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认识到，这世界上好像有一堵令人感到绝望的墙，那就是：有许多事情是人力所无法挽回的。” ——《斜阳》

1939年，”二战”的炮火被点燃，生在日本的太宰治，在第三次试图自杀失败，生病和食物中毒之后，”自暴自弃”地希望用婚姻来延续自己的生命。 此后两年”果然”开始似被”文学之神”降临一般，不但在作品上不断高产，且获奖无数。

眼见进入自己的”黄金时代”的太宰治，却被突如其来的丧母噩耗给打击地体无完肤，即使于太宰治来说，“母亲”的意义从来是复杂的，几乎从未拥有过的母爱，让他在这种感情上的认知，陷于爱与恨的极端。 随后的四五年里，辗转多地，不断在安稳躲避和空袭轰炸中流离，随着”二战”结束，日本战败的消息传来，本就生性敏感，有颓废厌世倾向，尚存良知的太宰治，开始陷入一个战败后，极端的选择旋涡——”生存赎罪，还是颓废毁灭？” 于是，文人太宰治，自然把自己的纠结和思考，都试图融入文字抒发和自我拷问，遂而在身体疾病恶化前，艰难地在1947年，以他的情人之一的太田静子的”真实”日记为蓝本，写下这篇八万余字的中篇《斜阳》。

他说：

“我要写一部杰作、写一部大杰作。题名已经决定好了——斜阳。倾斜的太阳，斜阳。”

其实，历来对”斜阳”的意像理解，通常都偏向于直接的，认为是对故事主题：一个战后”没落贵族”家庭生活的故事，的一种直接概括，借此抒发和展现自己矛盾而纠结的”选择”思想。但问题是，其实情人太田静子本不是什么没落的贵族，而故事里的人物，和子姐弟也好，母亲也好，还是上原先生等人，其实都显得十分”太宰治”本人。如此，其实就涉及到文学创作的两大流派——融合派和剥离派的创作方式，正如作家史铁生所说：

“写作者，未必能塑造出真实的他人，写作者只可能塑造真实的自己。”

太宰治于是，在千人千面的看法之下，其实没有”正确”的观点，只看作者本人的运用，而于太宰治来说，他的文风，一向属于融合派，也就是让自己的一部分投射在自己的作品中。其中最出名的要数”生而为人，我很抱歉”的《人间失格》，相当于其本人一生经历的”告白自传”，真实而悲壮。但，真正把”自我”融入作品的集大成者，还要属这本《斜阳》，《人间失格》是太宰治的留给世界的”遗书”，而《斜阳》才是他一生所有思想的结晶，没有之一。于是，在浓缩他对自我和战败后日本社会融合的，思想战线”人为革命和爱而生”的核心演绎之后，为大家留下的，就是作为一个：

被良知煎熬的；被阶级认同感颠覆的；被永远不能到达的”理想完美世界”所困顿的，那个只有”到水中去”的，无法自我救赎的自己。

静子用”一夜”春风，换”一世”爱与思念

一念之间的自毁与赎罪的悖论选择

诞生于1947年的《斜阳》的故事基础蓝本，是由太宰治情人太田静子的日记而来的，里面记录的其实就是她和太宰治，及家人的私密。

太田静子和女儿可以说，在那个尚存传统”儒家”道德教条的社会里，这本日记的曝光，意味着太田静子接下来的人生的毁灭，不管是纠缠并作为已婚太宰治的情人身份的道德”耻辱”，还是未婚母亲的天然社会”责难”，都是一种难以避免的自毁性的伤害。 于是，传闻中，《斜阳》的故事，是以与太宰治”一夜春风”的要求，而自我牺牲般虔诚奉献地所给予的。 当然，或许她也没有想到的是，现代化的进程与传统道德的冲击下，她的人生会”幸运”地得以被包容，于是，那一夜，那飞蛾扑火般的”牺牲”，事实上，成就了她此后一世的爱与思念。（得以颐享天年，高龄过世。） 但在《斜阳》里，化身为和子的她，却以太宰治的最后权衡的结果，用选择生下并抚养私生子的方式，完成属于她的道德革命。 这场自毁与赎罪的悖论拔河，在太宰治的矛盾思想笔下，终究是”理想”主义的赎罪更胜一筹。

剧照可是，理想总归是理想，正如故事里被设定为”没落贵族”家庭身份的和子一样，太宰治在她身上投射的，其实是对自我”贵族”身份，骄傲却自卑的矛盾纠结。 身为”大地主”之家少爷的太宰治，或许是因为生性敏感，或许是因为”聪明”，或许是因为认知上的超越常人，总之在自我”贵族”身份的认同感上，总是充满了难以逃避的压抑。 因为，自小受到”贵族”教育的他，在感受到自我优越感的同时，在那个”西化”和传统斗争的时代里，因此陷入一种充满良知和自省的，”身为剥削他人以自富的家族”的罪恶认知自卑的压抑。尤其在最后自杀身亡的和子的弟弟直治的人物和故事设计上，更是一种”附身”般的预告，那种既厌恶自身”贵族”身份带来的与世间的格格不入的隔离感，又以身为”贵族”的身份感到无比骄傲的矛盾感，让他的精神世界撕裂。留下的遗书只有“我是贵族！“的呐喊自毁，但留给世间的，自我选择的却是自杀的赎罪。

