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元稹，并称“元白”，他们二人志同道合，共同发起新乐府运动，都秉持着兼济天下的雄心，一起开创了元白诗派。
白居易生于河南正新，元稹生于河南洛阳。虽说都在河南，但古时毕竟交通不便，二人少时并没有过多交集。
二人初识，想来应该是在长安，二人共同赴京赶考。15岁的元稹和21岁的白居易并不知道，这是他们长达30余年的友情的开始。
公元803年，二人同登书判拔萃科，同被分配到秘书省任教书郎，正如元稹写道：“昔岁俱充赋，同年遇有司。”我们两人能在同一年考中，又同在秘书省做官，这是何等的缘分啊！
白居易也和道：“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不仅是我们同地做官，我们彼此的抱负思想都是如此相似相同，这又何尝不是一件乐事呢？
二人同是雄心勃勃的少年人，又有幸一起共事，自然交情一日一日法地深厚起来。此后，二人共同赏花听书，长安纵马，楚馆留情，醉后赋诗，也一同在沉浮宦海中扶持前行，一同抒展内心抱负。
可惜的是好景不长，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永贞革新”仅仅持续了三个多月就以失败告终。二王、刘禹锡、柳宗元等为代表的永贞党人被贬出朝，甚至有的被迫害致死。
而支持革新的元白二人也未曾幸免，元稹被贬为河南校尉，白居易罢校书郎，出为县尉。被贬的元稹没过几日就得到母亲逝世的消息，丁忧回乡，而白居易又被调回长安，二人擦肩而过。
此后数十年，元稹一贬江陵，二贬通州，三贬同州，四贬武昌；白居易辗转长安、江州、杭州，此后十数年，二人竟没有再次一同饮酒的机会了。此去经年，只是再难相见。即便是如此，二人的书信往来从未断过。
一次，元稹出使到东川，白居易与好友李建同游慈恩寺，席间想念元稹，就写了首诗：“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当日到梁州。”春日踏青，见得满眼花开烂漫，却是突然想起了故人还远在天边，算算脚程也应该到梁州了。可惜如此美景，不能与故人共赏了。
而巧合的是，此时正在梁州的元稹也在思念白居易，竟在梦中梦见此事，在同一天晚上也写了一首诗：“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我梦见故人你啊也在慈恩寺游玩，正兴冲冲地想和你一同前去，却才发现自己身在千里之外的梁州。
这两首诗，一忆一思，一实一虚，兜兜转转却是写的同一件事，是纵有千种风情无人诉说的寂寥，也是终不似，少年游的无奈。这是何等的默契与思念，才能令他们天各一方，却犹如同游同乐一般？
元稹于通州听闻白居易被贬至九江，震惊之余，拖着病躯写下：“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半明半昧的烛火映照在窗沿上，只觉得寒风凌冽，裹挟着雨水吹入破旧的窗子，又在此时听到友人被贬的消息，哪怕是“垂死病中”，他也是“惊坐起”。这三字直截却深刻地表现出了震惊之巨，感同身受之悲。
元、白二人友谊之深，于此清晰可见。二人同脉相怜的无奈与悲怆，缓缓氤氲而出。甚至于二人不用相顾畅言，仅靠着提在驿馆壁上的诗，便可将思念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一个人写道：“邮亭壁上数行字……不离墙下至行时。”一路风尘仆仆，遇见客栈小憩一番，看见壁上题着崔李王白许多人的诗，可没有一首是符合我心意的。直到我行至墙角，发现了你的诗，我如获至宝，站在墙下直至离去。
一个人则叹道：“唯有多情元侍御，绣衣不惜拂尘看。”我的诗在墙壁上无人欣赏，只是风霜斑驳了字印。但是元九你与我惺惺相惜，甚至不惜用锦衣拂去了字上灰尘。
以壁上之诗互传思念之情，当真是读来令人啼笑皆非，却又能品出其中深含的情感。
而当我们翻遍二人的诗集，白居易写“与元九书”“寄通州元九侍御”“寄徽之”“见元九诗”，元稹道“和乐天”“梦乐天”“酬乐天”“寄乐天”……
他们以一首首诗歌隔空对话，虽然有些读来平平无奇，但正是这种平淡，才赋予了诗歌更多的意味，也让这些笔墨诗词得以跨越了时间和地点的界限，将二人之间的友谊向我们后世之人娓娓道来。
唐文宗太和五年（831年），元稹猝然离世，白居易痛不欲生，亲自撰写墓志铭，以祭挚友。即便多年之后，白居易仍不断写诗悼念故友：“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你已经故去许久了，怕是连身躯也早已化为尘土，而我在这偌大的人间独行彳亍，满头白发。这一联诗，催煞了多少人的心肝。
也有人问过我二人的感情究竟是怎样的。我回答说，白居易与元稹，是一生的知己，是生死莫逆之交。
正如在《祭微之文》中，白居易回忆与元稹的三十年情谊，这样说道：“公虽不归，我应继往。”你既然已经不在了，我也应该同你一起。就像身躯已灭而影子也会消失，本皮已亡而毛丝也不在了。
这种悲怆，正如子期身死，伯牙不再鼓琴；子敬病逝，子猷掷琴哀恸一般，心灰意冷。他们彼此，都是彼此的半身。
编辑：张圣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