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杨献平
几个夜里，我连续做噩梦。都是很凶的那种。一次，刚躺下，梦见自己睡的双人床忽然下沉，而且头朝下，下面是无际的黑洞。加速度倒栽的时候，一种类似死亡来袭的恐惧充斥了我的身心。我使劲挣扎，但没用。旋即又升回原位。俄顷，又如此。我感到绝望，心里说，这一次要死了？肯定不甘心。想如何拯救自己，却无计可施。梦见一个穿白衣的女子站在屋里冲我笑，笑容妖媚而又诡异。猛然醒来，开灯，屋里除了沙发和茶几不见人影。
这两个梦境，我长时间不知何意。那时候，我刚来到成都，妻儿还在西北的巴丹吉林沙漠。对我来说，整个四川都是一个陌生之地，之前只是听闻其名，未曾涉足。成都乃至四川，给我的第一感觉是“道气”和偏远，“道气”是指张陵之创造的道教及其至今不散的影响力，加上李白《蜀道难》中“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加上金沙遗址、三星堆之扑朔迷离，令人想入非非，猜想不已，难以确定其文化源流与创造的神秘性。
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之高迈、驳杂，秦岭之南北明朗，湘鄂山地之崎岖、云贵高原之幽秘，米仓、大娄、巫山、邛崃山、龙门山、大巴山、大凉山蜿蜒分布，岷山主峰雪宝顶之高洁巍峨，蜀山之王贡嘎山的雄奇与神圣，更有峨眉、青城，一普贤菩萨道场、一道教之缘起，如此之地，何等奔放、奇崛与神奇？东晋蜀人常璩《华阳国志》中说：
“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地称天府，原曰华阳。故其精灵，则井络垂耀，江汉遵流。《河图括地象》曰：‘岷山下为井络，帝以会昌，神以建福。’《夏书》曰：‘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泉源深盛，为四渎之首，而分为九江。
……其卦值坤，故多班彩文章。其辰值未，故尚滋味。德在少昊，故好辛香。星应舆鬼，故君子精敏，小人鬼黠。与秦同分，故多悍勇。在《诗》，文王之化，被乎江汉之域，秦豳同咏，故有夏声也。
其山林泽渔，园囿瓜果，四节代熟。靡不有焉。（《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
……其名山有涂、籍、灵台、石书、刊山。
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故其诗曰：‘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其好古乐道之诗曰：‘日月明明，亦惟其名。谁能长生，不朽难获。’又曰：‘惟德实宝，富贵何常。我思古人，令问令望。’而其失，在于重迟鲁钝。俗素朴，无造次辨丽之气。（《华阳国志·卷一巴志》）
从这些叙述当中，我隐隐觉得，巴蜀之地，物产与人皆可自成一体，巴蜀之浓郁神仙气息，独有而奇彩的文章、人杰，是足够令人羡慕和尊敬的。至二〇〇八年大地震，我才空前关注四川，那种非常态的罹难与不幸，让我热泪不止，无比心疼，情感和精神上第一次与四川实现了同频共振。而此前，我尤其不喜欢四川话，有一段时间，听到就烦躁不安。大抵是厌烦四川人扎堆之脾性，喧闹之趣味。小时候，河北老家一带的煤矿铁矿，多得是四川籍打工者。蜀人喜欢吃喝。这在蔬菜和肉食较为单一且又以节约、节食为美德的北方，是很受诟病的。大人们说起四川人便脸色鄙夷，轻蔑说：“哼，那些个四川人，挣多少钱，都要吃了的！”言语之中，皆是谴责。
