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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与《八骏图》中城乡世界的对比,折射出沈从文的精神世界

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沈从文

在现代的文学史上,沈从文和鲁迅、郭沫若一样,是一个永远也抹不掉的名字。然而在上世纪的文学巨匠之林中,沈从文先生是一个十足的异类。

沈从文和鲁迅、郭沫若、成仿吾、丁玲等追求革命、传播共产主义先进思想的左翼作家不同;也不同于胡适、巴金等虽未投身于革命运动、但对于社会事务和现实有着极大热忱的作家。

沈从文投身于京派文学的创作,并不注目于社会政治之“变”,而是潜心于表现“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的人性之常”。这种表现人性之常的创作宗旨,也注定了他的创作不是从社会经济的角度为中国谋出路,而是从人最原始的本性与伦理、人生活的周遭环境的角度来品味和审视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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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先生一生著作等身、题材与涉猎极其广阔。但从某种角度来说,沈从文先生的创作题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关于淳朴的乡村生活与乡下人的,一类是写现代生活与都市人的

沈从文歌颂乡村生活里淳朴的人性与生活方式,批判都市生活中的腐朽、人性之恶,在城乡的比照中建立了自己的文化保守主义与思想自由主义的价值取向。在沈从文的笔下,这两类小说中的城乡两种世界是相辅相成、互为对立与参照面而存在的。

同时,沈从文对于城乡世界也并不是单纯的批判与歌颂,而是在对比之中寄寓了深刻的人生理想与反思。本文从《边城》和《八骏图》入手,探讨沈从文先生在这两类文学创作之中体现出的价值倾向与对于精神世界。

淳朴而近自然的湘西世界与田园牧歌

沈从文先生的人性观在关于湘西的小说中得到了正面的体现,在这一类小说中,他热情地赞扬了这种未被现实所打扰和浸染的人生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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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是沈从文浓郁的乡土情节的艺术结晶,也是他所构造的湘西世界的坚实基石。作者充满热情地描写了这片世外桃源式的乡村世界,也借以歌颂期间淳朴自然的人性之美。

小说讲述了一个爱情故事,借以描绘出一种理想的人生模式,作者以唯美诗意的语言和灵气洋溢的画面描绘出的湘西的“边城”是一个未被世俗浸染的、理想化的世界。沈从文将自己理想化的人生境界与湘西的民俗社会结合起来;在边城洁净自然的环境里,将自我饱满而真挚的情感与人生愿景投入到淳朴的湘西村民身上。

书中的主人公翠翠是作者对于人性的理想的具体投射与表现。翠翠在青山绿水中长大,有着晶莹清澈的眸子与纯净善良的性格。翠翠乖巧伶俐,富有乡村女孩特有的天真与淳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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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贫的生活中,她与年迈的爷爷相依为命,对生活始终抱有乐观的向往。在坠入爱河后,翠翠对于爱情的态度是虔诚而忠实的。她矢志不渝、坚贞痴情地追求爱情,不为金钱等俗物所动。她坚定地等待自己爱的人,不管他能不能来,也不管他会不会来。

翠翠对待与自己相依为命的爷爷则是热忱又包含亲情的。当翠翠想要成亲时,爷爷表现出了担忧、孤独和焦急,翠翠便向爷爷保证,自己成亲后也不会丢下爷爷。在爷爷去世时,翠翠是悲伤而凄凉的。

翠翠纯净美丽的艺术形象熔铸了作者本人的审美理想。翠翠的人性光辉与湘西优美纯净的自然风景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边城》里原始与自然之美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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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翠翠之外,作者所推崇的人性之美在其他人物身上也有着广泛的体现。《边城》中的老船工厚道敬业,天保豁达通透,傩送坚定专情,都是具有美好的人性。即使是书中当年向翠翠母亲示爱而被拒绝的杨马兵也是真实诚恳的,他对于翠翠一直有着歉疚之心,并且在爷爷过世后选择周济翠翠。

在《边城》里,乡民们的本性都是而淳朴美好的。他们有着不同的想法与相异的个性,但都心口如一、善良又有同情心。他们或许有着利益上的冲突与生活中的矛盾,但不会因此而难为彼此。乡民们没有过多的欲望与贪念,他们的人性是健康而圆满的。

总之,沈从文构筑的以《边城》为基础的湘西世界是美好而理想化的。这里民风淳朴,人们安居乐业,自然风景优美秀丽,社会秩序井然有序。这是个纷繁世间的世外桃源。

结合社会背景来看,这是沈从文先生在黑暗社会现实下的美好向往与理想境界;也表现出在社会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下沈从文对传统生活的怀念与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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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态的都市社会与人格异化

沈从文的人生准则在关于都市生活与人性的小说中得到了反面的体现,他揭露了这些都市现代人的丑恶嘴脸与精神病态。

《八骏图》以婚恋为中心,从性心理角度入手,通过主人公达士先生的视角,用犀利冷静的笔触刻画了八名教授的精神病态。

平时,这些教授们口头上大谈泛爱主义,标榜清心寡欲,还有的炫耀独身主义,或坚持礼义道德,但一旦涉及到两性问题,就显得荏弱、萎靡而不堪一击。表面上看,他们是正人君子,但实际上却是以一种“违反人性的理想”和“阉割观念”来抑制潜意识里的爱欲冲动,来扼杀人的天性。作家借此来批判都市生活的腐化以及知识分子的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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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骏图》的主人公达士,是个名作家,受聘出任青岛某大学暑期讲座教授。他每天一封信,不厌其详地给远方的未婚妻报告身边的琐事:教授甲在书桌上放着全家福照片,而蚊帐里却挂着半裸的美女广告画;教授乙认为一个人过独身生活洒脱、方便。而在海滩上散步时,却常常从女人一个脚印上拾起一枚闪放珍珠光泽的小小螺壳;

