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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论》语境下的苏轼:看见最高级的“阿Q精神”

苏轼,无人不晓。

他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并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其词,开豪放一派;其散文著述宏富,被称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是中国传统文人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宫廷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之一。

今天,我们重新来讲苏轼,是希望能够脱离一种约定俗成的认识论:

我们与苏轼的接触,几乎全部是对其文学作品的鉴赏,然后把作品与作者生平进行某种蛛丝马迹地结合或者参照,最后,得出某种可以用来借鉴的人生意义,或者是一点隔靴搔痒的感叹。

我们种对文学作品的惯例式解读,致使我们很少有更多更新的突破,因而,很多时候,理解陷入了一种狭窄的视野,陷入一种认识的片面性。

文学是写作者这个整体的人的社会性和个人性相结合的产物。因此,我们不能离开人,而去讲其作品,然后再回推到作者这个人,这有点本末倒置之嫌。

《知识分子论》语境下的苏轼:看见最高级的“阿Q精神”

01

苏轼,首先是一个宫廷知识分子,然后才是一个诗人。

苏轼是名副其实的宫廷知识分子,是我们传统社会里的知识阶级,也是传统皇权用以共同稳固政权的力量之一。但是,这个知识阶级,并不是技术知识的阶级,因此,并没有与生产力发展相关的能力。

就像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社会学家郑也夫在吴晗、费孝通《皇权与绅权》一书的评论《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与中国的未来》中所言:“传统社会里的知识阶级是一个没有技术知识的阶级,可是他们独占这社会规范决定者的威权,他们在文字上费功夫,在艺技上求表现,但是和技术无关;这也是一个传统社会中经济上的既得利益的阶级,他们的兴趣不是在提高生产,而是在巩固既得的特权,因之,他们着眼的是规范的维持,是卫道的。”[1]

因此,苏轼的这种身份,将无可避免的影响其创作,或者,其创作,很大程度上,会体现其部分的抱负、理想,以及无法直言的情绪。苏轼的这种身份,将带给他不一样的人生观照,其创作也将与他身份的变更而发生变化。

宫廷知识分子,首先意味着你的言行是受到宫廷皇权的约束的,其次你将拥有宫廷皇权所赋予你的被指定的权力。也就是说,宫廷知识分子是与皇权紧密相连的,就苏轼而言,几度遭贬,甚至被诬告而有杀头之危,这便是宫廷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剧。

《知识分子论》语境下的苏轼:看见最高级的“阿Q精神”

02

苏轼,尽管是宫廷知识分子,却对权威存疑,敢于向权势说真话。

就创作本身而言,在自由被挟制的情况下,作品总是会呈现出某种压制,或者另一种极端的释放。宫廷知识分子很难做到人格独立,苏轼做到了相对独立。

从一开始反对宰相王安石的变法被贬,到后来东山再起后,又因看到旧派打压新派,反对旧派的污浊再遭贬黜,几度沉浮,可以看出,苏轼是一个相当有独立见解的人,也是保持内心原则的人。这在宫廷知识分子群体里,是不太多的。

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一书中说:

“……宫廷的知识分子(court intellectuals),也就是对有权势的人发言的知识分子,而他们自己也成了有权势的知识分子。我们的传统中这种人也很多。我一向反对这种情形。我一向觉得知识分子扮演的应该是质疑,而不是顾问的角色,对于权威与传统应该存疑,甚至以怀疑的眼光看待。”[2]

关于对权威存疑,萨义德在《对权势说真话》一文中指出:“知识分子显然是要在最能被听到的地方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要能影响正在进行的实际过程,比方说,和平和正义的事业。是的,知识分子是孤独的,……”[3]

苏轼每次都说了真话,却没有能影响到正在进行的实际过程,他最终是孤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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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苏轼的孤独:被囚禁4个月的“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根据相关史料,是因为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

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1077)重用王安石变法,颁布青苗法、均输法、田水利条约等,希望设立一套体系,解决所有的问题。变法主要目的是强国、强军、富民,斗争的对象主要是特权阶级,是地主、豪强、权贵等。

但是,理想丰满,现实骨感,新法没有经过试点,就一揽子推向全国,乱象频生。新政被地方改头换面,反而成为地方权贵横征暴敛的手段,结果与初衷背道而驰。

苏轼反对新法,并在自己的诗文中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以他文坛领袖的地位,其有不满情绪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会很不利。因此,苏轼入狱,或者也是神宗杀鸡儆猴之手段。

在神宗的默许下,苏轼被抓进乌台,一关4个月,每天被逼交代他以前写的诗的由来和词句中典故的出处。这或许也是封建王朝文字狱之一种。

苏轼的宫廷知识分子身份,是不允许与皇权有不同的声音的,而其知识分子的领袖地位,则更容易被当权者推出去杀鸡儆猴。

萨义德说:“对权势说真话是小心衡量不同的选择,择取正确的方式,然后明智地代表它,使其能实现最大的善并导致正确的改变。”[4]