人之地域脾性，是群体性的。任何一个习俗的形成，一定是融合了更多近邻的价值取向。其实无可谴责，也不必要用自己的“惯性”思维来进行评判。于我个人而言，我做梦都没想到，有朝一日会到成都来。有此“动议”之后，遵作家裘山山之命，去映秀镇采访了当时在抗震救灾中表现极其优秀的黑水民兵团队，那时他们正在映秀镇抢险救灾。采访完毕后，我又返回巴丹吉林沙漠。几个月后，正式调入原成都军区政治部。初来的感觉当然新鲜，虽然不认识什么人，但有单位及同事，觉得自己将来安身于此也算是一种福分。人到四十，生命大致减去了一半，此时最重要的莫过于为孩子着想。这是我延宕至今的想法，这或许有些传统，但作为一个父亲、丈夫，我总是觉得自己有很大的责任和义务。安顿好自己不算好，一家人都好才是真的好。
那是二〇一一年春天，我还不到四十岁。三十几岁的男人仍旧不知天高地厚，甚或有些狂妄，觉得世界就在自己手掌中，以至到成都后，满心充盈的是对未来的美好希冀，至于怎么美好，感觉和设想都是笼统的。事实上，一个人一旦有了藐视天下之心，必将遭到某些人事的意外痛击，如《道德经》极则反、盈则亏之言，世间万物莫不如此。当然，所谓的意外痛击也不一定说来就来。事物必定有自己的节奏，尽管在我们生命和生活周围，始终潜伏有各种各样的羔羊、猛兽、鲜花和刺刀。
如此道理和生活，可能是人生常态和基本经验。尽管一个人在异乡，但从没有感到任何的空旷寂寥。究其原因，还是亲人在起作用。妻儿、母亲、岳父母、弟弟都是强大的心理依靠与精神支柱。面对这座陌生的城市，我感到了幽深，总觉得它有很多“禁区”，或者说，我无法融入的障碍。去武侯祠，忽然意识到，三国的刘备是河北人，张飞和赵云也是，便想，这标志性的三国文化其实是我们河北人创造的。由此推想，成都乃至整个四川，大抵是很有包容性的。不像北方，很多地方的排外意识非常强烈。大抵是北方多游牧民族血统的缘故。成都乃至四川，其大规模的灾难也有过数次，如一七八六年泸定县南磨西面山嘴崩塌、一八九六年川东绥定、夔州、酉阳等府州山崩泥石流、一九三三年叠溪大地震、一九八一年涉及全川的暴雨型泥石流、滑坡、崩塌，以及一九八九年贡嘎山南关沟融雪型泥石流等，都甚为惨烈。
时间长河当中，人的生命何其短暂。尽管惊悚于5·12大地震，但我觉得，大地不会频繁伤害某个地区的生灵，也不可能经常发生惨绝人寰的大灾难。征求了父母妻儿的意见，我就来到了成都。闲暇时，我一个人在文殊院转悠。在喧闹的城市，有这样一处清静地，在当下也算难得的。从前，受困于西北的广阔、巴丹吉林沙漠的深陷与空寂。现在，则被现代建筑包裹。这种区别，注定了一个初来乍到之人的惶惑、无所适从以及诸多好奇与想象。
夏天傍晚，落日依旧凶悍，光照之深之长，令人觉得整个世界都是沸腾的。人更是如此，女人的穿着昭示着某种自我审美情趣与年龄、文化层次和生活品质。男人无非短裤拖鞋汗衫，在同性眼里，只是高矮胖瘦与丑俊而已。我混迹于操着各种口音的游客之间，在各个佛龛前瞻仰流连。佛陀庄严、肃穆、仁慈，简单的神态当中包含了对人事和世界的诸多或玄奥或朴素的看法，也蕴藏了如我一般俗人难以彻悟的秘密与启示。人应当有信仰，只要是正当的、向善的，都是好事。
相比夏季，成都冬春时节时常阴霾。成都越是热的时候，太阳越是好。越是冷的时候，太阳越是躲起不见。这有点像成都人的脾性，即，越是热闹的，越是人多，再挤也要挤进去。越是冷淡的，即使一个人占据一个大客厅，也不愿意迈进去。文殊院有家宫廷糕点店，每天下午都有人排队购买，而旁边同类的糕点店琳琅满目却无一人购买。看到这景况，我就诧异，觉得成都人真是不可思议。糕点这种哄嘴的吃食，其实做法和味道都差不多，何以只盯着一家呢？
晚上散步，在文殊院或其附近将凌厉或懒散的夕阳送到诸多楼宇后面，然后从四周围绕而来的夜色中，等待灯光把自己从某个角落找见。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发现，文殊院的僧侣们一般在下午五六点钟作晚课。还有一些俗家弟子，虔诚站立其中，大声诵唱佛经如《大悲咒》《大明咒》《心经》。声音犹如天籁。听着诵经声，往往能使得我浮躁的心瞬间安静下来，如烈日下猛然遭遇掠泉水而来的微风，如枯坐的冬天蓦然升起一股持续的暖意。我不由得坐下来，在柱廊下倾听，慢慢地，自己浑浊的身心逐渐滢澈起来，沉重的世事与烦恼宛如低空灰土一般，簌簌落在了悄声流动的细水微波之上。
