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林儿，祖祖辈辈都是明教徒，“以白莲会烧香惑众”。白莲会即明教的一个分支白莲宗。
明教又叫摩尼教，又称牟尼教，为三世纪时波斯人摩尼揉合祆教及基督教、佛教思想创立而成，大约在中国的魏晋时期。其教义以袄教之善、恶二元论为基础，将世界归纳为善与恶，善为光明，恶为黑暗，而光明必会战胜黑暗，人类若诚心皈依摩尼教诲，终必走向光明、极乐之世界；而无始以来明暗相交，恶魔恒于暗界，纷扰不息，致今之世界依然善恶混淆，故人当努力向善，以造成光明世界。因此此教又有明教之称。摩尼教信徒禁欲守默，素食、斋戒、祈祷，简明直接，易于传播。
公元七世纪，摩尼教传入中国，为了减少传播阻力，教徒们尽力将教义中国化，与本土的道教和佛教相结合，尊太平道创始人张角为教主，称摩尼为弥勒佛转世，宣传明尊即将降世，救苦救难。相传的老子化胡一说，也被附会为所化不是释迦牟尼，而是明尊牟尼：我乘自然光明道气，从真寂境飞入西那玉界，苏邻国中，降诞王室，出为太子，舍家入道，号为摩尼，说经诫律定慧等法，乃至三际及二宗门，教化天人，令知本际。上至明界，下及幽涂，所有众生，皆由此度。摩尼之后，年垂五九，金气将兴，我法当盛，西方圣像，衣彩自然，来入中洲，是效也。当此之时，黄白气合，三教混齐，同归于我。
由于弥勒佛为佛教的未来佛，也就是释迦牟尼的接班人，因此降世思想深入人心，而且蛊惑性极强。武则天695年就自称弥勒佛化身，伪造经典《大云经》，并诏令全国各地建立大云寺。佛教高僧玄奘法师即为弥勒信徒。可是摩尼教以其非黑即白的反中庸思想，导致以儒教为国教的历朝政府不满，屡屡禁止。唐玄宗时即以摩尼教“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为由，严禁国人信仰。唐代宗和唐宪宗时期，由于安史之乱的破坏，人民生活离乱痛伤，亟待安定团结和精神上的慰藉，于是摩尼教一度盛行，全国各地大建大云光明寺，一时教徒甚众。唐武宗时期，佛教徒和摩尼教徒交错纷杂，严重影响社会经济，于是武宗下令，加大灭佛力度，摩尼教于是玉石俱焚，同时被禁，逼迫转入地下。
宋元时期，摩尼教和佛教的分歧日益激烈，因为正宗佛教是平和出世的，但是摩尼教却激烈暴戾，屡屡发生反抗暴动，直接导致当局对佛教系统的不信任，因此佛教历代高僧纷纷主张清教运动，称其魔教，说摩尼教徒是魔王混在佛教弟子里面的异端。因为释迦牟尼在涅槃时与魔王斗法得胜，魔王说，我以后要将我的弟子化成你的弟子模样，散布于众僧之间，看你能奈我何。如来叹息而罢。
摩尼教创始人摩尼
早在晚唐五代时期，明教就被官方定为“妖教”，意即妖魔之教。宋人汪藻在《浮溪集》中写道：“江浙之人，传习妖教久矣。绵村带落，比屋有之。夜则啸聚徒众，临明散去，抓捕之则易以生事。根固蔓连，势已潜炽，其众多奸豪横猾之徒。”宋人李心涉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也写道：“访闻饶、信山谷间有劫掠道涂者，兼浙东、江左自来传习妖教，夜聚晓散，连村举邑。”
南宋著名大诗人陆游在《条对状》中写道：“妖幻邪人，蛊惑良民，结连素定，待时而发。淮南谓之二襘子，两浙谓之牟尼教，江东谓之四果，江西谓之金刚禅，福建谓之明教、揭谛斋之类。名号不一，明教尤盛。至有秀才、吏人、军兵亦相传习。其神号曰明使，又有肉佛、骨佛、血佛等号。白衣乌帽，所在成社。伪经妖像，至于刻版流布。烧乳香则乳香贵，食菌菇则菌菇稀。”“明教有明教经，妄取道藏中校订官名衔赘其后，甚多刻版摹印。”
