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协主席铁凝的《对面》这个文本，我们已经探讨了很多。在内容层面涉及了敏感的偷窥问题、女性身体呈现问题、男性欲望表达的问题，以及男性借助传统对女性身体禁忌的手段，导致女性形象死亡的问题，小说整体叙述冷静而刺激。

而在叙事层面，我们也做了比较多的探讨，我们发现铁凝从视角、空间、话语三个方面，对女性叙事提出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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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通过有目的的情节设置，铁凝对女性叙事进行了反面论证，在这种女性单一视角的、自我的叙述模式中加进了男性视角，以及这种视角所采取的有距离的叙述。

我们发现《对面》中的肖禾、对面阳台上的“她”，如果没有这个男性视角的加入，那么，她们都可以构成一部有关自己的女性叙事文本。

然而，事实上一旦她们被曝露在这种男性视角之下，那么，她们的文本则丧失了话语的能力，丧失了存在的空间，身体也沦为空洞的物。

因此，纵观整个九十年代的女性叙事，我们会发现铁凝《对面》这个文本的实验是具有着一种质疑、警示性的。接下来我所要论述的就是《对面》是以怎样的策略达到它对于九十年代女性叙事的一种质疑、一种警示，或者更重要的是一种批判的立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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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对面》这个文本的叙述的高潮，应该是在“我”用突然的巨大的光亮和刺耳的音乐，去恶意地惊吓，或者说是报复对面的矮个子男人和对面的女人时。而对面的死亡则成为小说某种意义上的休止符，或者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我”的叙述的开始。

死亡，作为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的母题，或者在中国二十世纪文学中，已经构成为一种表达的主题，它具有着多重的阐释空间。

死亡在很大层面上寓示着一种终结、一种停止、一种间隔。

关于死亡，赫伯特·马尔库塞在其论著《爱欲与文明》中有这样的描述：

在一种压抑性文明中，死亡本身也成了一种压抑的工具。不管人们把死亡作为永恒的威胁而忧心忡忡，还是把它作为最高的牺牲来加以颂扬，或者把它作为一种不可改变的命运而加以接受，教人们默认死亡，都会将某种弃权的因素一开始就引入生命之中，这种弃权的因素就是屈从。这种因素抑制了“乌托邦”的努力。现存权力与死亡极其类似，因为死亡是不自由和战败的象征。……但即使最终出现了自由，那些痛苦地死去的人也不可能再生了。正是对这些人的回忆和人类对其牺牲者长期所怀的负罪感，使一种无压抑文明的前景暗淡下来了。[1]

这里我们暂且不去讨论所谓的“压抑性”文明是如何产生的，因为它关系到人类权力的最初起源，但是光这一点就可以明白，这种压抑性隐含着一种强制、一种权力。因此，在这样的文明中的死亡，也全然不是死亡本身所显现的那样，仅仅是一种生物学上的意义。事实上，它在人类的不断发展中被不断赋予诸多不同的意义，随之而来的是死亡的价值也处于不停的变动中。

那么，马尔库塞的这种论述对于铁凝小说《对面》中的死亡设置到底在哪种层面上有着一种互文的关系，或者是一种意义上的对照呢？我在两者中都捕捉到了这样的语汇：弃权、屈从、权力，与死亡极其类似的不自由和战败的象征，而这些语汇背后则是隐藏着一些与“人为”相关的东西，也即权力在死亡领域发挥着的作用。

因此，作为《对面》这样一个语义繁复的文本，它的离奇的死亡情节，应该是具有丰富的阐释空间的。而这些阐释应该可以帮我们弄明白作者是如何借用死亡而达成其叙事的目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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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对面》这个文本中，死亡是一种对于女性身体的终结，而这种终结具有着一种被动性、非自我生成性。

借用马尔库塞的话，可以描述为“战败的象征”、“不自由的象征”，是一种被迫的对于生命的“弃权”，或者更是一种对于男性视点的最终的“屈从”。

很明显，文本中对面是死于一种惊吓、恐惧，是一种自己的隐私被突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羞耻，一种源于原始的女性身体、性的被男性世界窥视的恐惧。而这种恐惧是源于一种原始的对于女性的禁忌。

