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写《端午节》的1922年，“外争国权、废除21条”的呼声席卷中国大地，积贫积弱社会正处于新旧交融的动荡中。那一年的端午节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不容易的，“欠薪”潮已经蔓延至教师与公职群体，节日里少了些热闹的气氛，却增添了无力操办的愁容。

鲁迅在短篇小说《端午节》中塑造的方玄绰，被后世称为“差不多先生”，他在脑海中自创出一套荒谬而自洽的理论，说服自己在目睹种种社会怪象时由愤愤不平转向得过且过：

譬如看见老辈威压青年，在先是要愤愤的，但现在却就转念道，将来这少年有了儿孙时，大抵也要摆这架子的罢，便再没有什么不平了。

“方玄绰”并不是令人动容的悲情人物，他在生活和工作中所遇到的，也是千千万万“普通人”所绕不开的问题。面对动荡的社会环境，该以怎样的姿态去面对？鲁迅没有告诉我们答案，却给出了一种可能。

于家庭他们是四体不勤的老爷，不可理喻

方玄绰的口头语是“差不多”，表面上似乎性格随和没有棱角，然而在家庭生活中，他却是说一不二的“一家之主”。

虽然鲁迅并没有刻画方玄绰发怒的一面，只是用点到为止的细节去展现，但在一次次戛然而止的争吵中，在他不可理喻的“狠话”里，中国旧式传统家庭中“大老爷”的形象呼之欲出。

“胡说！做老子的办事教书都不给钱，儿子去念几句书倒要钱？”
伊觉得他已经不很顾忌道理，似乎就要将自己当作校长来出气，犯不上，便不再言语了。
两个默默的吃了午饭。他想了一会，又懊恼的出去了。

家里连下锅的米都没有了，方玄绰在外却依旧保持着“清高”的姿态，只将怒气发泄在妻子身上。而妻子则习惯性地维护着他脆弱而敏感的尊严，用忍耐表达尊重与爱。

于职场他们是事不关己的看客，命运飘摇

方玄绰并不是突然间落入困窘的，他的本职工作是个不大不小的“官僚”，同时兼任“教员”，职场上算是混得体面。起初，只是兼职教员的薪水被拖欠，他看到其他人联合索薪，还暗地里觉得不妥。后来，连官俸都发不下来了，他依然如往常一样，不参与“讨债”。

他自己虽然不知道是因为懒，还是因为无用，总之觉得是一个不肯运动，十分安分守己的人。

在风雨飘扬的时代背景下，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尽管方玄绰始终都在用“差不多理论”说服自己，却丝毫无法抵挡命运的浪潮。方玄绰身上的悲剧因素在于，他想要在思想上放过自己，而生活却对他穷追不舍。

于社会他们是坐享其成的庸人，蒙混度日

凭借着同僚们讨薪举措，方玄绰一次次坐享其成，勉强维持着生活。然而当最后一次、端午节前，单位以银行关门为由再次拖欠薪水时，方玄绰也预感到危机的再次降临。

他忽而恍然大悟似的发命令了：叫小厮即刻上街去赊一瓶莲花白。他知道店家希图明天多还帐，大抵是不敢不赊的，假如不赊，则明天分文不还，正是他们应得的惩罚。

贫困之下仍然赊酒，方玄绰想到将危机转嫁给外人，然而他忘了，将自己深深埋进沙里的“鸵鸟”抬起头来才能生存，人们可以骗自己一阵子，却无法逃避一辈子。

最终，方玄绰决定以“买彩票”渡过端午节的难关，他在每况愈下的日子里，毫无生存技能傍身，只能不断选择用虚妄的借口蒙混度日。

“方玄绰”是社会小人物的代表，他们脆弱又矛盾，强悍的外表下是一颗敏感的心。他们没什么本事，也没什么野心；他们有的是借口与时间，却不愿睁眼看看未来命运的走向。他们可悲可叹，却是自己生活的始作俑者与最终承担者。“方玄绰”在今天依然存在，因为鲁迅先生所书写的，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人性中最真实、却难以直视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