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9年12月22日，圣彼得堡，谢苗诺夫斯基广场，一位年轻人被带上了刑场，士兵走到他的跟前，不声不响地为他披上了一件白色的死囚衣衫。哥萨克士兵们在枪膛里推上子弹，等待开枪的命令。
现在是黎明时分，天边淌着血，不远处的一所教堂在晨曦中红光四射，不知道他此时有没有想起《福音书》中的内容。他的记忆还停留在深夜被喊醒走出栅栏的时刻。
东正教的教堂，典型的葱头圆
他开始回忆起他的家人，开始同这个世界告别。
此刻这位年轻人，28岁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心中百感交集或者空无一物。
但是造化总是弄人，在行刑前的最后一刻，一位军官带来了沙皇的特赦。陀思妥耶夫斯基死里逃生，这个时刻被命名为“英雄的时刻”被茨威格写入了《人类群星闪耀时》一书中。
茨威格——他在《三大师》中说陀氏是关于“一”和“万有”的世界
后来在小说《罪与罚》中，陀氏描绘了这样一个情节：在酒鬼马尔梅拉多夫弥留之际，看到了这一家人悲惨遭遇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此前曾杀死一位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从一种内疚无措的心态转向为自己辩护，他那看似已经成末路的未来又一次生机勃勃。
拉斯柯尔尼科夫感到自己被判处死刑而又出乎意料的得到了赦免。
这种常人无法体验到的心情，对陀氏来说刻骨铭心，这个诡谲奇幻的经历导致了他思想上的裂变，所以在茨威格筛选人类历史上的英雄时，他想到了这个小说家（其实并不准确），并将这个死里逃生的时刻永远地记录了下来。
剧照，拉斯柯尔尼科夫
事实上茨威格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推崇备至，他曾经对巴尔扎克、狄更斯与陀氏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并写成了一部著名的传记作品《三大师》。这三位大师中巴尔扎克不必多说，他被誉为现代法国小说之父，而参照法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足以知道这个赞誉多么尊贵，而狄更斯更是有着仅次于莎士比亚的英语作家的美誉，但是在这本书中茨威格对陀氏着墨最多。
但是不仅仅是茨威格，纪德在纪念陀氏诞辰一百周年时曾受邀请做过一次讲座，在这个讲座中他拿陀氏的小说与所有的西方文学做了对比，来说明陀氏小说主题的宏大，甚至他断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永远是所有小说家中最伟大的一位。
纪德，萨特曾说他是个不可替代的榜样
但是这个作家还是并不为我们所熟知的，甚至很多人看了他的作品之后感到相当的“极端”与“复杂”，这些小说比如《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充斥着太多的独白、心理描写甚至是作者本人的论断等等，这些东西掺杂在一起让人不知道如何是好，并且最终不知所云。而且人物的性格一变再变，让人觉得表里不一或者更甚。
无怪乎纪德说：“我不知道还有哪一个作家比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更充满自我矛盾。”
陀思妥耶夫斯基
但是这其实很真实，因为人就是如此的复杂，所以纪德也称陀氏为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伦理学家，这些称谓并不过誉，因为在陀氏的小说如《罪与罚》中就有太多借人物之口对社会学、哲学的议论，而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心理变化过程简直就是对一个人内心的解剖。
正是由于这种洞察力与写作能力，陀氏的小说直指人心，鲁迅先生甚至做过“人类灵魂的伟大审问者”的评价。
鲁迅眼中的陀氏是审问者，也说明了陀氏是剖析人的大师
但是我们为什么难以接受这个把人与社会剖析地如此清晰的作家呢？
读陀氏的小说一定要了解他的人生经历，他不只有本文开头的那段戏剧性的故事，陀氏被沙皇特赦但是被改为流放，他在西伯利亚服苦役。
在陀氏1859年给哥哥的信中，他说：
“早在服役期间，当我躺在统铺上，愁肠百结，发生思想裂变的时候，我就开始构思它了。”、
陀氏计划写一部“忏悔录式”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就是后来的名著《罪与罚》，拉斯柯尔尼科夫内心的挣扎与转变，毋宁说是陀氏的亲身经历，这段时间是陀氏重新找回信仰的时间，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文阐述，不过有一个非常支持这种说法的证据，这个故事同样出自纪德的口中：
陀氏在西伯利亚的时候遇到过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给了他一本《福音书》。在当时的监狱中，《福音书》是官方允许的唯一读物。所以在后来他的作品中，几乎全都有《福音书》中的教理。
陀氏
而同样的情节发生在小说《罪与罚》之中，当前去自首的拉斯柯尔尼科夫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时，索尼娅在监狱中给了他一本《福音书》，主人公因此获得新生，他的服役生活开始有了转变，并且陀氏在结尾提到了他开始认识新生活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陀氏后来的小说《白痴》。
但是这不是迷信，宗教这个东西可以弥补信仰的缺失，而且几乎没有那个流传至今的宗教不是教人向善的，陀氏在小说中一直在发掘东正教的很多东西，我无意吹捧宗教，但是我们在读一些小说的时候千万不要用自己的价值观来衡量他人。
很多的局限和坐井观天都出自于“以我为尊”这种想法。
当然陀氏身为当局者，他的小说也在以自己的价值观为基础
也正是因为陀氏经常把自己的生活写到小说中，所以我们更容易通过小说的内容来理解他。佛洛依德说：作品是作家白日梦的延续，此外他还表示我们的梦其实比白日行为更为真实，因此认识陀氏这个“社会心理学家”就要懂得把重心放在他的那些人物的独白上。