单位在人民中路三段，向南，可以直达天府广场，向北是火车北站。几乎每晚，我步行到天府广场再返回，沿途是银行、商圈。一个人穿行在众人之中，我觉得了一种丝丝入扣的孤独。而这种孤独，是从众人、车辆之上发散、传达给我的。一个人面对更多的人，他们却都与你无关。他们面容亲切、舒展或者悲愁、纠结，与我毫无二致，苦难和幸福在人的一生中不断交替出现，无常才是生活和生命的常态。
一个人在繁华中游走，商品和食品众多，可你只是其中可有可无的一粒。偶尔，我会自己给自己说一句话，或者说给别人，但往往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究竟要说给谁。这种类似失控的思维状态，让我深切地感到无聊与悲哀。
有段时间，我万般想念二〇〇九年三月九日凌晨去世的父亲。他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农民，但他对于我的心灵和精神的支撑，是无可替代、无与伦比的。起初，我不觉得父亲有多么重要，可一旦他离开了人世，我立刻就有了凉风穿心的孤独与悲凉。作为农家子弟，在社会中，从卑微的尘埃中挣扎到现在，用浴血奋战一词来形容毫不为过。世事如此苍茫，人心何其浩瀚。我之所以如此在乎父亲，盖因母亲是一个小心性的乡村妇女，弟弟为人粗疏，他俩虽然爱我、疼我、尊重我，但很多时候无法帮我分解内心和精神的疼痛、煎熬。在这个世界上，唯有父亲和妻儿是真正温暖，让我心有安处的、可对我最包容和理解的人只有父亲一个。他没了，我的内心空洞无助，只觉得到处飘满了猝然的不安与毁坏、背叛和伤害。父亲还在世时，我不觉得自己这一生会遭遇到什么样的突然袭击和摧毁。长久以来，我一直无条件地相信、爱身边的每一个人，总以为人心都是肉长的，都是善良的，不设防、把自己交出去，即使得不到回报，也绝不会受到伤害。记得少年时在村子里生活和读书时，因为对人太实诚，被人占了便宜后还在背后嘲笑我傻、说我“脑筋有问题”“傻不愣登”。母亲和其他亲戚听说后，语重心长地劝我，要多长个心眼，不要轻易相信人，免得吃了大亏，后悔、哭死都拿不回来！
可我仍旧没有改变，这种纯良的秉性使得我在人生道路上吃过太多苦，也受到一些误解甚至诬陷。痛定思痛，自己虽想改变，但终究还是禀性难移。
我走得浑身大汗，从夕阳的背影跳进黑夜的华灯。路上，似乎还能遇到一些奇怪的人，同性恋、异装癖是最惹眼的。那种介于两性之间的装扮和神态，让我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一次在地铁站等车，人很少，一个女人站在前面，烫金发，穿艳红的高跟鞋。上车，才发现，是一个男人。还有一次，在地铁上，看到一个男人描眉画眼、奇装异服，很是惹眼。反而是那些老人、不化妆的女子、匆匆而行的中年男人、打扮入时的年轻女孩、背书包的中小学生，能让我从心底唤出一种自然的亲切与疼爱。人是最美的动物，深奥也简单，复杂而又有灵性，无论怎样的一具肉身，都包含了时间及其在具体生命当中沉潜的力量与岁月迸发的多种意味。
回到公寓房，洗澡、上网、看电影或者书籍。一个人的夜晚在整栋楼宇的各种声响中独处。二〇一一年夏天的一个深夜，一阵欢愉的呻吟声把我从睡眠中拽了出来。尽管自己也做过这样的事，但对他人这样的声音仍旧有着一种莫名的好奇。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病态的偷窥，但那一刻忽然对男女之事有了一种激越的向往，甚至想，如果能变成一只蜘蛛或者壁虎，就可以肆意深入每个房间。把一栋楼所有住户在夜晚的活动记录下来，肯定是一部很精彩的长篇小说。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体，即使从事全人类同样的活动，其临场表现，尤其是肉身和精神的内在感觉与体验绝不会雷同。
