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洞悉了文学的内在发展规律：”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在外表现于三古七段有各自突出的文学形式：楚骚、汉赋、六代骈语、唐诗、宋词、元曲、清小说，而在内隐含在这些形式内部的则是受当时历史背景、政治环境、社会氛围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同样，一代也有一代之文人。所谓一代之文学，即”后世莫能继焉者也。”一代之文人同样如此，纵使历史与文学的发展都是承继前代，启发后世，却也有怎么都不能趋同的地方，怎么也无法复制的环境、人物存在，而北宋与清朝可谓是这种极其对立的两个时期，苏轼、欧阳修可谓是北宋的典型代表，那么这样的两位大家若是在清朝，境遇又会如何？通过对比两个朝代的时代特点我们也许可以推测一二。

一、政治环境

北宋实行重文轻武，守内虚外的政策，文人地位高，为士大夫、文官群体提供了能施展抱负的机会，宋朝的文官制度比唐朝更有利于文官生存，不杀士大夫的规约让文官能够大展宏图，直言劝谏而无后顾之忧。欧阳修、苏轼就曾提出过许多行之有道的国策、实行了一系列的措施，新政的提出必然会触及既得利益集团的逆鳞，致使有政见有抱负的文官树敌无数，但也正是得益于大宋的文官制，苏轼欧阳修虽政敌无数却也能够保全性命，在政坛与诗词领域发挥余热。反观清朝，外族掌权，身份上的隔阂令清政府本能地惧怕前朝余党与本土汉人卷土重来，威胁到清政府的统治，由此，清朝对汉人，尤其是文人的约束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文化制度严苛，政治上打击异己分子，维护统治地位，大力推行文字狱，明史案、黄培诗案、朱方旦案、年羹尧案，桩桩件件都沾满了鲜血与冤屈，上到官员，下到文人，无一不受其迫害。

宋代与清朝的统治者身份的不同拉大了这种政治差异，宋朝为避免发生类似唐安史之乱的祸端，实行的重文轻武国策为宋朝文官抱团提供了生长的肥沃土壤，因此如欧阳修、苏轼这样的文官群体可以作为一重政治上的保障。而清朝皇权极端集中，帝王就是捂上权利的象征，没有人可以分散皇权，文官这股政治力量几百年来被打压得萎靡不振，也无精力互通有无，发表政见，这就对苏轼欧阳修此类才情抱负兼具的人造成了极大的束缚。

二、文化氛围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氛围的宽松，宋代虽然积贫积弱，但这种情况是针对宋政府而言的，除了花费大量财政用于集权、官员俸禄以及应对辽夏的宋王朝，其下的官员、文人生活不可谓不舒适，加之宋代宋明理学兴起，儒家思想占据主导，映射到当朝文人士子身上就有一种平和中庸的气质。而清朝文人地位极低，文人以”八儒九丐”自嘲，在清朝汉人入仕的门槛极高，几乎没有高职位的汉官，汉人一般只能在底层摸爬滚打，低调行事，小心做官，在加之清文字狱横行，文人处境更是艰难。

清朝三百年，受文字狱迫害的文人不计其数，造成文化凋敝，若是欧阳修、苏轼生于其时，怕是连文采还没来得及施展就被投入狱中了，即使是这样的大文豪若是为了自保怕是都得闭口不言，收敛才情，各个时代都必然有大大小小的人才，清又岂会例外，然而清朝的文化成就并不高，就是因为清朝文化发展受到文字狱的极大摧残，越是统治稳定的时期，文字狱就越是登峰造极，鲁迅一针见血：”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文人们不敢再将才华投注在会引来杀身之祸的文学上，只能转移阵地研究相对安全的文字音韵训诂了，”小学”盛行，文学式微。

文字狱的盛行无非是统治者为了迫害具有能引发社会思想动荡能力的知识分子而设置的刑狱，只是罗织罪名清除异己罢了，就算是苏轼、欧阳修也不能跳出时代的洪流，要么杀身殉道，要么缄默不言。

三、苏轼欧阳修其人

宋朝文人多如过江之鲫，唐宋八大家成就皆高，又为何单单假设苏轼、欧阳修这两人在清朝会有何遭遇呢，因为此二人可谓是能代表宋朝的典型，苏轼是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是北宋的政治家，而且二人兼具文学家政治家双重身份，人生境遇也是波折起伏，而欧阳修与苏轼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能以一叶知秋，以一人知一代。

苏轼天性不爱受拘束，被贬期间一首”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抒发了不愿被世俗所绊的意愿，然而苏轼天性中又有为己为民为天下的责任感，总是被贬”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却仍达观豁然，相信在基层也能实现功绩”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林语堂曾评价苏轼为”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几次被贬就是由于他政治上不依附任何一个集团，”乌台诗案”是苏轼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因文害身，这是宋朝的文字狱，比之清朝可谓小巫见大巫，由此可推及在清朝苏轼必不可能得以善终。

欧阳修同样如此，他有”暂解尘中绂，来寻物外游”的时候，欧阳修被政敌陷害，被贬出京，然而他并未同其他人那样放纵自己，耽于享乐，而是在外放时整治地方吏治，”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乐于山水，醉能与民同乐，醒能记录在政期间的种种，这样一位勤勤恳恳为百姓考虑的官员，在清朝那个对百姓的压迫更甚的时代，又岂能安心，必然是为民奔走呼号，然而这又会引来极端集权的清政府注意，与苏轼的结局当是殊途同归。

“越是超越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这是余秋雨对苏轼在文学上的感惜，可又何尝不是对这些伟人整个人生的痛惜呢，他们的思想不容于世，他们的主张被压制，在清朝的高压统治下如苏轼欧阳修这样冠绝一时的人怕也会销声匿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