而类似的陀氏在生活中与小说中对应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们不再赘述。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读陀氏的小说时也一定要先看看他的传记，两者对照来看，你会发现这个人多有趣。
陀氏的传记
陀氏生活在固定的时代，如果要理解他小说中的那种病态，我们不得不再把他放入时代背景之中。
那是一个很有趣的时代，没落的十九世纪，暴力与革命滋生，我想起寓言大师卡尔维诺在《树上的男爵》中的一段话：
我不知道这个十九世纪将给我们带来什么。它从一开头就不好……青年时代的光明，我们十八世纪的希望统统化作灰烬。
更石破天惊的是尼采的一句话——“上帝死了”。一切建立在基督教之上的价值观开始动摇，甚至我觉得《罪与罚》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就是一个尼采学说中的“超人”，而像他杀死的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就是所谓的“末人”。
尼采，法国作家哈列维写过一本精彩的《尼采传》
所以拉斯柯尔尼科夫才会认为自己是拿破仑式的人物，他觉得为了自己光明的未来杀死一个卑微的老太婆实在是不值得一提的小事。甚至在全书最精彩的地方，他与索尼娅的对话中，还提到与尼采“上帝死了”很像的一句话，他说：
也许，根本就没有上帝。
当然必须澄清的是，陀氏与尼采没有交集，但是在书中他曾表达过与尼采几乎相同的观念，所以陀氏被很多人称为“先知”式的人物。
《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曾经我也醉心于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所以我有些理解《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用木心书中的说法——尼采渴望人类超越自己。所以尼采说重新估量一切，渴望建立一种新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就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式的自命不凡，认为道德是“末人”的慰藉，所以才会有主人公的“罪”。
而后来这种重新找到价值的过程就是“罚”还有“新生”。
而十九世纪那种彻骨的冷漠不能说没有这种观念的影响，甚至后来的希特勒也是尼采的崇拜者。
尼采这本书模仿圣经的写作，尼采甚至称其为“第五福音书”
所以陀氏笔下的圣彼得堡是这个样子：
“在这个彼得堡啊，真是没有啥东西没有的！”年轻的那个迷醉地高叫起来，“除了圣母，什么都有！”
陀氏眼中的彼得堡遍地都是邪恶与肮脏，有钱人总是恶人，穷人总是高贵。
自彼得大帝号召学习西方以来，连这个彼得堡也是模仿之作，更不用提彼得堡中的人民。
当时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渴望通过学习先进的西方文化来改造落后的本土文化，但是这种“张冠李戴”的行为却使得当时的俄罗斯多激进，并且开始出现一些列的社会问题，这其中包括当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没有意识到文化的根基不同，人们对所谓新思潮的反应也会不同，社会的反应也会更强烈。
俄国在这个时期废除了农奴制，但是正如历史课本中讲的一样，并不彻底，而且农奴更悲惨
当陀氏在流放的途中见过足够多的人之后，他将目光转向了本土，这就是东正教，而重点就是上文提及的《福音书》。因为他们的文化扎根于此，想要解决自己的社会问题还是要理解自己的社会而不是他人的社会。
所以陀氏在书中对一些拾人牙慧、自作聪明的人给予狠狠的嘲讽，这其中比如用西方的经济学来哗众取宠的彼得·彼得洛维奇，还有可笑的宣传“空想社会主义”与达尔文学说的安德烈·谢苗诺维奇等等。
甚至我在查资料时看到过这种说法，是说彼得·彼得洛维奇，他的名字和父名都是“彼得”，这似乎是陀氏特意的安排，想要说明这些宣传西方的人应该回到自己生根的土壤。
达尔文主义，我们熟知的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而陀氏是将目光聚焦在了东正教还有《福音书》，我们似乎可以从《罪与罚》的人物中证明这一点，因为小说中的人物总是喜欢忏悔或者说“羞辱自己”、“剖析自己”，这在崇尚复仇、不忘记、不原谅的西方人看来是无法理解的。但是这正映照了《福音书》中的一句话：
自甘谦卑者，必高扬。
陀氏小说中多这样的人，而且总是穷人，因为在陀氏的笔下穷人总是高贵的，他们的“受难”仿佛就是为了进入天国，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沦为风尘女子的索尼娅，上文提到《罪与罚》中“没有圣母”，但是陀氏塑造的索尼娅这个妓女形象，仿佛就是圣母。
她让拉斯柯尔尼科夫获得新生，而且是整部小说最为善良的人，时刻自责、自贬。
这也是东正教的教义。
所以《罪与罚》中多这样的情节，要理解它们还需要我们理解别人的价值观。拉斯柯尔尼科夫心理变化的过程其实就是自贬与再次自大的过程。
一个自己受过“苦难”的人，一个即使小说家又是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并涉猎经济学、哲学等的人，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读他的小说之所以感到凌乱、复杂、不知所云，很大程度上是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个人经历了什么，他的思想如何转变与他的最终信仰。
我们之所以觉得《罪与罚》很矛盾，是因为作者的人生经历就是如此矛盾，而一个人的心理活动更是复杂。
看这类大师的书总会感到自己思想上的苍白，虽说陀氏的一些观点并不是完全正确，对《罪与罚》的批评也有很多，但是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是为了看的更远，而不是计较前人的高矮对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