是将目光收回，将心魂放逐于酒与梦乡，读来似有辛弃疾”如今识尽愁滋味”之感。到暮年远宦时，光阴的流逝更添哀愁，加上北宋末年社会动荡，词人辗转流离，最终亦未能终老乡里。这一时期的词作，恰如龙榆生所言，是一种”萧飒凄凉”，结构不复”谨严”，气格不复”深劲”。但真因如此，于一片疏散中的思乡之作，反而摘去了激烈、浮华，亦不再孜孜于思力安排，汲汲于雕琢工巧，展现了词人真实的悲凉颓唐，亦展现了游子对故园深切执着的眷恋。

二、故园情结的前后期比对

下面将结合两首具体的词作分析周词中思乡之情的变化。

《苏幕遮·燎沉香》是周邦彦的思乡名作，词中的”长安”究竟是实指还是虚指暂且不论，可以肯定的是这首词写于词人的青少年时期，是词人少时思乡颇具代表意义的一篇作品，词云：

燎沉香，消溽暑。鸟雀呼晴，侵晓窥檐语。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故乡遥，何日去？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五月渔郎相忆否？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

小令虽小，但足见词人工于章法。”燎沉香，消溽暑”是写室内的夜，”鸟雀呼晴，侵晓窥檐语”是写室外的昼，”香”是嗅觉，”溽暑”是体感，”鸟雀呼晴”是视觉与听觉的结合，”侵晓窥檐语”则以动态取胜。所谓”言情体物，穷极工巧”已然备足。但更妙的还是后面被誉为”得荷花之神理”的名句，”初阳”与”宿雨”的并置，给人一种时间的流逝感，这也是人类最为敏感的领域。”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一句，呈现一个有着多维度的立体空间：紧贴水面的荷叶，方能”清圆”；迎风托举的荷叶，则招引如风情万千的绿罗裙。当我们的目光依次从”清圆”——”风”——”荷举”之间的显在或潜在的空白扫过，恍然间，文字们仿佛无比生动鲜活，自己生长起来了。与柳词”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相较，一个是游人眼中极尽承平的壮美，一个则是游子心中亲切幽微的优美。眼前花似故乡花，写完眼前之景，词人便自然地引出思乡之情，真切深挚而不觉沉重，上阕是实写，下阙便用了虚写，思及遥远的故乡、客居的自己，又以疑问句式拓宽词的表达空间，形成时空的互动，再以”梦”收尾，最后依然回归荷意象，虚实相生，情景浑融。而思乡之情在词人的缜密安排下，亦显得非常悠然、妥帖。

钱鸿瑛曾在《柳周词传》中评论《苏幕遮·燎沉香》：”羁旅思乡之作，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是一种传统，它有深厚的社会土壤和悠久的文化背景。这类作品的主旋律往往是悲哀、悲凉，甚至是悲愤。清真工羁旅行役之词，也多抒孤寂、落寞情怀。本词虽也思乡心切，风格却清丽明快，在传统的羁旅之作中可谓别具一格。结合清真生平，当是其青年时期初人汴京之作。年轻时的归思和饱经人世沧桑后的乡情是很不同的，将此词与他的绝笔《西平乐》对读，便知此言不谬。”诚如斯言，《西平乐·稚柳苏晴》云：

元丰初，予以布衣西上，过天长道中。后四十余年，辛丑正月，避贼复游故地。感叹岁月，偶成此词。

稚柳苏晴，故溪歇雨，川迥未觉春赊。驼褐寒侵，正怜初日，轻阴抵死须遮。叹事逐孤鸿尽去，身与塘蒲共晚，争知向此，征途迢递，伫立尘沙。念朱颜翠发，曾到处，故地使人嗟。道连三楚，天低四野，乔木依前，临路敧斜。重慕想、东陵晦迹，彭泽归来，左右琴书自乐，松菊相依，何况风流鬓未华。多谢故人，亲驰郑驿，时倒融尊，劝此淹留，共过芳时，翻令倦客思家。

