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女性的身体作为概念和物质的存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其中包含了太多文明进程中，给予女性身体的规训与惩罚。

在一次次的规训中，女性被训化为男权社会所需要的那个样子，其中不排除卖弄、谄媚、依附，以及视野的窄小和由身体自由的限制所带来的的思想的局限。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大批有着先锋思想的女性作家，在大量的女性文本里，探讨了女性身体和思想的觉醒之路，只是成果寥寥。铁凝的探讨，比较冷静，但也不乏充满残酷的性实验意图。比如《玫瑰门》和《麦秸垛》。

01

女性主义对女性身体的理论最核心的问题是认识身体——尤其是女性身体——是如何通过各种意识形态、话语和实践建构的。在西方社会，身体、性和社会性别是相互交织的。[1]布鲁克斯认为身体在一定程度上必然暗示着xing，不仅是单纯的生殖性，而是复杂的意识和无意识的欲望和禁忌。[2]

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的身体一直处于悬置的状态，它们被种种的男性话语、神话禁忌所架空。女性身体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禁言之物”，身体处于放逐的状态，因此，与身体息息相关的性以及社会性别的给予都处于一种未名状态。

所以，众多的女性主义者在为女性正名、为女性存在的呼喊中，都是从女性的身体着手：西苏说“写你自己，你的身体应该被人听到”。戴锦华认为，放逐了身体与欲望的书写，无疑同时放逐了女性主体的性别身份。[3]

因此，女性身体在女性解放自我、发掘自我的历史中，成为一种症候式的场域。通过对身体的感知，或者在接受自己身体的感觉信号时，女性才真正进入作为女性存在的时空当中。

02

在《玫瑰门》的叙事中，身体叙事成为焦点，在一系列的女性形象中，我们看到的是女性身体的被遮蔽、被误解、甚至鬼魅化，而这些构成了这些女性身体的悬置，悬置意味着缺失，即性本身的缺席。

在司漪纹的身上，我们几乎可以看见张爱玲《金锁记》里曹七巧的身影，性的受阻使她在苏眉的眼里成为一个乖戾的形象，性在她的世界里成为一种扭曲。她在内心偷窥儿媳儿子的生活，甚至嫉妒竹西那旺盛的欲望；又处心积虑地拆穿竹西与大旗的奸情，而这种拆穿只不过是她与罗大妈的一场较量，为的是让罗大妈“高抬贵手”，她甚至还遗憾自己让眉眉去当了那个捉奸的马前卒，但是“那分明就是她自己，她不过是让一个自己走在另一个自己的前边，然后让这一前一后的两个自己汇集在一起。”“她愿意四只眼睛共同看一个热闹”，但“司漪纹看见这个端坐在床前的竹西，心里不由得生出几分……几分怜悯之心吧，最真实的怜悯。”[4]

在这场较量中，我们看到司漪纹始终是处于怯弱的位置，她需要借助一个孩子来取消她内心的恐惧，在面对性时的恐惧。另一方面，她的对于竹西的怜悯是不是又是对自身的怜悯呢？庄绍俭对待她的身体的方式是扭曲的，更多的是一种侮辱性的讨伐，性成为一种丑陋的东西，因为她的身体是被玷污过的，是不干净的。

而她在半夜用妖娆的赤身裸体去恐吓庄老太爷，这就不仅仅只是一种报复，更多的则是一种对自己身体的理解：它尽管悬置，但依旧美丽，而且充满力量。这可能是司漪纹的一生中唯一一次真正发现自己身体存在的时候，她发现它的力量，并用它开口说话。

03

正如西苏论述的，长期以来，妇女们都是用身体来回答迫害、亲姻组织的训化和一次次阉割她们的企图的。[5]这可能又是一种女体的歇斯底里，用这种超越道德的行为对身体被禁闭作出反抗。

然而，这已经不再是一个用暴露身体来获得身体的问题，也不再是用暴露的身体来反抗传统道德的问题，她已经构成了女性身体的觉醒和强大的需要，只是面对需要，不同的女性有不同的表达方式。

在《玫瑰门》这个文本里，从司漪纹、姑爸到竹西到苏眉，它构成了三代女性不同的身体观念，也展现了女性在身体、性观念上的发展道路。

我们从上面的分析知道司漪纹在身体观念上是被异化的，她的偷窥、嫉妒等一系列行为只能证明她没有自己的身体。而姑爸的女扮男装和男性化行为直接就把作为女性的身体放逐了。到竹西这里，她明确地知道身体的要求，前后三个男人证明了她的挣扎，而挣扎确定了她身体的意识状态。只是最后，她也没有能够把身体安放在一个合适的地方。

对于年幼的苏眉而言，身体与性都是参杂着恐惧的，她的意识里是规避它们的，甚至逃离，她觉得“再也没有比一个女裸体直面另一个更残忍的现象了，那是一种寒冷的悲愤，一种尖酸的尴尬。……在那时我以为我永远不能被任何人看，爱情和身体和身体的暴露有什么关系？”[6]直至成年，直至分娩，她才想她那样应该最像《赤脚医生手册》里的那张图了。她也才真正从身体本能的紧张恐惧里获得一点坦然、一点安心：

“她想，也许丑不是一个女人直面过世界的这块老荒地，而是你认为这荒地丑”。[7]

这里可能已经达成了对身体与性的释然，就像她觉得产后的缝合是庄严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