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许多作家笔下出现了色彩斑斓的地方风俗画：鲁迅笔下的鲁镇、平桥村的愚昧，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诗情，高晓声笔下的苏南乡土芬芳，孙犁笔下的白洋淀清香，刘绍棠笔下的京郊田园牧歌……
与他们比较起来，汪曾祺的小说虽没有曲折离奇的紧张情节，没有气壮山河的雄伟图景，也没有刀光剑影的矛盾冲突，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也皆是一些普通人的世俗生活。但他描绘的旧高邮风情画和新塞下人物志，要更多一点情采和风韵：
他写出了时代生活给人们带来的悲欢苦乐，以蕴藉深厚的风俗画面，展示了底层人民超脱的世俗生活与人情美。
01 两组南北风格迥异的社会风俗画，却有着共同的民族生活风貌与精神风貌
汪曾祺的小说，以故乡高邮城镇和北方的塞下农村、小镇为中心，构成了两组南北风格迥异的社会风俗画，显示出中华民族共同的生活风貌和精神风貌。
高邮是汪曾祺的故乡，他以对自己家乡的熟谙，细致入微地描绘了城镇街面上的各种铺面，包括这些铺面的外形特点、经营品种、经营范围、顾客特点等等，使人分明感到江苏里下河地区城镇人事风物的地方风貌。
在他的小说中，能触摸到的有《异秉》中的烟店、药店、卖熏烧的准店铺，《八千岁》的米店，《鸡鸭名家》的炕房，《岁寒三友》绒线店、炮仗店、小酒馆，《大淖记事》的染浆坊、《皮凤三植房子》的修旧店等等。尤为精彩的要数《八千岁》的米店：
八千岁的米店看起来不大，门面也很暗浅。……四个米囤，由红到白，各有不同的买主。头糙卖给挑箩把担卖力气的，二糙三糙卖给住家铺户，高尖只有少数高门大户才用。一般人家不是吃不起，只是觉得吃这样的米有点“作孽”。……柜台一头，有一块竖匾，白地子，上添四个黑字，道是“食为民天”。竖匾两侧，贴着两个字条……一边写的是“僧道无缘”，一边是“概不做保”。
作者在这一幅色泽暗淡的画面上，写出了南方小镇米店的格局，米店的货物与人民生活的联系，也通过“僧道无缘”、“概不做保”的发挥，传达出旧时代里，市镇小市民阶层所产生的吝啬、保守、谨慎、胆小等性格特征，曲折地反映出时代的社会面貌。
如此，作者就能够借店铺的一角，写出了地方风俗色彩，并传达出大时代的氛围，这可以看作是作者对社会生活和地方风俗画进行观察和表现的一个窗口。
同时，汪曾祺小说中的风俗画，还善于从风俗民情的微妙变化中透露出时代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人民忧乐的境况。
比如《七里茶坊》写一个中国北方普通的市镇：
“有一个供销社，货架上空空的，只有几包火柴，一堆柿饼，两只乌金釉的酒坛子却是干的……路很宽，是土路，两旁的住户人家，也都是土墙土顶。连路边的树也都带着黄土的颜色。”
这些描写，分明使人看到“浮夸风”冲击过后不景气的经济形势和人民生活遭殃的时代面影。
同样，《八千岁》、《岁寒三友》也反映了旧社会里下河地区城镇上小业主的艰难挣扎，也不难让读者想见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弱肉强食、市场萧条、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
这些作品，看似都写了些市井乡居琐事，却自然地散发着时代的气息，表现出作者对现实人生关注的一片深情。
文学作品中的风俗画，不仅能表现出特定地区的自然环境、风俗民情，而且还能传达出某一特定时期各种社会关系以至时代影响，以及长期生活在这个特定环境中的人们特有的心理状态，甚至感情表达的方式、语言、行动的特点等等。
汪曾祺对高邮和塞下的风俗人情是十分熟悉的，他能够在作品中把地方的人情风俗融入生活画面之中，做到了以景传情，使人物描写与风俗画融为一体。
如《大淖记事》共写了六节，直到第四节主人公巧云才上场，随着巧云与小锡匠爱情故事的展开，巧云性格的显露，读者才逐渐悟出：有了前三节的风俗人情的描叙，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才带有了不容置疑的必然性，人物也就带着特有的神韵站立了起来。
