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以其独树一帜的文风与精妙的思想，和鲁迅、郭沫若一样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擅长洋场爱情小说的张爱玲以女性独特的视角，摆脱了五四时期其他女作家的写作套路，对男权社会中女性殊途同归的被压迫命运进行了观察剖析。
身为女性作家，她的字里行间总是渗透着女性对生活的体验和感受。表达的永远是女人的天性，如对异性的依赖、对物质的虚荣。其独特的女性意识，建立在对于传统女性写作的解构之上，与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女性作家写作形成对话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张爱玲真正地表达了女性心声。
本文以《倾城之恋》与《金锁记》为例，重点探讨张爱玲笔下女性形象的特色以及其独特的女性意识。
奢侈的爱情与婚姻围城
五四时代是追求解放，讴歌爱情的伟大时代。但与丁玲、冰心等同时代的女性作家不同，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在面对“谋生”与“求爱”的人生选择时，谋生始终被她们放在第一位，爱情只能是难以企及的理想与奢求。
在生存困境与现实生活之间，张爱玲冷静又无奈地揭示出了她们的局限与人生悲剧。在张爱玲的笔下，一个个女主人公在现实的重压下心甘情愿或迫不得已地成为了“女结婚员”。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便是最典型的代表。在一场失败的婚姻之后，身心俱疲的白流苏在娘家寄人篱下、受尽屈辱。在小说的开头，流苏的前夫过世，三爷叫嚣着要她去奔丧，顺便过继来个孩子，好不必再收容流苏在家里。三奶奶四奶奶也借此讥讽流苏：
“你们做金子，做股票，不能用六姑奶奶的钱哪，没的沾上晦气！她一嫁到了婆家，丈夫就便成了败家子。回到娘家来，眼见得娘家就要败光了——天生的扫帚星！”
刺骨骨的话插进流苏的心，只怕是命不好也有罪了。
她必须逃离开吞噬着她的青春和生命的上海，那个时候家庭的侮辱早已经盖过背井离乡的伤感，即使是去完全不熟悉的香港，也仿佛没有关系，这是不得不有的坚强。
在徐太太的引荐下，白流苏遇到了家境优渥的范柳原。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却并不是单纯的爱情。流苏知道范柳原是个风流的花花公子，而且不知也不会悔改，嫖赌吃着，样样都来，独独无意于家庭幸福。
但心高气傲的白流苏仍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这段感情，她已经二十八岁了，没有挑拣的资本。白流苏受够了那种没有隐私的逼仄压抑的生活、那种完全没有出口的日子、那种在明嘲暗讽间霉烂的岁月，只有婚嫁是唯一可供孤掷一注的赌博。
《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婚姻则是个彻头彻尾的悲剧。曹七巧是父权家法下的牺牲品,七巧前半生为父权所支配, 她出生于开麻油店的小商人家庭, 因为姜家二爷痨骨残废, 娶不到有地位人家的女儿, 因此七巧是被当作交易品嫁入姜家, 许配给残废的姜二爷,这令她的一生都承受着肉体、精神和情欲上的痛苦。
七巧的婚姻完全是出于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尽管她在年轻时, 也有中意她的肉店小伙子, 还有哥哥的结拜兄弟喜欢她, 但她还是被贪图钱财的哥哥嫂嫂用 “三媒六聘”“抬”进了姜公馆。曹七巧的婚姻由不得自己做主，她也只能为了生存嫁给一个她不爱的、重病的男人。
曹七巧也曾有过爱情的幻想，对季泽的单相思是七巧荒芜的精神世界的支柱和依托。对小叔子季泽的幻想, 是七巧荒漠心灵的唯一慰藉, 七巧是用全身心去拥抱这幻想的。 然而对姜季泽来说, 与七巧调情, 只不过是他玩的无数游戏之一。
七巧第一次以感性欲望进行的反抗失败了 , 七巧对姜季泽情感, 并不是她的放荡, 而是正常的心理需要。 从此, 七巧的人性开始走向变态扭曲，最终她也丢掉了爱情的奢望，丧失了爱人的能力。
《倾城之恋》与《金锁记》中女主人公们的求偶目的与标准就是金钱，追求自由的勇气与力量早已被现实的世界所消磨殆尽。她们心甘情愿地禁锢在传统封建的大家庭中，成为丈夫或“金钱物质”的附属品。
现代作家中，没有哪一位作家像张爱玲这样继承了《红楼梦》的以女性为小说主角的传统，但张爱玲比曹雪芹更加残酷的是，她解构爱情神话，让女主人公们都无可奈何地舍弃爱情的奢望，跨入庸俗不堪的婚姻生活。
女性对男权社会的惯性依赖与相互之间的伤害杀戮
在矛盾密布的现实生活里，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们又往往不愿意相互帮助，而是互相伤害与嘲讽、彼此为难。
《倾城之恋》中的三奶奶四奶奶都以嘲讽离婚的白流苏为乐，让白流苏在娘家的生活受尽屈辱。四奶奶尖酸地嘲讽流苏：
我说，七妹，赶明儿你有了婆家，凡事可得小心一点，别那么由着性儿闹。离婚岂是容易的事？要离就离了，稀松平常！果真那么容易，你四哥不成材，我干嘛不离婚哪！我也有娘家呀，我不是没处可投奔的。可是这年头儿，我不能不给他们划算划算，我是有点人心的，就得顾着这一点，不能靠定了人家，把人家拖穷了。我还有三分廉耻呢！”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白流苏喘不过气来，也没有追求爱情的勇气。
