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针尖，头图《陈情令》剧照。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过去100年耽美文学发展脉络，这里可能有你知道的故事，也可能有你不知道的故事。

20世纪初：社会上层的彩虹屁

19世纪中后期，唯美主义文学在西方兴起，这间接促成了耽美概念的出现。唯美主义文学旗手王尔德，不仅本人是同性恋，更凭借一己之力把具有耽美色彩的童话送进各国课本，就比如曾经小学课本中的童话故事《快乐王子》。

下面这段经常被课本删减的选段，就记录了王子和小燕子之间的唯美告白，而在这里，王子和小燕子的性别都是男性：

此时他终于知道自己快要死了。他剩下的力气只够再飞到王子的肩上。
“再见了，亲爱的王子！”他喃喃地说：你愿让我亲吻你的手吗？”
“我真高兴你终于要飞往埃及了，小燕子，”王子说：你在这儿呆的时间太久了。不过，你一定要来亲吻我的嘴唇，因为我爱你呀！”
“我要去的地方不是埃及，”小燕子说：我是去死亡之家，死亡是长眠的兄弟，不是吗？”
说着，他亲吻了快乐王子的嘴唇，随即跌落在王子的脚旁，死去了。

而在地球另一边的中国，耽美文学则演变为了一种社会上层的文字游戏。

20世纪初，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摧毁了中国旧的上层建筑，但是并没有动摇中国旧的封建经济，大量旧的阶级关系被保留下来。于是，在文言体系被摧毁之后，社会上层的文化大师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文字工具作为互相吹捧的工具。比如在拍马屁时，“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这种论语梗就不兴说了，不够新潮，得用白话文。所以这一阶段，文人政客们之间的交往就逐渐产生了典型的耽美化特征，典型的就比如胡适、徐志摩对于汪精卫的谄媚。

1923年，汪精卫和胡适、徐志摩一行人约着一起去海宁、杭州两地观潮游玩。事后，徐志摩在日记中写道：“前天乘看潮专车到斜桥，同行者有叔永、莎菲、经农，叔永介绍了汪精卫。1918年在南京船里曾经见过他一面，他真是个美男子，可爱！适之说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地爱他，他是男子……他也爱他！精卫的眼睛，圆活而异光，仿佛有些青色，灵敏而有侠气。”

所谓的彩虹屁，不过如此了吧。

相比于右派对于权贵的巴结，更为进步的左派文人则开始大量尝试私小说创作，无形中促成了耽美文学在另一个维度的发展。在1929年郭沫若发表的《我的童年》中，就曾有大段关于同性情谊的描写，以下内容被打包装进了《郭沫若全集》，属于名著范畴：

那时有一位很驯静白皙的少年从那草地上坡来。他穿的是青洋缎的马褂，葱白竹布的长衫，我一眼看见他就好像接近了一个很清静的存在一样。他比如就像一个水晶石，隐隐含着有一段冷意，但这是很含蓄的一种冷意。
模糊地睡熟了。有人吻着我，把甜蜜的淳汁渡入我的口中，我睁开眼一看就是汪君。我真是喜出望外。
说着他又笑融融地咬了一口来渡在我的口里。 ——“啊，我真的爱你呀！我紧紧地把他抱着。”

咳咳，郭老真不愧为我中华耽美第一人也。

不过，不论左右，在这一阶段，耽美文学发展仍旧局限于社会上层，主要创作载体为日记和私小说，属于典型的前沿探索性质文学，并不通俗。老百姓们是读不来这种文学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有限的市民阶层更爱消费张恨水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对了，陈坤和董洁的电视剧《金粉世家》就是改编自张恨水的同名小说。

国内耽美文化要想扩展至大众层面，还需要等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动漫文化的传入。

20世纪50年代：文学化进程加速

20世纪50年代前后，同性选题逐渐被主流文学界接受，耽美文学化进程开始加速，先后诞生了包括《乔凡尼的房间》《旧地重游》在内的一批经典作品。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作家扮演了重要角色。

文学依托于现实，是现实的反馈与写照，时代变动越剧烈越容易诞生优秀的文学作品。当时正值二战结束，旧的军国体系瓦解，日本一批旧贵族开始被时代抛弃，在日本社会掀起了巨大的变革浪潮。这些跌落凡间的旧贵族失去了祖上的荫蔽，不得不回归劳动养活自己。森茉莉是其中的代表。

（年轻时的森茉莉）

森茉莉素有耽美之母的雅称，她出生于1903年，父亲森鸥外是明治时代与夏目漱石齐名的文豪，也是日本陆军的高级官僚；母亲是官宦之家的大小姐。

森茉莉的前半生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在森茉莉的小说和随笔中，来自欧洲的精致点心和儿童绘本，镶着蕾丝的洋装，以及带去学校的甜柠檬水，都会成为同学议论的话题。在五十岁之前，她根本没有工作过。