对于苏轼而言,好像没有那么小心的去衡“量不同的选择,择取正确的方式”,因此,最后也并没有“实现最大的善并导致正确的改变”。

只是执着心中正义与抱负的苏轼,陷入了权力的善变,因此,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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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苏轼的寂寞:寂寞沙洲冷,是诗人最后的纠缠。

被贬黄州,初居慧院时所作的《卜算子》,写尽了诗人内心的孤苦与寂寞。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人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缺月”、“疏桐”的寥落意境,“漏断”、“幽人独往来”的孤寂,“拣尽寒枝”与“寂寞沙洲冷”的傲骨与寂寞,每一个字,都透着诗人彻骨的孤绝与寂寞。你看,苏轼以孤鸿的姿态,宁愿“拣尽寒枝不肯栖”,也不想放弃自己的志向与抱负。

有人说,这阙词,最见苏轼真性情,也最见苏轼的坚持。是的,一种古代文人的节气,有点拗。

用萨义德的话说,苏轼是有批判精神的。萨义德认为,“批评的社会目标是为了促进人类自由而产生的非强制性的知识。”[5]“从事批评和维持批判的立场是知识分子生命的重大方面。”[6]

可以说,在遭遇了“乌台诗案”到被贬谪,刚受到流离之苦的苏轼,仍然是保持了“知识分子生命的重大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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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苏轼的参悟与解脱:《定风波》里最高级的“阿Q精神”。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通过这一场风雨里的苏轼,我们总是说,他是于简朴中见深意,于寻常处生奇警,表现的是一种旷达超脱的胸襟,寄寓的是一种超凡超俗的人生理想。这种解读,从意义的发掘层面,实际是比较程式化的,就像看古典主义的作品,总是要摆出一个经典形象出来,而这个形象是用来体现某种流行的概念,或者是主流意识形态的,难免生硬。

一般大家都认为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是其超脱俗世的顶峰之作,甚至也融入了其在悲苦生活里寄寓的佛家思想。整首词,包括描述句里的“余独不怕”,词里的“何妨”、“谁怕”、“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在用于层面都极致地显示出一种“谁在乎谁小狗”的洒脱。

只是,大家都忘了一件事,苏轼宫廷知识分子的身份早已深入骨髓,他的抱负脱离那个能够对权势说真话的地方,将变得一文不值。这种被打入冷宫的遭遇,与杀死他没有区别。这种价值被剥夺的境遇,没有一种嚣张的自我开解的方式,又要怎样活下去呢?

“阿Q精神”,在自欺欺人的层面上,还有认清现实后的蛰伏与自救。苏轼的蛰伏,是看淡政治,用宏大的宇宙观把自己悬置在纷争之上,从而获得居高临下审视俗世的心境。这种高级的“阿Q精神”,与苏轼被贬谪后一段时间里的悲愁纠缠、生死参悟、自我解脱的心路历程,是完全一致的。

苏轼在被贬谪后的一段时间里,进行了灵魂暴击式的“积极求索”。从孤独、寂寞、贫病交加的悲苦、丧子等等,再到几度沉浮,苏轼贡献了《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临江仙•归临皋》、《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等等等。

很多人说,这些词中,兼有感奋和伤感,却仍然掩盖不了那股豪放气派,表现了作者旷达超脱的一面。

我一直都不赞同这种评价。

至少,《念奴娇•赤壁怀古》里的“人生如梦,一樽还江月”,这是我见过的,最令人神伤的词句。

一切的江山、历史、英雄人物,一切的少年功名、英气勃勃、羽扇纶巾,不过是苏轼自己深入骨髓的抱负而已。而当这些都灰飞烟灭,又当如何?

豪放背后的失落与寂寞,才是苏轼真正的生命底色。

我把这种豪放,称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高级的“阿Q精神”。

《知识分子论》语境下的苏轼:看见最高级的“阿Q精神”

06

岁月苍茫,苏轼,你还好吗?

也是在茫茫的宇宙岁月中,苏轼深谙了人生苦短。许多研究苏轼的学者都发现了一个秘密:佛、释思想是苏轼心态转变的主要哲学基础。

并且这种人生哲学在苏轼身上起到了复杂的作用:一方面,他把荣辱、得失、是非、生死这些非精神范畴的外物,视为毫无区别的东西,这体现出苏轼有逃避现实的消极的一面;另一方面,他又通达地观察问题,甚至能在一件日常的小事里,获得参悟,《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便是其巅峰之作。

只是,你不知道的是,能够如此感怀日常小事的,内心是有多敏感,思想是有多饱满,生存是有多孤绝,看不到希望!

谨以此文,献给正在为理想抱负努力,而屡遭挫折,却愈挫愈勇的有学识的人们。

参考文献:

[1]吴晗等,《皇权与绅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9.

[2][3] [4]萨义德,《知识分子论》,2002,p.103,p.85,p.86.

[5][6] 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1983,p.29,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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