爱情在张爱玲的笔下是虚无的。张爱玲用“男女问题”作为主线，叙述了一个个牵牵绊绊的爱情悲剧，但大量的“情爱”故事主人公都所遭遇的爱情都是不正常，甚至是畸形的。张爱玲笔下的女主人公无论有文化与否，有理想与否，都是男性的附庸，甚至渴望得到男性的控制。
她们的爱情是不真实的，因为她们无法独立自主，是没有自我意识的个体，屈从于男性之下。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经常成为男权社会无意识的帮凶，尤其是中老年的女性。她们自觉遵守男权社会中对女性的种种限制，而且不允许自己的女儿预约现实的社会规则，在男性缺席之时，她们就代替男性行使权力。
如《金锁记》里的曹七巧表现出来的对权力的攫取与使用, 就毁掉了她的子女们的人生。 她对作为家产继承人的儿子怂恿、放任，把儿子长白调养成十足的劣性遗少。为了收住儿子的心, 她把长白留在家里抽鸦片, 还为他娶了芝寿。 然而这媳妇成了她泄愤的对象, 七巧在此事实上已成为父权的代理者。她把自己受过的折磨与委屈, 变着招儿强加给了媳妇。
其中《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的母亲是另一种代表。在白流苏受到嫂子们的欺辱时，满心委屈的她向母亲倾诉，却只得到她淡漠的回应，要流苏息事宁人。流苏的母亲在考虑两个女儿的婚事时，则优先考虑流苏的妹妹宝络，因为流苏是自己亲生，宝络则是庶出，这样才能堵住亲戚们的闲话。母爱的无私要通过牺牲女儿的前途来展现。
张爱玲笔下的这些妇人是女性命运轮回的象征。她们被压迫、也压迫人，也互相倾轧。因此，张爱玲不仅解构爱情神话，也解构母爱神话，她用冷静的笔调描写这些在男权社会中变异的女性们。
细致的、“属人的”的描写与复杂的人性刻画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作者把女性当作绝对主角来刻画，充分地展示出这些女性人格的复杂性，并且对这些女性的悲剧命运有着理解、同情与慈悲。这也让这些有着各种缺陷的女性们唤起的读者的感情不是憎恶、而是非常复杂的情绪。
曹七巧本是一位开麻油店的小家碧玉,健康美丽,充满青春的活力,而且身边也不乏追求者。她的愿望也很简单,找一个喜欢她的人,生儿育女,只要男人对她多少有一点真心，也还是有幸福可言的。
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却将她的这个简单的愿望化为泡影。她在哥哥的安排下,嫁到了姜家,由一个“麻油店的活招牌”一跃而成了名门望族姜家的二奶奶。然而,在姜家,她却变成了一个让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人,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同情。由此,她逐渐地陷入绝望之中,最终丧失了人生的理想。
七巧的人格变异是有社会文化根源和心理根源的,她的变态行为的产生更主要的是来自于当时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因为她首先是一个被买卖婚姻制度残害的妇女, 对她而言婚姻是陷阱, 是戴着黄金枷锁的监牢。
其次曹七巧也曾反叛过自己的命运，她不甘心守着自己骨痨的丈夫，她真心地爱过风流倜傥的季泽。而季泽对她却不过逢场作戏，贪图她的金钱。她目送着这个自己唯一爱过的男人离开:
她到了窗前，揭开了那边上缀有小绒球的墨绿洋式窗帘，季泽正在弄堂里望外走，长衫搭在臂上，晴天的风像一群白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褂里去，哪儿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子。
这里的白鸽子也象征着曹七巧远去的爱情，从此寂寞与怨恨彻底地占据着她的心灵。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在面对“谋生”与“求爱”的人生选择时，谋生被她放在第一位。长久以来，她都没有真正相信过范柳原。“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她仅有的一点学问，全是应付人的学知”，因“掺杂着家庭的压力——最痛苦的成分”，她一定要抓住范柳原的感情。
白流苏的爱情并不纯粹，但身处困境的她别无选择。一方面，娘家人的冷漠让她丧失安全感和底气，她只有自己可以依靠。另一方面，青春已逝的她必须早些为自己的未来考虑，要不就只能做五个孩子的继母。于是她费尽心思地用自己残存的理智和命运相搏，使出手段捕获范柳原的心。流苏对自己命运的焦急令读者也为她的未来担忧。
张爱玲对女性心理和人格的描写是极其细致的。张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是复杂而立体的，这也让她们虽然有许多的缺点，但仍被读者们原谅与宽宥。正所谓：“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张爱玲以她特殊的经历、特有的睿智执着于女性世俗的生存状态的描写，她以清醒的女性意识，揭露了女性本身集体无意识的奴性状况，揭示了女性自我解放的最大问题。
张爱玲像“五四”运动后的大多数女性作家一样进行女性的写作，她的作品向世人展现了社会发展转折过程中人性的脆弱、迷惘、悲哀甚至是畸形。在张爱玲的创作中她没有刻意强化女性意识，而是通过描写女性各方面所受到的压抑来表达女性希望颠覆传统的男权社会，渴望男女在真正意义上的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