要而言之，明教徒在道教和佛教的掩护下传播明教，一帮人聚在一起，先烧香，再吃菜，后念经。烧的香叫乳香，吃的菜叫红菌，前者是止血的，后者是补血的，这两样东西都很贵。念的是明教经，外面包着道教和佛教的书皮作掩护。烧香的话事人叫香主，香主带领大家念经。
摩尼教带领教众念经的香主
元朝末年，韩林儿的父亲韩山童放出妖言，谓“天下当大乱，弥勒佛下生”，意即呼唤明尊降临，江、淮间愚民多信之。韩山童便是烧香的“香主”。颍州人刘福通与其党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等复言“山童，宋徽宗八世孙，当主中国”。乃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谋起兵，以红巾为号。至正十一年五月，事觉，福通等遽入颍州反，而山童为吏所捕诛。林儿与母杨氏逃武安山中。
至正十二年春二月，定远人郭子兴与其党孙德崖等起兵濠州。三月，二十五岁的朱元璋入濠见子兴。
朱元璋是明教弥勒宗信徒，弥勒宗当时的在江南地区最为活跃的传播者为“妖僧”彭莹玉，彭莹玉和韩山童一样都是靠“烧香念经”传播明教教义的“香主”。后人在朱元璋的附会传说中，他降生后也是一团火光，火正是明教的图腾。“夜数有光起”，邻居们都以为着了火。光就是光明的象征。这个传说被堂而皇之的写进正史并得到了朱元璋认可，足见朱元璋确属明教徒无疑。
朱元璋是在去安徽合肥游食的时候皈依明教的。当时他十七岁（至正五年），在皇觉寺当和尚，没呆两个月就被师兄们赶出庙门，四处游方，由于家人全丧，常年的营养不良加上安排父母丧事过度悲痛导致身心交瘁，身体极度虚弱，路上生了大病，生命危在旦夕，此时两位身着紫衣的上层弥勒宗教徒救了他，给他饭吃，给他治病，跟他一起游食，对他表示了无微不至周到细致的关怀，一直守护到他安然无恙，然后离开。史书上记载：道病，二紫衣人与俱，护视甚至，病已，失所在。
上层弥勒宗教徒身着紫色袈裟 始于唐朝武后。《僧史略》下曰：按唐书，则天朝有僧法朗等，重译大云经。陈符命言，则天乃弥勒下生，为阎浮提主。唐氏合微，故由之革命称周，法朗薛怀义九人并封县公，赐物有差，皆赐紫袈娑金龟袋。其大云经颁于天下寺，各藏一本，令高座讲说。赐紫自此始也。《资持记》曰：今时沙门多尚紫服。按唐纪，则天朝薛怀义辞宫廷，则天宠用令参朝义。以僧衣色异，因令服紫袈娑，带金象袋。后伪撰大云经。结十僧作疏进上，复赐十僧紫衣龟袋。由此弊源一泄，于今不返。《六物图》曰：轻纱紫染，髓色俱非，佛判俗服，全乖道相，何善之有！
两位明教弥勒宗传教士把明尊教义传给朱元璋后，继续各地传教，而朱元璋在此期间继续云游，历经光州，固州，汝州，颍州三年时间，然后回到皇觉寺（二十岁，至正八年）。从朱元璋游历的这些地方和时间节点看，此时此地正是彭莹玉和韩山童传教最活跃的时期。因此有理由推测，两位紫衣人正是彭莹玉和韩林儿两位大佬，因为只有他们这个级别的明教高层才能身穿紫衣，余众都是白衣黑帽。
二十岁到二十五岁，朱元璋一直住在皇觉寺，精心禅研佛法，俨然得道高僧模样。其实他禅研的并非释迦牟尼法，而是明尊牟尼法。这段时间是朱元璋的蛰伏期，也是他日后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塑成期。《易经》所谓“潜龙在渊”，就是这个意思。
明教中身穿紫衣的高级僧侣