如巧云被刘号长“破身”以后特有的心理状态，她的追求婚姻自由的大胆行动，接小锡匠回家养伤的果断决定，在生活濒临绝境面前的沉着，这些性格特点都可以在前三节中寻到缘由。
作品的第一节结尾处写到“这里的一切和街里不一样”，第二节的结尾老锡匠告诚小锡匠，不要和东头的姑娘有什么勾搭，第三节结尾处又说，这边风气不好。巧云的性格正是在“一切都和街里不一样”的环境中孕育出来的。
而《八千岁》、《岁寒三友》、《异秉》等作品中人物心理特点的刻画，都无不是在风俗画中透露出来。
凡此，汪曾祺风俗画的艺术成就在于他的笔墨不仅仅停留在风俗民情的描绘上，而且有一种内在的追求：灌注进了对现实人生的追求，渗透进了生活的情致和时代的色彩。这使他作品中的风俗画成为整个时代面卷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2 风俗画里的世俗生活并不俗，人情更有味
汪曾祺是一个在艺术创作中有着鲜明追求的作家。他以“有益于世道人心”为创作宗旨，坚持要把小说“写得很美，很健康，很有诗意”，这就使他的小说虽然写的都是世俗生活，却不流于庸俗。
写世俗生活而不俗，首先是因为他从最常见的世俗生活中提炼出动人心弦的人情美，表现出了高尚的精神境界。
他笔下展开的世俗生活，主要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表现特定的生活内容和人生世态，歌颂了存在于人民群众中的友爱、义气，歌颂了在艰难环境中的相濡以沫的同情、信任和互助，表现了质朴动人的民族性格特征。
如《岁寒三友》写的是在穷困境地中三个朋友的友谊。当绒线店主王瘦吾与开炮仗店的陶虎臣，在奄奄待毙的苦难境地中时，画师靳彝甫断然把自己“不到山穷水尽，不能舍此性命”的田黄石卖掉，接济老友。
他们的生活遭遇曲折地反映出了旧时代生活的阴影，写出了在时代重压下痛苦挣扎而不得温饱的市镇小百姓的辛酸。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作者以“岁寒三友”为题，着意歌颂的正的是这种患难之交，歌颂了雪中送炭的高尚情谊。它带给读者的，不仅是一种对精神世界的渴望和对人生际遇的痴迷，更令人感到那还未被世俗功利化的社会所淹没的澄明。
还有《大淖记事》中的二十多个锡匠，为了抗议保安队打伤十一子，挑担默默游行了三天，并且还在县府门前举行了隆重的“顶香请愿”，他们这种带有中世纪行帮色彩的行动，表达了下层人民保卫生的权利和人的尊严而团结战斗的执着意志。而大娘大婶们“在辛苦而单调的生活中不常表现出来的热情和好心”，更让人感到生活里的一股暖流。
《骑兵列传》中老一辈的革命者在十年浩劫中为保护同志那种舍生忘死的精神，《寂寞与温暖》中在政治风浪中对受压抑的同志体贴关怀的温情，从他们身上，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民的传统美德，这正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强大的精神支柱。
写世俗生活而不俗，还因这些作品细腻真切地描绘了极富有人情风采的生活画面，让人物的生活情调尽情地流露出来，自然地透露出时代的信息，这是最能显示出汪曾祺的艺术才华之处。
比如《异秉》是一篇含泪的苦笑般的作品。作品以保和堂药店店堂为中心，刻画了一群卑微的小人物。从药店的管事、学徒到卖熟肉的王二，这些市井之人，个个都有自己一部艰苦挣扎的生活史，然而，他们却又都怀着一种可怜的理想和愿望，以至连可笑的生理习惯都被误解为是人的命运的主宰。
《异秉》插画
人们在艰难中求生，对生活怀有微弱、渺小、可怜的希望，他们的这种心理，虽然有愚昧可笑之处，但是却能引起人的深切词情。作者以丰富的生活知识与娴熟的艺术技巧，把旧市镇上的人生世态写得栩栩传神。
《七里茶坊》则是在三年自然灾害的背景下，勾画出了北方一个小镇的生活画面。作者以一家车马大店为中心，写出了在困难时期人们的情绪。