日本新式“贵族” 《爱莲说》中言：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或许正是《斜阳》里的太宰治投射自身的直治，最理想的归宿。否则，在现实的中，始终游离，纠结，挣扎在，对”贵族”家庭虚伪的鄙夷，和对世俗让自己被边缘化的大众中的自己，该何去何从？ 最理想的不过是把这些不管是自毁，还是赎罪的悖论选择都丢掉，让自己化身为最纯粹的自我，用自杀永远定格。

“丢了性命来彻底地过所谓的不道德生活，也许这倒要受到后世人们的称赞。牺牲者。道德过渡时期的牺牲者。”

作为”牺牲者”的和子，就成为弟弟直治，一个个体的另一面，同样陷入这种选择的她，却以”活下来”的方式，去实现自我价值的理想实现。

正如太宰治主要的”无赖派”文学意像风格一样，以颓废和毁灭来抵抗内外交困的精神世界的崩塌，用”恶”的道德极致，来平衡冲抵，最后，去追寻一种自我价值的肯定。 于是，《斜阳》的第一个主题被摊开，为”爱”而生的人，最终将以自我价值实现的理想状态，而死亡。

当战败的”贵族”有良知

于是”我”失去了自己

1944年，在”二战”中以不可逆的颓势滑坡的日本，不仅陷入外部战场的节节败退与疯狂反扑的困局中，还同时在本土受到毁灭性的空袭”火海”。 于是，即使作为高高在上骄傲优越的”贵族”们，在无差别的毁灭性覆盖打击中，也如”老鼠”般世俗的平民一般，要么四处乱窜着偷生，要么在阴暗的角落里苟活。

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战败，辗转逃窜多地的太宰治，才得以在老家幸存，然而，作为一名曾经活跃在”改革”运动前线的革命者，失败的挫折让他灰心，转而开始产生怀疑于是他重新捡起笔杆，试图从文学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我精神世界，以及社会未来道路思考的答案。 正如战后的日本混乱而价值撕裂的社会一样，在太宰治现实经历的社会如此，在《斜阳》的故事里，体现地更加淋漓。那种在多年战时，被国家鼓吹的军国主义”圣战”洗脑思想，居然在战败之初，就立刻相悖地改头换面，转而宣扬起”美好”民主政治的混乱而被抽离崩塌”精神信仰”的丑恶嘴脸。一度让如太宰治一般的文人们，以及普遍的拥有良知价值观的”新派人士”们，感到既崩溃，又迷茫。不止是因战争带来的军需繁荣的丧失，让物质生活陷入一片混乱，更多的还是属于被泛滥的社会思潮的不安与无助。

渴望信仰崩塌之后的理想重塑，正如《斜阳》里，被”神化”的母亲形象一般，天生有着丝毫不违和的”贵族气质”的母亲，即使在家道中落的困顿下，还能淡泊名利，安然处之地隐退山中。这正是处于混乱而迷茫中，太宰治想寻求的理想自我价值肯定的方式，但正因为自己做不到，于是转而设计这样一位”母亲”的人物，去试图重塑新的自我信仰。在现实中的太宰治是信仰宗教的，但这种信仰，却不同于虔诚的教徒般，以此为自我精神世界的支柱，而是让它体现的教义，比如”神性”、”神化”去完善，成全那个理想状态中”完美”的自我。但是，很遗憾，面对选择题般的“生存赎罪，还是颓废毁灭？”的问题上，他还是失败了，或者说，他其实很明白自己的懦弱、敏感、自卑和逃避般的自我封闭。 于是在故事里，他借由和子姐弟之口，悲凉地宣告着：“自己无法成为母亲那样的人。” 因为身为”贵族”的他，在这个新、旧思潮交织争斗，自我良知觉醒的时代里，天生就带着难以摆脱的”原罪”，那个以剥削而生的”贵族家庭”带来的罪孽。

直治在最终选择颓废毁灭时，也因此自辩（自解）：

“只要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我们就永远像犹大一样，一生都在不安、羞愧和罪孽中度过。”

由此，《斜阳》的第二个主题也被摊开，为”革命”而活的人，在历经革命运动的挫折失败之后，选择逃避的他，或许不止让”原罪”加重了他的背叛感，更是终身受到自我价值实现的谴责。 于是，即使理想中完美的”母亲”，最后还是难以逃离崩溃的命运，在沉重的肺病中，痛苦身亡。而作为现实的太宰治，其实在创作《斜阳》之时，也备受日益严重的肺病折磨。或许，正是在《斜阳》中，没有寻求到理想的答案，于是他才在病痛折磨与精神世界的全面崩塌的”末日世界”里，以颓废毁灭的”到水中去”，而以死亡的代价，结束不长的生命。 于是，”我”真的，失去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