时空的腾挪比照是周词惯用的手法，词首”稚柳”与”故溪”虽然处于同一物理时空，但在心理时空中已然有了新旧之别，词人故地重游，过去与现在一齐涌来，心境的变化外射于”稚柳”与”故溪”。早春寒意侵袭，轻阴遮住的不仅是日光，词人以敏锐的感受力察觉到一片阴影正笼罩着自己的人生，压迫着自己的生命。所以他接着叹息随着年华的老去，人事已然逐渐渺远，此身虽在堪惊，灵魂与肉体都是孤独且脆弱，在风沙中辗转流徙着。”念朱颜翠发，曾到处，故地使人嗟”一句，似乎有气力不逮之感。过片极写景物之开阔，于一片空旷苍茫中，词人开始怀想归园还家的恬淡情景，向往之情溢于言表。而面对故人的盛情款待、深情邀约，词人只是报以真诚的感谢，在”郑驿”、”融尊”与”东陵”、”彭泽”间，坚定地选择了后者。整首词终于”倦客思家”四字，词人的创作生涯也终了于对故园的思念遥望中。这份思乡之情不再悠然，也不甚妥帖。它沉痛、直白，不能堵，不能藏，不能疏。

三、前后期的变化缘由

周邦彦早年词作中的思乡情，仿佛”照花前后镜”，眼前是明朗，梦里是温馨，如果他愿意强说愁，便是”恨满千里草”，如果他想换个章法，便是”梦入芙蓉浦”，纵然有艰辛磨折，少年的心始终有一股韧劲，理所应当地对未来充满期待。而暮年词作中的思乡情，沾染着久客他乡的疲怠，凝结着对过往的追忆与悔恨，词人是以一颗饱受流离折磨、沉浮宦海的心，眺望着遥远的故乡，眺望着业已失落的美好。因此，真正的表达胜过了思虑安排，曾经被巧妙安置的思乡之情，逐渐脱离形式章法的束缚，以一种萧散的姿态旁逸斜出。

周邦彦的思乡之情有明显前后差异，这与他的先天性格以及后天经历密不可分。周邦彦少年时期便落拓不羁，风流自命，没有如其父周原寄望的那般，成为一名”邦国之佳士”，而是成为了李商隐、温庭筠、柳永那样的风流才子，因而在家乡备受冷遇。他骨子里的这一份疏隽少检、放荡不羁，使得他与封建正统文人之间有一道天然的楚汉鸿沟，故而仕途坎坷，郁郁不得志。二十九岁时，周邦彦向神宗献《汴都赋》，被提为试太学正，而后五年未得升迁。神宗死后，高太后起用旧党，罢黜新政，以歌颂新政之《汴都赋》得官的周邦彦被外放。元祐三年（1088）至绍圣四年（1097），周邦彦整整十年浮沉于州县，是所谓”风灯零乱，少年羁旅”（《琐窗寒》）。绍圣四年，周邦彦被召还，在京中过了十四年，而后又多次外放，至政和六年（1116）才还朝做了大晟府乐正，此时他已六十一岁。两年后，又外放，以六旬高龄漂泊于道路，可谓晚景萧疏，令人恻隐。六十六岁时，周邦彦在顺昌府转赴处州任途中溘然长逝，了却凄凉一生。这六十六年来的漂泊之际遇、郁结之心绪，他都尽数付与词中，致使他的许多词作都摇荡着一种飘零之感，显得凄凉而落寞，深刻影响了清真词之基调，促成了他”沉郁顿挫”风格的形成，被王国维称为”词中老杜”。他在《玉楼春》中写道：”人如风后入江云，情似雨馀黏地絮。”足以概括他零落而哀愁的一生。而他人生后期的暮年悲怀，也印证了一个王朝的衰飒，一个古代史上最为繁荣昌明的时代正无可挽回地走向衰亡。在他逝世后六年，北宋被金国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