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七一年起，李敖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度过了六年零两个月，再加上在家被软禁的十四个月，一共是七年零四个月。在狭窄黑暗的牢房里、在年复一年的阴霾中李敖构思出了几部小说，其中之一就是《北京法源寺》。

李敖

2000年各大媒体争相报道李敖凭借《北京法源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提名，这件事的真实与否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北京法源寺》却实在是一部罕见的作品，它所涉及主题的丰富、所涉及观点的尖锐在“正常的历史小说”中是非常难以呈现的。

李敖用沧桑古朴的北京法源寺来见证了戊戌变法的救亡之路，书中“百日维新”的人物、背景、起因与结果摆脱了历史定论的古板与单一。李敖借书中人物之口阐明了“改良”之路的复杂、解释了一批仁人志士的动机，并通过时间的推进与伏笔的安排呈现出了历史的厚重与传承。

话剧《北京法源寺》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韩非囚秦，说难孤愤。”狱中的李敖无疑也是孤愤的，他通过自己的遭遇反省现实而联想到了“戊戌变法”那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所以书中人物的议论都有着李敖自己的情绪，他怒斥西太后慈禧的黑暗、他讴歌谭嗣同的大义凛然。

而所有的这一切起于北京法源寺的石碑，终于北京法源寺的寺门。

《北京法源寺》的人物塑造

《北京法源寺》中所出场的所有人物都是经过特意安排的。李敖也对这些人做了大量的考证，所以他发现了北京法源寺这个点。他通过寺庙做见证、古今人物的出场来一步步的进入论述表达思想，所以有时你会觉得这是一部充满人物、时间、地点的话剧，而李敖这样做的目的无疑是为了烘托人物、抒发议论。

《北京法源寺》中成功的塑造了“维新派”中一批重要的人物，其中笔墨最多而又最复杂的无疑是谭嗣同与康有为两人，李敖借他二人之口解释了解释了太多主题，如善恶、朝野、君臣、夷夏等等，而这些解释又紧抓着二人的性格、见闻、认知与时代背景。

康有为

小说的第一章从康有为与法源寺方丈佘法师谈论“善恶”的标准开始，到最后一章康有为与佘法师的徒弟普净谈论革命的道路结束。康有为与法源寺，从着手准备改良到最后明白需要革命，康有为是一个见证者，在故事的最后李敖也用这个人物来开启革命，不得不说这个安排充满深意。

首先，康有为为什么要走改良的路线，原文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喻，这个比喻出现在谭嗣同面见大刀王五时。李敖用一个带有补丁的脸盆来说明一种观念：

农业时代的贫困，形成了中国人的惜旧观念，从一套制度到一个脸盆，都无例外。

所以在当时首先被考虑的不是能不能换新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维持旧的制度。为什么总要考虑旧的呢？因为维持旧的代价比换新的要低。用康有为的观点来说，是这套旧的制度有一个基础，所以在他和佘法师的谈话中他说：“要在这个基础上救中国，才能驾轻就熟。”所以康有为赞成改良，即使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也在为君主立宪奔走呼号。

康有为在《北京法源寺》中是一个定型的人物，他代表着的是受西方思想所影响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他们希望通过“得君行道”来对国家进行改良，时机成熟之后再慢慢的走君主立宪。但是他们失败了，他们为什么会失败？真的只是简单的说顽固派的势力根深蒂固吗？

李敖通过他塑造康有为的形象来告诉我们，不是！在最后他通过安排康有为与普净的对话来说明了康有为失败的原因，一切都在于康有为理直气壮的一句话：

“我们的试验失败了，流的只是我们自己的血。人民是草木不惊的。”

应该提及的是，李敖在书中一直在暗示，戊戌变法是有所准备的，它不是一场一意孤行的改良。书中康有为对翁同龢说，林文忠公（林则徐）那样的人明知道中国不行的地方在哪里，可是他却不愿意大声疾呼，连林则徐都对国家大事如此消极，所以康有为要上书皇帝对政府做改良。但是康有为错就错在他以为政府有了活力，人民就会上行下效，所以他说他改良的途中“人民是草木不惊的。”

而沉睡的不是清政府，而是当时的整个中国。李敖非常巧妙地用了一个非常小的细节来表现当时国民的愚昧——梁启超他们创建强学会，竟然在整个北京城买不到一份世界地图。所以梁启超在学会被抄时用了一句陶渊明的诗——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这句诗也是其后戊戌变法失败的暗示。陶渊明在江边种桑树被毁，但是他说本来就没有种在高处，如今被毁坏了有什么好后悔的呢？

