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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二棍|布衣,铁鞋,刘年 ——也说楚歌

【诗人谈诗】布衣,铁鞋,刘年 ——也说楚歌(文/张二棍)

刘年在他的个人微信公号里,编发过一组诗,他把这组诗,取名为《小人物》。这些诗文里描绘的小人物,不可能有头有脸、有权有势,但刘年用心一一记着他们:羊峰村的李四、一个冒雨插秧的老农妇、酉水上水牛一般撑船的船工、五十七岁推着儿子去医院的秦大娘、幻化成液体被排入黑海的沙特记者……刘年写人,寥寥几笔、入木三分。仿佛笔下的那些人物,都曾是他相濡以沫的亲人。

恕我不去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了,这些一棵棵草芥般毫不起眼的名字,他们有的不在了,有的还活着,在尘世里延续着各自的命运,也许他们已经过得好一点了,也许还一如从前,撑船的撑船插秧的插秧,推着什么的继续推着什么……

他们像一台台永动机一样,在这广阔的人间一天天领受着天谕,背负着各自的宿命,默不作声地存在着,在无可更改的轨迹上,一点点滑向各自的渊薮,甚至连姓名都显得多余,连一次酣畅淋漓的大笑都是奢侈和难得的际遇。他们不会想到,自己会出现在一首诗歌里,成为一段段文字的主角,成为读者潸然的一枚枚剪影。

某种意义上说,刘年用诗歌复活了他们,让他们的生命停靠在某一行诗歌里,无穷无尽地存在着。这些轻飘飘的人,在刘年笔下,承载着人世间最厚重的情感——良知、坚守、道德、愧疚、诺言。当然,这无数个体的无数瞬间,还回荡着数不胜数的懦弱与悲苦,苟且与挣扎。这小人物们让人心痛和痛心的样子,也正是你我不敢正视、不敢剥开、也无法窝藏的那一个个零零碎碎的自己。

阅读刘年,就仿佛来到了他所历经过的那一幕幕现场。而刘年则一如既往地埋着头,如一个专注的民间艺人,持笔如刀,镂刻着他胸中的万千气象和点滴情谊。也许,他从不计较和关心,最后握在手中的是一幅版画还是一张剪纸,雕琢的是一块美玉还是一堆泥巴。一如简介中所写,“荒原、落日和雪”的深处,也许才潜藏着刘年的故乡。这些年,他单人独骑,携带着一抹风驰电掣特的背影,年复一年地奔向那高原荒野雪山大漠,像是去领受什么,又像是去抛弃什么。无穷的前路,无穷的雨雪,无穷的饥寒,一身泥泞的衣衫,一辆灰茫茫的摩托车,几本封皮斑驳的书,这大概就是他在路上奔波的样子。

【诗人谈诗】布衣,铁鞋,刘年 ——也说楚歌(文/张二棍)

再也没有遇到一个刘年这样的诗人了。某种意义上说,刘年是当代诗人的一个孤本,一块独立于我们之外的飞地。无论是他的写作风格,还是行为方式,仿佛他都在孤单而顽劣地固守着一个自己。他的外表,低调温顺,甚至还残留着一个上世纪少年珍贵的羞涩与难得的谦卑。而他的内心,却仿佛永远被不可知的远方吸引和蛊惑着,向往着牛仔、侠客,甚至渴望着一次劫难的洗礼,一次蚀骨的悲壮。他的不修边幅与精神洁癖,他的不善言辞与温润敦厚,在荒原中的他一人一车顶天立地,在出租屋里他一箪食一瓢饮简约至极……

正是这样的生活态度和生命姿态,使得刘年一直在主动抹去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痕迹与荣光。他为了忠于自己的写作,一直在躲避和反对着“技术”对他形成的影响和加持。从近几年他创作的几本诗集中,我越来越感受到,一个作为诗人的刘年,和那个我熟悉的刘年,正在水乳交融、形神合一。他的写,早已变成了一种不假思索的、耳濡目染的现场与当下。而他带给我们的诗歌,也把智性和理性统统化解成为感性。也就是说,刘年的写作,从书房、纸上、笔下、心头,走向了眼前、风中、集市、田野。

因而,这样的刘年,我很难找出一个与他做类比的诗人,无论是他早年的生活经历,还是他目前的写作状态,乃至他和我一次次提起的诗歌追求,都使得他成为一个不可被取代、不可被忽略,甚至不可能重现的诗人。这些也许是题外的话,并不是想夸赞他的作品如何突出,如何异质,我只是想说,也许刘年从写作之初,就主动选择了一条迥异的路,他放弃书斋的智性和学院的理性,更放弃了作为强者的“人”的掌控欲写作。他把自己一次次的遭遇,一次次的所见与耳闻,一次次旅途的未卜和恐惧,真实又任性地呈现在诗句里。

刘年最新出版的这本《楚歌》,就是一本真实与真心的诗集。在这本书里,刘年越来越趋向于一种节制甚至吝啬的写作,他剔除了所有主动的“我想”和“你想”,以近乎白描和节制的语言一次次指向那些“存在”。是的,“存在”是一种更裸露、更腥气,更给人希望,也更让人惊心的力量,“存在”有时候是怯场的,有时候是被凌辱的,被忽略的,正在被追杀和磨灭的,即将被天葬和被焚毁的……但“存在”,在更多的时候,恰如刘年的诗歌中表述的那样,那些或亘古或短暂的“眼中之物”,是向我们示好的,是给我们以无穷尽的指引,无所求的馈赠,无差别的感恩。