当然，这种想法显然病态，但作为艺术实验或者文学表现，似乎是很有趣的。有年初冬，猫叫声贯穿了几栋楼房，它们在用亢奋的情欲发出令人心神激荡的呼叫，末了叫声却显得凄厉。有段时间读陈忠实《白鹿原》，几次莫名其妙地流下眼泪。读杨显惠《甘南纪事》竟然爱不释手，一晚读完一本书。现在想来，之所以喜欢这类作品，大致是个人的秉性与趣味使然。我也是农民出身，又曾长时间混迹西北地区。有些东西与生俱来，并且左右一生，尤其是影响艺术鉴赏与精神沟通。当然，杨显惠和陈忠实乃至阿尔贝·加缪、博尔赫斯、叶芝、苏珊·桑塔格、纳博科夫、雨果、西蒙娜·薇依，依然是我最喜欢阅读的大师。更多夜里，我想自己的亲人，特别是儿子。他和妈妈在巴丹吉林沙漠，整天背着书包往返于学校和家之间，有时顽皮如马驹，有时沉默如羔羊。想起和他一起玩乐的情景，我忍不住笑出声来。于我，儿子是另一个自己，是在这个世上最终代替自己以血脉与形象绵延流传的至爱之人。甚至，他和他的孩子将是替我看管这个世界的天使，无论我走了多远，他们都会从自己的血液和骨头当中找见我。
想得多，梦见的也多。有数次梦见和儿子在老单位人工湖一侧的土坡上抓蚂蚱，他在前面奔跑，我在后面追。追着追着，儿子不见了，我急得大喊大叫，他却在湖心的亭子里笑着喊爸爸。有时候梦见和儿子在营区外围的弱水河里捉鱼，他撅着小屁股，晃着小身板，在落满金色胡杨叶的草地上奔跑。还有时梦见和儿子在河北南太行山老家爬核桃树摘核桃吃，我也像孩子一样，和他一人骑着一个树杈，拿着青皮核桃对撞。
每一次醒来，就是一阵甜蜜，似乎有儿子身上的奶香味儿，在一个人的房间里缓慢升起。我的手指和胸脯似乎摸到了他柔软细嫩的屁股，特别是他那肉绵绵的小胸脯，宛若棉球一样的小手、小脚，温暖、可爱，充满人间的爱意。记得我们在一起时，我总是让他帮我踩背，他撅着屁股爬到我背上，呵呵笑着蹦来跳去。二〇一二年春天，儿子打电话来说，爸爸，我想去成都了。我说，宝贝你放假就和妈妈一起搬到成都了。儿子又说，特别想去杜甫草堂。我说，好啊好啊，老爸就带着你去杜甫草堂。
其实，儿子只是喜欢杜甫草堂的鱼。而我，来成都半年后，才去了杜甫草堂。那是个周末，我像没头苍蝇一样找来。还没进门，就觉得了一种愁苦之气。这个以诗歌把自己无限放大且冠盖百代的人，生前的苦难与身后的哀荣赞誉对比之鲜明，不仅是对当时王朝的一个莫大讽刺，也是对彼时文人的深刻比对。杜甫之伟大，是其诗歌对时代乃至众生之苦的现场直击，是其对人生、生命、精神的反刍式吟唱、告白，是其提升的艺术能力和有如神助的天赋。
除了“三吏三别”，我还特别喜欢他的《赠卫八处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以及“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等名句。一个优秀诗人，不仅能够深刻体验到同类的生命困苦与精神厄难的真相，而且始终与天地自然保持着一种呼吸相连、心跳谐振的精微联系。草堂幽静，竹林特别多，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树、灌木和花朵，曲折流水当中，巨大的金鱼好像生活在天堂。杜甫生前困苦，却以绝代诗歌使得他居住过的荒野成了无数后人纪念与瞻仰的“庙堂”。这种功德，是每一个人都梦想、都渴望的。著书立说，以思想和诗词歌赋流传后世，进而为万代师表与魁星文昌，何其荣耀？即使如我这样的小文人也时常作此妄想。