森鸥外之于森茉莉，犹如太阳之于地球。森鸥外曾经说，茉莉的成长岁月，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在森茉莉眼中，这种亲情开始萌生出更多情愫，甚至开始无限趋近于爱情。即使 15 岁时，森茉莉与英俊的实业家之子山田珠树订婚后，她依旧会当着未婚夫的面坐在父亲的膝盖上，令人瞠目结舌。

在《我与父亲》一书中，森茉莉写道：“我的父母尽管相爱，但父亲的爱情太博大，母亲又过于多虑，以至于两个人相处时并非总是融洽，因此，有时由我来扮演父亲的情人，我与父亲的感情，因此而带有了几分恋爱的味道。”

然而，由于父亲去世、婚变、战争、背叛，森茉莉失去了一切，1953 年，森茉莉依靠父亲版税度日的生活走到了尾声，她不得不在五十高龄步入文坛，初衷也很单纯，她需要钱活下去。1957 年，54 岁的茉莉以细腻的文体写下了第一部随笔集《父亲的帽子》，描写一个女儿对父亲充满憧憬的感情，获得日本散文家俱乐部奖。之后的三十年，森茉莉笔耕不缀，写下了一大批作品，开创了日本耽美的先河。

虽然文笔优美，但森茉莉的小说却多少有些千篇一律，大都是讲述英俊的中年男人与漂亮的少年之间残酷而美丽的爱情，相爱，相伤害，难舍难分又不能长相思守。森茉莉继承了王尔德唯美主义的写作手法，却在叙事上更偏向于日本传统私小说的性质，爱的人爱的要死，不喜欢的读者也厌恶其内容的空洞。

同为耽美作家的栗本薰曾分析她的作品：其实在茉莉的宇宙里，始终只有两个人，是她与父亲。固然同性恋是禁忌，但父女恋是更大的禁忌，所以不得不用小禁忌来置换大禁忌。年老年少的两个男人，实际上是父亲和女儿的化身。为什么是少年而不是少女？因为，森茉莉不容许别的女性侵入她和父亲的小世界。中国书评人止庵认为,日本近现代的女作家,只有森茉莉可与一流的男作家抗衡,自成气象。

森茉莉的文学成就，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将日本耽美文学拉上了世界的顶峰，这也为之后日本耽美文化走向产业化提供了基础。

20世纪90年代：从文学名著到潮流文化

鲁迅说，耽美文学救不了日本人，但耽美动漫可以。

20世纪90年代，凭借耽美动漫的流行，耽美从一个文学名词快速扩展为一种潮流文化现象，什么《纯情罗曼史》、《世界第一初恋》、《黑执事》、《刀剑乱舞》、《眷恋你的温柔》、《东京巴比伦》、《同级生》、《恋爱舞台》，我是一个都没看过。今天很多腐女的入坑，基本都是拜日本动漫文化所赐——因为真的太香了。

那么，从严肃文学到文化商品，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

一切还得从日本社会男尊女卑的悲剧内核开始说起。

日本是一个从上到下，把男尊女卑贯彻到底的国家。日本职场运行着综合岗和普通岗两套体系，男性多担任综合岗，女性多为普通岗，在晋升方面，普通岗的升职机会显著低于综合岗。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调查显示，2018年日本女性入职时的工资仅为男性的86%，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这样的差距会逐渐拉大。平均收入方面，2019年5月份，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月度劳动调查显示，日本女性的月平均收入约为19万日元(合1750美元)，低于男性的60%。

除了民间，日本上层社会同样如此。日本皇室是性别歧视方面的表率。按照日本现行法律规定，女性皇室成员不仅没有皇位继承权，还不能参加新天皇即位典礼。比如在2019年5月举办的新天皇德仁即位仪式上，他的妻子雅子就被禁止出席。

在这种受到极大性别压迫的社会环境下，日本女性需要一些文化消费品来排解情感上的郁闷。这种郁闷排解的工具早期是文学，但是文学的门槛毕竟太高，于是1955年讲谈社推出了首本少女漫画杂志《Nakayoshi》。很快，少女漫画就成为了日本女性排解忧愁的文化消费品。

BG向的少女漫画承担了20年这个任务，等到70年代中期，故事基本讲完了，没有新的元素可以用了。以1976年的女性漫画《尼罗河的女儿》为例，已经囊括了今天女性漫画的大部分元素：女主是穿越到古埃及的美国富家小姐，一穿越就经历了“霸道法老爱上我”的剧情，情敌是英俊的敌国王子。女主古灵精怪到处游历，还顺手毁掉了巴比伦塔。玛丽苏、穿越、霸总、逆后宫，要知道这是1976年的漫画，你故事都写成这样了，你让后面的漫画家还怎么写？

