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8月15日，张爱玲在中短篇小说集《传奇》出版后，更忙碌了。 接下来的4个月，她的身影频繁地穿梭于造纸厂、印刷厂与出版社。她要亲自出版自己的第一部散文集《流言》。 她不仅负责集子的纸张、印刷、校对工作，而且精心设计了一副自画像放在封面。 忙碌到12月，《流言》正式出版。
封面用黑白色块与线条勾勒出一个女人的大致轮廓，没有具体的五官，看不清她的表情，是迷惘，是忧郁，亦或是绝世而独立的孤傲？《流言》收录了她从1943年到1944年之间的零散短文，虽然时间跨度较短，但所收录散文种类极多、内容繁杂。 比起小说，这本散文集更接近她的日常生活，也更能让我们看到真实的张爱玲。
01 张爱玲的世俗情怀
张爱玲笔下绝少有时代的重大政治主题，而是更注重普通人的寻常人生，并用审美眼光体验市民阶层的世俗化生存境遇。 她的这种世俗情怀，在《流言》中有着相当浓厚的表现。
“我喜欢听市声……我是非得听见电车才睡得着觉的。”在她笔下，电车代表的世俗声音不仅没有一点尘世喧嚣的恼人之处，反而成了把握生活的背景音乐。在单调、动荡、摇晃中，张爱玲体验到的却是梦幻般的安宁：
“可我始终没有弄清楚电车是几点钟回家……而‘回家’两个字有着无数情感洋溢的联系。……一辆辆衔接一辆，象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克林，克赖，克赖，克赖！’吵闹之中带着一点由疲倦而生的驯服，是快上床的孩子，等着母亲洗测他们。”这里没有悲哀，没有病态，没有沉重感，她赋予电车的是明亮到几乎透明的童话色彩和人间烟火气。
“风如果不朝这边吹的话，高楼上的雨倒是可爱的。”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执着兴趣，也反映在她热衷于以旁观者的眼光，解读市井小民演绎的一幕幕生活的悲喜剧。 在《道路以目》中，张爱玲从附近军营里传出的学吹喇叭的声音中，体悟到了世情人心：
“在不纯熟的手艺里，有挣扎，有焦虑，有慌乱，有冒险，所以‘人的成份’特别的浓厚。我喜欢它，便是因为‘此中有人，呼之欲出’。”她走在街上，看到一个绿衣的邮差用自行车载着一个小老太太，说：
“做母亲的不惯受抬举，多少有点窘。她两脚悬空，兢兢业业坐着，满脸的心虚，像红木高椅坐着的告帮穷亲戚，迎着风，张嘴微笑，笑得舌头也发了凉。”原本是一幕母慈子孝的感人故事，在张爱玲笔下却又有几分滑稽的成分。
“这么许多人在这里，怎么谁也不捉，单单捉他一个！”张爱玲对于这种小市民的行为，并不愤慨地谴责，而是充满理解地说道：
“幸灾乐祸的，无聊的路边的人——可怜，也可爱。”这就是现代都市的大众，是张爱玲心目中的上海人。因此，她在《到底是上海人》里，宽容地看待上海人的坏，认为坏得有分寸。 她所欣赏的是他们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他们代表和象征着张爱玲所恋恋不舍的人生的一面。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认同，是一种发自于内心的亲近感。 然而，张爱玲并非一股脑儿地沉溺于世俗生活中。她属于把自己归入小市民群中的同时，保持着她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的冷静的自省，这种“冷静的自省”在她笔下表现为：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虱子”《天才梦》 “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公寓生活记趣》。何等娇媚的伤感，何等优雅的喟叹。这些大彻大悟、充满着苍凉之感的语句，其实不全是她对生命的自觉升华和把握，而是出于向往一种消解痛苦、诗意化的人生境界。 正是她的世俗情怀，冲淡了由痛苦生活带来的黑暗，从审美角度重新审视日常生活的一切，在入俗中达到超俗，最终体验到的是对痛苦的消解。
02 张爱玲对曾经痛苦生活的消解
张爱玲自幼生活在一个没落的封建贵族家庭，几乎没有感受到家庭的温馨和甜蜜。她在父母的争吵、分离、复合、离婚的过程中，走完了她的童年、少年时期。母亲出国后，她留在了父亲家。 中学毕业后，因与继母发生冲突，张爱玲遭到父亲毒打，父亲扬言要用枪打死她。之后她又被监禁在家，病了也不让请医生，差点死去。 病了半年后，张爱玲毅然逃到母亲家，此后再未返回父亲家。 张爱玲在《私语》中完整记叙了这件事。这一事件，对于张爱玲来说，不但是她人生的一次大转折，而且也是一份刻苦铭心的痛苦。 然而事隔多年，在叙述中，她却带着几分超脱来调侃自己当初简单可笑的判断。
“我也知道我父亲决不能把我弄死，不过关几天，等我放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了。数星期内我已经老了许多年。”而大量篇幅讲的是她如何逃脱，在病中也不忘“倾全力听着大门每一次的开关”。等到逃出父亲家后，“事过境迁，方才觉得那惊险中的滑稽”。 自五四以来，离家出走本是被青年人标榜为反封建家长制的时髦“壮举”，但在张爱玲的笔下，却只剩下“惊险”和“滑稽”了。她很是淡然：
“这样的出走没有一点慷慨激昂，我们这时代本来不是罗曼谛克的”。一次在别人眼里可能是交织着壮烈、痛苦、矛盾的“出走事件”，就这样在张爱玲的惊人的坦率中滑了过去，留给读者的惟有想象和空白了，而这正是张爱玲所希望造成的气氛： 在重新体验当时的情感的同时，跳出局外来观察分析自己。 凡看过《私语》的人，是不会不被张爱玲在人生初始就必须承受的艰辛挣扎所震憾。重新阅读那些美丽的文字时，有了情感和心态的认同，与张爱玲一起最终把那些文字视作沧桑人生中难得的慰藉。
如果说离家出走是张爱玲的一个人生转折点，那么她在香港大学求学期间的香港之战则给了她更多的生命体验。
“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盹，虽然不舒服，而且没结没完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在写到战争乍一停，“看见青天上的飞机”不会再炸在自己头上，“单为这一点便觉得它很可爱”。 在这篇散文里，张爱玲依然坦率得惊人。她去做看护，自称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在那个蚀烂症的病人死后：
“这人死的那天我们大家都欢欣鼓舞，是天快亮的时侯，我们将他的后事交给有经验的职业看护，自己缩到厨房里去……鸡在叫，又是一个冻白的早晨。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地活下去了。” “为了无聊而结婚，虽然无聊，比这种态度还要积极一点。” “战争期中各人不同的心理反应，确与衣服有关。”这里，张爱玲采取了反讽调侃的描写，即使到了生存威胁最严重的时刻，张爱玲似乎还有兴致和闲情描写战争状态下的饮食男女婚姻和服装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