只是游人太多，吵嚷之声似乎是对草堂的破坏。一边的浣花溪公园内，有一大片竹林，有些练太极的人在其中吐纳或缓慢动作。坐在小径一边的石凳子上，时间久了，会觉得天地忽然静谧，诸多的人声和行人完全可以视而不见，屏住呼吸，似乎能够听到云朵移动的嘶嘶声，也可以听到泥土下虫子们破土的声音。第一次发觉这个秘密是二〇一二年夏天的一个傍晚，行人已经散去，华灯在别处，风把竹叶吹得像是一群懵懂的孩子。我一个人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慢慢就进入了一种澄明的境界当中。人在很多时候是可以找到自我的，再大的世界也都是一个人的。一旦进入无我或者说大我之境，世界就小了，一切的一切都是一个人的，一个人也是整个宇宙的。我想，杜甫当年在此写作诗歌的时候，大致也经常会冥想，然后以神鬼之笔写下不朽之作。
要是在草堂旁边弄个小房子住下来，和杜甫做邻居多好，但这是不可能的。城市里，每个人都必须量力而行。一个人有足够的财富，才可以使得自己的梦想落到实处。物质与财富影响人生质量、尊严，让我这个初入城市者感到沮丧。不仅是杜甫草堂，到每一处我都有一种无着无靠的感觉，觉得一切都与自己无关。城市从本质上说是公众的，人人生活在规则之内、他人之间。这种摩肩接踵的生活形式，从根本上是人对自己的一种困囚。几乎从第一次拜谒杜甫草堂起，老了回乡村的想法便在内心生根。人本来是自然之物，是大地放逐的孩子，压根就不该用所谓的道路与楼房把自己框起来。
在街上，看着一栋栋的楼房，我总是想，这样有意思吗？人把自己锁在一栋楼的某个房间里，吃喝拉撒，孤苦无依或热闹喧哗，其实都很可悲。有人自足不已，有人凄苦异常，有人夜夜笙歌，有人低泣不已。一层层的楼房和窗户，就像鸡笼，有阳光照进来，就像是天空额外的施舍，有风横穿，感觉就像树上的鸟巢。人压根就不应当把自己固定在某处，与大地真实接触不仅是生命的原有状态，也是肉身和灵魂所需。我还多次对人说，再过十年二十年，人们便会彻底厌倦现在趋之若鹜、甚至为之奋斗一生的城市，回到大地乡野。这不仅会成为新的生活状态，也是精神的自觉要求。
是不是已经丧失了回归乡野的能力？我经常这样问自己。从一九九二年到现在，我一直在做的，就是努力把自己和乡村、农民的距离拉开乃至彻底抛远，从而把自己变成真正的城市人或者说现代人。曾有一段时间，我以此为傲，与自己家乡诸多的同龄人相比，我显然处于优势。有一份工作，居住在大城市，这是他们乃至他们的后代至今梦寐以求并发誓要用一生时间去实现的。现在才发现，我才是真的受罪之人。对物质的苛求与必须苛求，在众人中紧如弓弦地忙着高人一头，于陌生之地孤独游走，狼一样追逐所谓的理想和梦想，如此消耗了大半生。这样的一种人生状态，实际上比在乡村更苦。很多时候，只是佯装一下自己如何高贵、幸福罢了，而深层的内心困苦与精神磨难，无人知道也无法与外人道。
我的母亲还在。倘若有一天她也跟随父亲而去，我就成了一个丧失了故乡的人。城市绝对不是我的，尽管我不排斥它。我只是担心，自己又将是谁的呢？除了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少数几个，谁将收容我？城市或许不适合作为家。家，在我看来，是一种全身心的交付，是灵魂的依靠。城市和现代文明让人更多地发现了复杂的自我，也迷失了简朴而丰盈的自己。很多人在做一些貌似解放、挽救自己的事情，实际上却在促使人本性中最美好的品质加速沙化与消逝。
就像我时常俯瞰的府南河。从原成都军区机关医院到万福桥，不过几百米。站在不高的桥上，水声沉稳或者哗哗有声，泱泱流逝之间，两岸灯火明亮。只是岸边的玉兰树和青草，很少有人注意。有一段时间，我一个人坐在岸边，要一杯清茶，在浓烈的水腥味儿当中，任由白昼减淡、黑夜裹身。时间如此易逝，人在迅速变老。玉兰花开了，几场冷雨之后，又是一片芳香。河水永不断绝，只是有时浑浊有时清澈，有时会运送一些朽木甚至废弃的用具，也会载着失去泥土的杂草和落叶向着低处默默奔走。我觉得河水就如同人和人的生活，我们所作所为，都不过是在给时间添加柴火和灰烬，也不过是在为土地增加厚度，为后人制造一种念想或者麻烦罢了。