于是，到了70年代末，日本女性漫画题材到了不得不革新的地步。在这种大背景下，一些前沿女性漫画作者开始借鉴男性漫画的一些创作元素。她们开始思考，要是将传统的男女之情拿来描绘男男的禁忌之恋，效果会怎么样？由此促成了BL耽美漫画的诞生。

这种思考贯穿了整个八十年代，从同人圈到专业漫画作者都有尝试。1989年，同人画师尾崎南以漫画家出道，推出了耽美漫画《绝爱1989》。这本漫画很快在日本市场打开了局面，出版社和作者赚到了一大笔钱，成为第一本获得商业成功的耽美漫画。敏锐的出版商们发现，将耽美包装为一种女性漫画的固定题材是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

到了90年代，耽美漫画以雨后春笋般冒出，迅速风靡整个日本，并向东亚文化圈蔓延。

耽美文化之所以能够快速流行，是因为切中了日本最大多数女性读者的文化需求。毕竟，女同性恋群体毕竟是少数，文化商品作为商品经济的一部分，就是要卖给尽可能多的人。因此，耽美产业的成功还是建立在打开了普通女性的市场。

那么，为什么性取向为男性的女读者，会喜欢看BL耽美漫画呢？耽美虽然描写的是男同性恋者之间的爱恨情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简化为了攻受关系，性别概念已经变得模糊。发展到20世纪八十年代，耽美已经演变为一种事实上的无性别文化。在这一阶段，耽美文化的发展开始围绕女性的自我构建展开，其投射的其实是普通女性理想中的男性形象以及恋爱关系。

有一些学者认为，耽美文化的兴起还寄托了女性对于性别、年龄、身份、种族的平等诉求，对于纯爱的理想追寻，这种精神追求与现实社会婚姻的功利性、生育文化的不平等性截然相反。比如耽美文中后期衍生出的生子文的分支，受能够怀孕生子，其实已经是事实上的女性形象，只不过放到了一个虚构的无性别差异的世界观中。

从这个角度看，耽美动漫之于日本社会，甚至起到了女权主义启蒙运动的作用。比如玛丽苏漫画的剧情大多是一个高阶层男性通过婚姻帮助一名低阶层女性实现阶层跨越，俗称开挂；而耽美漫画则强调构建一个性别完全平等的世界——毕竟，攻和受并没有高下之分，这显然更具有革命性。

在中国：从小众文化到风靡全国

那么，兴盛于日本的耽美文化，又是如何在短短二十多年间风靡中国的呢？

其实90年代耽美漫画传入中国时，只是一种在沿海大城市流行的小众读物。当时的耽美与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需求并不相符。

八九十年代，中国女性最喜欢的是琼瑶阿姨的作品。这是因为中国当时已经步入工业社会，大多数城市女性都在工厂上班，吃大锅饭；工厂只需要工人不管男女，所有非标准化的元素都被忽视了。很多女性开始思考，作为女性，文化上的第二性征是什么？

因此，当琼瑶小说和电视剧开始出现在大陆时，引发了万人空巷的风靡和震撼。在琼瑶的文学和电视剧中，女性是可以任性的，可以撒娇的，是可以为爱痴狂的，我们今天看琼瑶剧的女主觉得都是矫情逼，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这些代表着人性解放。

变局发生在1998年。这一年，国企开始改制，下岗潮来了；大学毕业也不包分配了；市场经济开始占主导了。大锅饭消失了。过去人们常常吐槽这一切的糟糕，但其实它也不是全然的不好，至少国营工厂不会太关注性别问题。

但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生育问题和生育成本成为了不可回避的痛点。很多职场女性，经常会面对HR的提问：你结婚了吗？近期是否有生育打算？究其原因，还是企业不愿意承担女性个体的生育成本。于是，一夜之间，中国女性开始面临和日本女性相同的问题——就业市场的两性不平等，耽美文化发展的社会土壤开始充盈。

社会环境的变化催生了需求。互联网的发展则为耽美文化提供了生长空间。21世纪初，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中国耽美文化的阵地迅速从校门口的租书店转移到了互联网上，并很快诞生了“同人女”群体。

“同人女”将耽美文化作为文学社交游戏来玩，在圈子中，有内容创作者太太，有嗷嗷待哺等待投喂的粉丝，整个组织架构非常近似于70年代日本社会的同人圈。她们聚集在各大文学网站，创作分享和讨论耽美文学。

很快，各大网文网站发现这一版块的流量越来越大，于是将其进行了专题化，并在不久之后将其纳入如火如荼的付费阅读业务之中。至此，中国耽美的文化产业链得以初步建立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晋江文学城是最为著名的一家。平台的商业化给耽美创作者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使得她们可以稳定更新不受经济问题困扰；而同人文化的发展，则营造了一种建立在亚文化之上的文学社交体系，助推了耽美文化在普通读者群体中的传播。这块由于敏感词太多，具体案例就不展开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