丙自称是没有恋爱观的老人,但每当他提起美丽的内侄女时,脸上便放出奇异的表情;丁主张默默地爱一个少年,直等她过了四十岁人老珠黄,才去向她表白;戊是个婚后又离婚的人,对女子常有掩不住的愤慨。他觉得唯有庚教授像个正常人,正在与一个二十五岁的女子恋爱,然而这爱也有点捉摸不定。

主人公达士认为,这七骏都有“病”,自认负有医治他们的道义。然而,这个以医治他人灵魂而自负的名作家,由于收到了庚教授情人写给他的一封你“舍得离开海吗”的怪信,便电告未婚妻,决定推迟了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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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绅士的太太》描写了一群上流社会的男女,生活奢华,精神糜烂堕落。里面的人物没有具体的名字,只是以绅士、绅士太太、姨太太、大小姐、大少爷等这样的方式来完成小说的全部叙述。

文中绅士瞒着妻子与别的女人偷情,绅士的太太在丈夫马褂袋子里发现女人用的头巾,发现了丈夫的婚外情,但是只要丈夫送点小礼物,则立刻烟消云散,婚姻完全建立在物质和虚伪的基础上。

总之,在描写都市生活的小说中,沈从文从一个“乡下人”的眼光出发,描写了城市人与人之间处处的算计和利用的关系,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都市的情感厌恶和道德批判。城市男女之间发生的只是一种无爱的情感与性游戏,人生被利欲填塞,完全丧失了灵性和诗意,人的两性关系蜕变为纯粹的动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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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这些小说凸现出都市“道德”的虚伪与病态,以自然人性的道德尺度鞭挝了人性的堕落和扭曲,用这面镜子映照出了上流社会道德沦丧的种种面影 。也体现了沈从文对受西方影响下的现代文明的一种质疑与消极态度,对黑暗现实社会的鞭挞与否定。

淳朴乡村世界中人格美的局限与精神悲剧

沈从文对乡村世界的热爱是真挚的。但他并没有完全地赞颂乡村世界,反而流露出了对这种理想生命形态的反思与现实隐忧。

比如《边城》的本质就是一出凝聚着哀伤的爱情悲剧。而悲剧的产生则有着主观层面的多种原因。

如果我们认真地考察《边城》人物的行动, 就可以发现他们作为人的主体意识的明显缺失, 存在着缺乏现代人所具有的那主动追求、积极沟通的性格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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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翠在感情的表达上是羞涩的、含蓄的, 在爱情的追求上则是不勇敢、非主动的。翠翠并不是主动地去追求爱情的,在爱情中她的表现也常常是被动的,她是情不自禁地坠入到爱河之中,对自己以后的人生也没有过很好的规划与想象。在很大程度上, 她的爱情悲剧是和自己的性格缺陷离不开的,只懂得被动等待的翠翠很难得到爱情的果实。

翠翠的心上人、热情爽朗、英俊痴情的摊送对爱情也缺乏主动追求的意识和精神。他愿意为了爱情与哥哥“决斗”、在夜晚给心上人唱歌,但却没有让翠翠知道这一切,他对于爱情的贡献是默默无闻的。他不敢丢开伦理世俗的约束来不管不顾地追求爱情,在人生大事面前,他太过于任性和孩子气。他本可以坚定地握起翠翠的手,却让她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等待。

从书中也可以看到,边城乡民纯朴美好人性下深藏着严重的天命迷信思想与逆来顺受的精神。 这使他们把一切责任推给外在环境与命运,他们很少愿意积极地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和现状,变革来临时,他们往往选择逆来顺受。于是人的个性更趋内向,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各怀心思,因猜疑、误会而致隔膜, 从而感到与他人交流的困难,惟独缺少对自己生命的体验和内省, 最终酿成悲剧。

《边城》与《八骏图》中城乡世界的对比,折射出沈从文的精神世界

这一点在《萧萧》中也有体现,萧萧的命运始终由不得自己,作为童养媳,她没有人身自由,也缺乏抗争精神。作者通过对其的描写反映了乡下农民精神上的愚昧。

在沈从文笔下的乡下农民的本性淳朴自然。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形式的冲击下,由于反抗意识的缺损与理性的缺失使他们无力面对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淳朴而近乎自然的生活使他们的个性中缺少理性与自省,矛盾密布的现实生活也容不下头脑简单木讷缺少心计的原始乡民。在小说中,沈从文用怜悯的笔触写下他们在现代社会中的无所适从与精神悲剧。

这些描写深化了沈从文作品的内涵,体现出了作者因挚爱乡村世界而产生的对于这些乡民悲剧命运的极大悲痛。

《边城》与《八骏图》中城乡世界的对比,折射出沈从文的精神世界

也体现了沈从文在极力讴歌湘西世界的同时仍保留着理性,对自己理想中的乡村世界与生活方式的反思。结合时代背景,这也体现出作者对于西方文化侵略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变革的不安,对于原始美好人性不见容于黑暗残酷社会的现实的批判与痛心疾首。


总之,通过《边城》与《八骏图》的对比阅读,我们可以看出其中折射的沈从文的精神世界与对于人生的哲思。在沈从文的笔下,这两类小说中的城乡两种世界是相辅相成、互为对立与参照面而存在的

可以说,他的小说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长河里,在乡村和城市的题材空间里,通过对人性世界和病态世界的对比,严肃地探讨了人生,讴歌了理想化的人生形式。在人民饱受欺凌与压迫的近代社会背景下,沈从文用自己的方式探究了关于民族灵魂何处安放的问题,并作出了个性化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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