因此，这种形式的女性身体的死亡，它首先是一种拒绝，拒绝被观看。用女性主义的话说就是拒绝自己被处于一种被赏玩的被动的、客体的地位。但是，死亡作为最后的反抗，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屈从，如果这种死亡面对的是比自己强大的对手。

《玫瑰门》中的司漪纹能够用裸体去胁迫其公公，那是因为她借用了其公公所畏惧的封建伦理，是这种借用伤害了他的权威。而《对面》中那同样裸露的女性身体，是祛除了那种伦理的限制的，它之所以能够裸露，更多的是一种女性地位的实现，女性获得自我、自由的方式。

正如九十年代女性叙事所彰显的那样，身体成为一种手段。

因此，《对面》中的死亡，完成了一次对于女性裸呈问题的探讨，也即由裸呈而招致的死亡，是一种女性身体在性别意义上的死亡。也就是说，对于身体的借用并不能达到对于女性作为一种与男性平等的性别，而与之对话。

对面的死亡所浸透着的女性对男性“我”的控诉，揭示了女性生存的一种困境——想要去除男性世界所为女性建构的“身份”是无法得到男性的赞同的。这种思路应该说是批判了九十年代女性叙事所努力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叙事体制的。

并且这种终结是一种虚弱的终结，正如小说中“我”所说的那样，“我摧毁了一个女人最后一个个人的角落”，（p.373）而这个角落事实上显示了女性实践自我的空间的逼仄，而构成自我实践的方式，却构成了窥视的对象。

实际上正是这些因素摧毁了她自己，就像“我”在反省自己的行为时所辩护的：“招致对面厄运的只能是对面自己，即使窥视本身就是低下的犯罪行为，可谁让她自己给我提供了窥视的可能呢？”（p.372）

这种说辞可能带有着“我”为自己开脱责任的嫌疑，也是男性对于在窥视这个问题上对自己的纵容以及自私。但不得不承认窥视只有在有对象时才构成行为本身。这不得不让人想到九十年代女性叙事中，对于身体经验的执着，恰恰是给男性的窥视提供了最直接的对象，也是最具争议性的对象。

而《对面》中把这种女性身体的死亡设置在一种男性视点被确知的情况下，也就是这种男性视点不再是隐蔽的，而是暴露在女性的面前。应该说这种暴露是作为一种富于权力和宰制的意味的，而女性的死亡正是对这种权力和宰制的承认与证明。

从这些分析可以看出，铁凝对于这种死亡模式的设置是抱着一种对于现实的理智的：

当这种男性的窥视成为女性确知的事实时，女性身体便回归到处于客体的被观看的对象的位置，而不再是西苏、波伏娃她们那里的富于先锋与革命意味的身体。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女性仍然无法逃出传统性别权力的影响。《对面》中女体的死亡可以说是一种“丑”死，它的设置重新阐释了性别间的压力。

这种死亡与陈染、林白她们的死亡构成了鲜明的对照。

比如，陈染在《巫女和她的梦中之门》里这样写到死亡：“死亡在我的想象中就应该是美丽的，它应该像普拉斯所讲的那样，死亡是一门艺术。”[2]而林白在《一个人的战争》中地域死亡的幻想更是绚烂，她渴望着美丽地消失：“我将与许多星星漂浮在天空中，永远不会腐烂……宇宙射线像梦中的彩虹一样呼呼地穿过我的肉体，某个神秘的、命中注定的瞬间，黑洞或者某个恒星炽热的光焰将我吞没，我将再次死亡。”[3]

应该说这种对于死亡的截然不同的描述，也显示了铁凝对于女性叙事中对于裸呈的热衷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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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它是一种对于男性窥视的终结和一种男性反省与思考的开始。

这正像马尔库塞论述的，在一种压抑性文明中，死亡本身也成了一种压抑的工具，[4]而这种压抑来自于对于死者的负疚感和由之而来的罪恶感。罪恶感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焦虑的性质，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将它形容为“良心的恐惧”。[5]

《对面》中的“我”，在得知对面因自己的有预谋的惊吓而死亡之后，心理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在进入到对面的房子终于弄清楚高个子、矮个子男人的出现频率之后，“我决心用沾了水的手抹掉这些数字，就像要隐匿起对面留在人世的最后的痕迹，隐匿起她的那些不方便、那些‘阴暗面’；就像我早就知道这面墙上有几个数字，而我的造访就是专为着消灭它们的。”（p.3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