深夜大雪中，进来几个赶牲口的坝上人，他们为坝下人过年能“吃上一口肉”而辛苦的奔波，给这个似乎凝滞的生活画面带来了一股生气，使人们透过这个七里茶坊的车马大店，看到了整个时代浮夸的风气给人们生活带来的苦难，以及人们在困难的条件下保持的善良的心地，把整个作品的思想境界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汪曾祺作品中的这种社会生活画面，还表现出人的生活情趣，产生强烈的艺术魅力。那些既无叱咤风云的气概，又无改天换地的理想的普通人，看起来都不过是“小人物”，作者并不把他们当作演绎故事的道具，而是以富有生活实感的细节，表现出他们美好的心灵世界。
作家在描绘这一切时，总是带着微笑的神情，带着欣赏赞叹的调子，也使读者在为人物命运而担忧的同时，同作者一起发出会心的微笑。
比如《大淖记事》写轮船公司东西“各距一箭之遥”的两丛住户人家，一边是做小生意的，一边是挑夫，这些挣扎在旧社会生活底层的劳动者的生活，既困难，又丰富，这些在苦难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总是带着苦相。
《塞下人物记》是一组互不连贯的人物记事，小说中出现了六个人物，车倌陈银娃，搬运工王大力，说话押韵的人，乡下的阿基米德，敢于抵制浮夸风的俩老头，又让人们领略到北方人的憨厚、刚直与智慧。
作者采用了人物记的写法，既无中心线索，又无前后联系。但是读者却通过一个个简洁、有趣的生活故事，取理解作品中贯穿全文的一条线索：劳动的赞歌，劳动者心灵的赞歌。
汪曾祺说他在小说创作中：
“不直接写人物的性格、心理、活动。但我以为气氛即人物。一篇小说要在字里行间都浸透了人物。”
汪曾祺写世俗生活，十分注意创造强烈的艺术氛围，使作品充满了诗情画意，发挥陶冶人的性情的艺术作用。
比如《鸡鸭名家》中的余五和陆长庚，是炕鸡养鸭的名师高手。他们都有着一手绝技，其本领可以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作品中那些普通的生活事件，被描绘得神乎其神，充溢着动人的情趣。
《受戒》所写的佛门与农家比邻而居的谐趣，打破了一般写佛门生活的传统格调，使人们感到佛门生活也不是森严呆板、清心寡欲的，作者是把和尚作为人来写的，人所具有的七情六欲, 和尚都有。
这既是一篇对扼杀人性的批判宣言，又是一曲爱情的动人之歌。明海和小英子的爱情，极富顽童般的野趣，更具初恋的圣洁。
《受戒》插画
如果说《复仇》中的“他和和尚”还是人情美的复苏，那么《受戒》中的明海和小英子的爱更具有了人情的生动和丰富。对此，汪曾祺曾说：
“我写《受戒》，主要想说明人是不能受压抑的，反而应当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我写了人性的解放。”
《大淖记事》中对妇女挑担的一段描写，更是令人叫绝：
“因为常年挑担，衣服肩膀处易破，她们的托肩多半是换过的，旧衣服、新托肩，颜色不一样，这几乎成了大淖妇女的特有服饰。一二十个姑娘媳妇，挑着一担担紫红的荸荠……走成一长串，风摆柳似的嚓嚓地走过，好看得很！”
作者以赞赏的目光，观察着这一群自立的女性，并且以抒情的笔触，把世俗的劳动生活、劳动场面描绘得色彩鲜明、情感真切。这样，在世俗生活场景中写出诗情画意，就更能表现出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和观察，表现世俗生活的高尚意趣。
汪曾祺按自己的审美理想，构建了一种质朴纯真却具有生机盎然的生活境界。他笔下的这些生命个体，在世俗的生活中平静地生活着，没有过多的奢念与悲伤，热爱生活却不执著于荣华富贵，潇洒通畅却又谦和节制。
他们这种宽和、通达的生命意识使生命自身充满了诗意的淡泊，超脱于世俗生活又充满了人世的欢乐，人生因此而呈现出一种超然而又实在的人情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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