朱元璋二十五岁，郭子兴起兵濠州，朱元璋开始并没有加入起义军的念头，他想的最多的是如何躲避兵灾，于是祈祷明尊，结果去留皆不如意。转念一想，难道这是让我干一番大事业的节奏吗。占了一卦，果然大吉，遂于农历闰三月十一凌晨，进入郭子兴大营。当时东方未白，天尚朦胧，负责通报的卫兵以为他是元兵的间谍，就把他抓起来绑见郭子兴。郭子兴一看朱元璋，长的太有个性了，真正不同凡夫，于是解绑与语，给了个十夫长的小官。郭子兴老爸靠算命为生，在江湖上名声甚佳（以日者术游，言祸福辄中。日者术，就是看每一天的吉凶祸福，宜与不宜），打小耳濡目染，也学会了一身看人的好本事。他的二老婆小张夫人也说，此人非同常人（异人也），遂把收养的马公女嫁给他，是为马皇后。
至正十五年二月，刘福通物色韩林儿，得诸砀山夹河；迎至亳，僣称皇帝，又号小明王，建国曰宋，建元龙凤。
此时的韩林儿有两重身份，一是明教教主（小明王即明王之子，明王即明尊摩尼，其子下凡拯救苍生，因此叫小明王，其在凡间的身份便是明教教主。）；二是宋徽宗九世孙，宋国皇帝。这双重身份既是为了领导明教徒起事，又是为了联合广大汉族百姓。因为宋朝是被元朝攻灭的，广大汉族人民在元朝统治下过得很悲惨，“人心思宋”，于是刘福通便将韩林儿包装成宋朝皇室后人。
明教教主、宋国皇帝韩林儿
韩林儿称王之后，全天下的明教军名义上都归韩林儿指挥，郭子兴部也不例外。子兴死，韩林儿檄郭子兴次子郭天叙为都元帅，张天祐及太祖副之。天祐，子兴妇弟也。太祖渡江，天叙、天祐引兵攻集庆，陈野先叛，俱被杀。韩林儿复以郭子兴三子郭天爵为中书右丞。已而太祖为平章政事，天爵失职怨望，久之谋不利于太祖，诛死。从此朱元璋取代郭子兴家族，成为西路明军的“香主”，归教主韩林儿统辖。
1365年（至正二十三年）初，小明王韩林儿被张士诚击败，告急朱元璋，朱元璋亲自率兵前往救援。
朱元璋救援韩林儿，日后被视为一步险旗，一向对自己的决策颇为自负的朱元璋在事后也对劝谏他不要出兵的刘伯温表示了感谢和检讨，这件事做的的确不太好。其实单纯从权谋或世俗利益的角度理解朱元璋这一行为是片面的，其中还有信仰在里面。朱元璋是虔诚的明教徒，而韩林儿当时是小明王，乃神之子，对教众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当时韩林儿在张士诚的攻击下岌岌可危，如果落到张士诚手里，张士诚“挟天子以令诸侯”，天下明教徒会不会军心动摇，真的是个问题。因此朱元璋当机立断，不顾后院的陈友谅虎视眈眈，一意孤行要将韩林儿抓在手里，自有其高瞻远瞩在。正如他自己所说，如果韩林儿落在张士诚手里，张士诚的实力会更加强大（安丰破则士诚益强，韩林儿时在安丰）。
因此朱元璋救援韩林儿之举就如当年曹操一意孤行追击袁氏兄弟于匈奴腹地，群属苦劝不听，回来大赏反对者，并且解释，你们说的是对的，这的确是一步险棋。可是我要不去趁胜追击，让袁家缓过这口气，他们和匈奴合流，必成终身大患。以后再想做什么，就得处处防备他们冷不丁从背后咬一口。朱元璋将韩林儿抓在手里，这对陈友谅所属的以明教徒为主的汉军（即明教东路军）也是一个精神上的统战。
之后朱元璋一直以小明王下属的身份经略天下，所谓缓称王是也。“太祖以孤军保一城，而林儿称宋后，四方响应，遂用其年号以令军中。”或者说，他的救援韩林儿，目标就是打击陈友谅。与此可证的是，第二年击破陈友谅后，朱元璋立刻称吴王，又过两年，部将廖永忠妄自猜测他的意图，在将韩林儿迎往应天（今南京）的路上制造了一起看上去很意外的沉船事故，将韩林儿沉于江底。
对于韩林儿之死，多数人都认为是朱元璋授意廖永忠干的。
“奇貌”朱元璋
金庸在《倚天屠龙记》中如是写道：原来韩山童死后，军中奉韩林儿为主，朱、徐、常等均成了他的下属。朱元璋假造了韩林儿通敌的亲笔书信，又以重利买通韩林儿的心腹向徐达、常遇春告密。徐常二人深信不疑，坚欲除却。朱元璋反而假仁假义，一定不允，直至徐常二人说至再三，方勉强许可，便命廖永忠将韩林儿沉入河中浸死。金庸是出了名的“明黑”，在小说中把朱元璋写得阴险毒辣，他认为是朱元璋杀了韩林儿，也在情理之中。