谭嗣同

但是戊戌变法是沿着错误的方向一直走到失败的吗？李敖用谭嗣同的形象告诉我们不是。谭嗣同早已经知道戊戌变法是要失败的，但是他要用戊戌变法来证明改良的路走不通，所以谭嗣同选择了死亡。所以戊戌变法在谭嗣同的眼中是一场实验、是一次试探，不是革命党人总结出了改良的路走不通，而是戊戌变法到最后的目的就是谭嗣同要用自己的血证明革命的必要。

为什么说谭嗣同的目的是为了给革命党人引路呢？因为谭嗣同本可以不死，但是他要选择死亡。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日本人、革命党都在救他，但是他大义凛然的奔赴了刑场。

“别人表面上只知道我为变法而死，却不知道我为变法可以不死；我不是为变法而死，我是为革命而死。”

在谭嗣同与大刀王五的会面中，谭嗣同就已经在暗示变法会失败，但是他说变法会失败但是也有成功的可能，这是一个机会所以他要抓住。

如果成功了，成绩归大家；如果失败了，牺牲归自己。

从谭嗣同的出场，李敖就一直在强调，谭嗣同和康有为和梁启超都不同，他不是纯粹的知识分子，他从十二岁开始就结交绿林好汉，相比于其他人他更务实。最为重要的一点，在来北京之前谭嗣同是革命党人。所以在最后戊戌变法的性质其实就已经变了，它不是作为一个失败的终点，而是要作为一个成功的起点——革命的开始。

除谭嗣同与康有为外，《北京法源寺》所塑造的形象太多了，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当时一部分人的代表，李敖通过这些人物之间的交集，通过法源寺的舞台展示了那段跌宕的历史。

《北京法源寺》的情节安排

《北京法源寺》通过法源寺方丈佘法师的先祖为袁崇焕收尸写起，引出法源寺的前身“悯忠寺”。这座寺院不是一般的佛寺，它是为祭祀阵亡的将士被唐太宗修建的，而康有为在法源寺的一出场其实就有了悲剧的色彩。

其后通过康有为与佘法师的对话引出万寿寺，由万寿寺为李莲英母亲祝寿引出西太后慈禧，进而引出皇帝，然后是康有为的再出厂，然后是谭嗣同。变法失败后，所有的线索归一，再回到法源寺，通过古刹的重逢，这出悲剧谢幕。

李敖在《北京法源寺》的结构上是下了大工夫的，伏笔与照应读到最后除了惊叹更有感慨，感慨一种历史的沧桑。

《北京法源寺》

小说中每一章都有中心人物，每一章都有不同主题的讨论，所以在这个方面上讲《北京法源寺》很像一出话剧。但是难能可贵是作者通过讨论的大开大合最后又自然而然的回到法源寺的主线，所以这是一种“百川归海”式的结构，以至于在尾声《掘坟》中总有一种恍然若失之感。

比如，李敖在第三章借康有为与佘法师之口做“景不徙”“影不移”的辩论，到第十二章才在张萌恒入狱后通过他的影子与牢狱的黑暗突出仁人志士的无畏。在楔子中提到埋葬神秘人（袁崇焕）尸体的悯忠寺，等到谭嗣同身死后，胡理臣带着谭嗣同的尸体在夕阳下看见三个大字“法源寺”。这种安排除了表现出一种沧桑外，更多的是一种无畏者的传承。

详人所略, 略人所详, 疏密有致，是《北京法源寺》叙事的一大特色。不光是在整体情节上的巧妙，在每一章的细节中这种安排更是丰富，这主要体现在每一章所提及的历史故事上，李敖对典故的运用可谓是精准独到。

在日本人平周山去劝说谭嗣同回来的途中，他们一直在讲中国古代刺客的故事，然而他们赞美的却往往不是故事的主人公。田光因为年龄原因向燕丹推荐荆轲去刺杀秦王，然而荆轲去后他就自杀了；专诸为了报答公子光的恩情去刺杀王僚，然而专诸的母亲为了不连累他选择了自杀。

其实他们都不是纯粹的自杀，他们是让当事人没有牵挂，他们这一死其实也变相地参加了刺杀的行动。这就是李敖用典故来为谭嗣同赴刑做出的解释，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他们若不死，并不算错；可是死了，却突然显得更对。

所以谭嗣同在与梁启超诀别的时候用了程婴救孤的典故，这个故事中名扬千古的是活下来的程婴，而没人记得为了保全他们而身死的公孙杵臼，但是他同样伟大。谭嗣同死了，是为了梁启超他们更好的“生”，生者的重担反而更大，但是却是在死者的尸体之上。所以李敖用这些故事的安排与递进来表现出了可歌可泣的谭嗣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