在《楚歌》中,这“存在”一行行,一字字,是那些被我们称之为植物的樱花、莲,也是冲向人群的公牛,脸皮下的骷髅,更是形形色色的这人间的那一个个叫做李四、樊世忠、鲁胜的人。正是它们或他们的存在,才让刘年的这本《楚歌》,一首首诗歌如一具具软体动物般,背负着诗中的一情一景,向我们蠕动过来,展示着他们的悲欢喜怒,诉说着他们家长里短……

是的,这个时代的许多文字,太急于向我们灌输和表达,太急于让我们成为受教化和被驱动的人,太急于高深莫测的思考,伶牙俐齿的表达。事实上,这是一种高高在上的精神殖民和价值绑架。诸多诗人们,呆在书斋的故纸堆里,试图寻觅和汲取着别人的气息与体温,试图在别人的理念和语言里翻新和修补出自己;更多的同辈诗人,张口闭口如何在诗歌中体现哲学高度与思想深度,却早已失去了对世上所有生命的珍惜和爱护,失去了对万物原初的想象和命名能力。总有人试图用无比精密的逻辑,极其精彩的论述,以及无可挑剔的观点,来说服我们,来替代我们思考,替代我们定义我们自己生存和生活的价值。所以,我们被许多虚虚实实、莫名其妙的论调包围着,一步步沦为思想和肉身的双重傀儡,甚至一些貌似严肃的文学,也在长年累月地左右和约束着我们。而刘年恰恰是一个相反的诗人,在他的诗歌中,我们很少看见他寻找意义或者真理的痕迹,很少有他给我们制造的幻境与迷途……他把这尘世上所有的情景,都尽可能拂尘去蔽,让它们本色、本真、本能地展示出来。这种实在、实际的展示,在刘年笔下,是指名道姓、事无巨细的,有时候是粗暴、任性的,甚至不加修饰的。刘年有许多这样几近于赤膊上阵的诗歌,比如《摩托车赋》、《从永顺到张家界》等等一批诗作。在这些诗歌里,刘年的诗人身份进一步弱化和消解,他惯用的抒情体系,也更彻底地让位给了叙述本身。但刘年的叙述,和我们常见的叙述,有一个巨大的区别是,当我们也懂得如何去关注和在意那些缺席者、零余者的时候,刘年已经悄然撤退,他仿佛一个随处可见的凡夫,不再有大部分诗人身上的那种看得见的人文关怀和知识分子情结。他把自己放置在闹市与草木之间,时而入世如小贩,时而出世若荒原,越来越舒缓温和,哪怕是面对一些悲剧和痛苦,他也不争不怒了,只是轻轻用笔尖,像抚摸一样,把一些只言片语的细节,生动而逼真地裁剪出来。正如刘年在其大量的诗歌中,用谣或歌作为标题,这展现出刘年内心的一些隐密的想法,他一定也期待着这个世界是平和的、温情的,甚至每个人都应该带着一点饶舌和调侃的意味,来歌唱和轻松地生活……

【诗人谈诗】布衣,铁鞋,刘年 ——也说楚歌(文/张二棍)

恰如刘年在自序的开篇所言,“只有小烟,问我何忧”。是的,人活百年万古忧,何况诗人。何况,在底层滚打多年,饱受生活之艰辛的刘年,有着从未泯灭的赤子之心和壮士之举。他一次次上路,是一个人的出征和收复之旅,是一个人的流放和取经之途。再次引用他的话吧,“我的所爱,都在风中/我的方向,就在风的来处……”从刘年诗歌的细微处,我们看得出,他是个铿锵有力的诗人,他擅长在细微处发力,却绝不会迷恋上雕虫小技。他能用一句话,甚至一个词,挪移和改变事物的性质和气质,从而使诗意在瞬间迸发。比如《买盐记》、《青海辞》等等这样的短制……

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人只能活一次,既不能拿它跟前世相比,也不能在来生加以修正。在刘年的诗歌里,生命意识和生命状态是异常丰沛饱满、淋漓尽致的。这几年,他骑着摩托漫无目的,一次次孤身穿过旷野,我们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路过哪里、看到什么。但从这一本《楚歌》中,我们看到一个诗人,他有小牛犊般健硕的体魄,有鸽子般清澈的眼神,有一颗向死而生的心,有大关怀和小情绪,有前途未卜时的莽撞,有面对一丛小花时的谨慎。当刘年把自己的写作,变成一场身体力行的漫游,他追随着一条条路、一座座山,他把自己的叙述,转化成一次徜徉于山川河流之间的纷繁无垠的叙事,他的所有诗歌主题,都是用把无数个貌似琐碎的小微的个体,放置在亘古长存的事物里。一如他《星宿海》一诗中那个背水的藏女,刘年选择用一生去面对的,也将是一座无形而浩大的词语的雪山。

刘年把这一切,一点点搬运到我们来来往往的尘世上,不是兜售,不是炫耀,不是据为己有,而是像婴儿般呵护着,并一一指给我们,让我们自己命名,自己领养,自己望闻听。也许,他的每一首诗歌,都将获得无数命运。而刘年,却一直是那个孤身远去的背影……想要知道他的消息,就只有等待着,去阅读他的下一首诗歌,或者下一本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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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二棍,本名张常春,山西忻州人,当代著名诗人。《揽月读书》顾问。

(责任编辑: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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