我们看看以写《明朝那些事儿》成名的当年明月是怎么说的：1367 年，韩林儿坐船到应天，由朱元璋手下将领廖永忠迎接，结果在路上出了交通事故，船沉了，事后廖永忠承认是自己干的。但问题在于，他有没有得到朱元璋的指示呢？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朱元璋留着韩林儿只是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但当他灭掉陈友谅和张士诚后，就出现了一个尴尬的局面。诸侯都没了，要天子干什么？
朱元璋事后曾经表白过自己，说他本无此意，是廖永忠自作主张，并且还公开指责他，说如果不是你小子自己干这件事情，以你的功劳，我本是要封你公爵的，现在为了惩罚你，只封侯爵。这真是奇谈，以廖永忠的功劳，如何与徐达、李文忠等人相比，可封公爵？给你个侯爵，自己偷着乐吧。
金庸和当年明月都是“业余”明史写作者，他们写文章，只是为了“好看”而已，严谨性有待商榷。要想知道学界对此事真实可靠的说法，还得看明史专家的解读。
吴晗《朱元璋传》：这年年底，朱元璋派大将廖永忠到滁州迎接小明王韩林儿，到瓜州渡江，在江心把船凿沉，宋亡。这句话说得模棱两可，但是倾向性很明显，便是朱元璋授意廖永忠这么干的，廖永忠凿沉韩林儿的船，“径回应天复命”。但朱元璋给他的命令是“迎接韩林儿到应天”，并没有让他杀死韩林儿，那么他“复”的是什么“命”呢？只能是韩林儿“意外身亡”的命。
孟森《明史讲义》：《永忠本传》：“帝以咎永忠。谕诸将曰，永忠战鄱阳时，忘驱拒敌，可谓奇男子，然使所善儒生窥朕意，檄分爵，故止封侯而不公。”可知永忠自希太祖旨，而太祖本无意于此，特林儿本毫无可拥之騃竖，生死不足计，不以此正永忠之罪尔。太祖自始非受林儿丝毫庇荫，非借林儿丝毫权势，天下大定，若林儿不死，太祖必有以处之。如汉如夏，力屈来降，犹封以侯爵，郭子兴则追封王爵，若林儿不死，亦必比肩滁阳，及身而止，岂虑其尚有余焰复燃也？廖永忠之瓜州沉舟，实为多事，故太祖心鄙之。
孟森先生意思，这都是廖永忠图谋封一公爵，于是听了身边儒生的馊主意，暗自揣摩朱元璋意图，把韩林儿杀了，但是朱元璋并无此意，因为韩林儿对他毫无威胁。跟朱元璋干仗好多年的方国珍和陈友谅的儿子陈理（朱元璋鄱阳湖大战中差点被陈友谅一炮轰死），投降后尚且封候善终。有人跟朱元璋说，这两家伙都有余党，留着他们后患无穷，不如杀了干净。但是朱元璋不仅不听，还把陈理送到朝鲜，防止有人加害于他。韩林儿比起方国珍和陈理，对朱元璋威胁更小，因为他在刘福通手里便是傀儡，在朱元璋手里更是傀儡，一个心腹都没有，朱元璋怎么会杀他呢？如果韩林儿活着，估计会像郭子兴一样被封王，跟陈理一起送到朝鲜善终。
其实韩林儿活着还是死了，朱元璋并不关心。朱元璋之所以“咎”永忠，是因为廖永忠“窥朕意，檄分爵”，揣摩朱元璋意图，想用杀死韩林儿的“投名状”封个公爵，这种侥幸行为是朱元璋绝对不允许的，因此朱元璋偏偏不给他封公，只给他封侯。洪武八年，廖永忠因“僭用龙凤等事被赐死”，龙凤正是韩林儿的年号。
廖永忠
其实朱元璋之所以舍命救援韩林儿，而且不杀韩林儿，我觉得跟他早期遇到两个“紫衣人”很有关系。诚如前文所述，朱元璋早年遇到两个紫衣人救了他的命，其中一个很可能便是韩山童。他把对韩山童的报答，转移到韩林儿身上。
因此读《明史》者妄言朱元璋杀死韩林儿，是对朱元璋最大的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