河边小径上，时常有人散步，老人居多。每当看到老两口相互搀扶着行走，我就很羡慕。也想快点老去，就像他们一样，两个人在河边缓慢行走，可以不说一句话，就那么相互搀扶着，看路、看水，在花香和水腥味儿当中，感觉肉身被时间瓦解的脆弱和无助以及对生命之暮的深刻体验。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你一起，可以不同姓，但一定是同心并且相互仁爱的。当然，河边石凳上，也有一些流浪者，夏天赤身躺或坐，冬天则转移到附近楼下。有几个，好像还很年轻。路过时，我常常会猜测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如此，大地之大，为什么要来城市乞讨？有如此好的身体，到乡村或者山里种地，自给自足不也挺好吗？还有些中年男女。特别是那些三四十岁的女子，每每相向路过，她们神情犹疑、意味复杂。处在这个年龄的男女，内心甚至身体内都激荡着诸多不安分的水波，也布满颜色不一、姿势各异的花朵、猛兽与草地。
临河的中国十九冶办公楼前，每晚都有人跳广场舞。夜色朦胧，我觉得每个女人的舞姿都很好看。那些女人大都中年，有些人的身材仍旧保持得很好，其中有几个特别曼妙的。我忍不住停下来看，越看越喜欢。舞蹈之美，是人所有肢体语言中最具有杀伤力的，她们将肉身之美发挥到了艺术与梦想的高度，尽管其中有浓烈的肉欲味道。很早以前，我就想，其实舞蹈不是来源于劳动，而是来源于性。
回返路上，有诸多小吃摊点。这些昼伏夜出的人，大致也是为生活所迫，成都的小吃乃至川菜，基本上是调料在起作用。吃东西，就是吃调料。我不觉得川菜尤其是小吃如何好吃，只知道川菜的油水太旺，不知道川人炒菜为什么喜欢放那么多的油和调料。他们说，和当地气候有关。环境气候决定人的生活习性，自然对人的校正和赋予无形而强大。
吃小吃的多数是年轻人和外地游客。在我看来，晚上吃东西是一种很坏的习惯。晚上再大口大口吃肉，是一种令人鄙夷的行为。食物对于人，填充之后，有美味的感觉，就足够了。所谓的美食，不过是舌头的盛宴以及片刻摄取的快乐。
夜里总睡不着，睡着了又很快做梦，离奇而又充满想象力和戏剧性。譬如文章开头那两个，荒诞而有意味。很多夜里，关了灯，辗转之际，我会忽然看到卫生间或者厨房门口有个人站着。而且每次都是女的。我惊诧，有一段时间也觉得害怕。朋友说，这是你气血虚的表现，实际上是幻象。我小时候对神鬼之类的深信不疑，年岁大后，基本不信。但有时候也觉得，冥冥之中，可能还有一些力量或者某种力量的生成物，在我们周围存在。
从二〇一一年到二〇一二年，我的活动范围大致如此。偶尔去一次三圣乡，那里是离成都市区最近的农家乐及各种艺术场所的聚集地。武侯祠、锦里也去，宽窄巷子也很近。但除了陪朋友去看看，一个人不怎么去。我有一种自觉规避众人或者说不愿融入众人的痼癖或者心理疾病，也有焦虑症、抑郁症和强迫症。很多时候莫名地想，老娘下地干活的时候会不会遇到危险，妻子出外或者开车会不会遇到不安全问题，儿子上学路上会不会滑倒，如此等等，让我欲罢不能。以前，我以为这是一种爱的表现，现在看来绝对是焦虑症与强迫症。为此也受到一些误解。有时候很严重。但在究问自己的时候，我还是坚定认为，爱自己的亲人，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想着他们。任何人的一生，都做不到真正的兼爱众生，除了宗教。一个人一生，与之紧密相连的，特别是贴心的、可以安放自己肉身和心灵的，也只有那么几个。生存和更好地生存显然是这个时代的突出主题，而生存一旦强势于人伦，就体现出了它的残酷性。
大致是二〇一三年下半年或者二〇一四年，我的活动范围逐渐拓展。一个机缘是，认识了诗人梁平。他的“《阅读的姿势》《深呼吸》研讨会”特意邀请了我发言。这算是我第一次和他正面接触。此后，和梁平先生很快熟悉。他是一个有胸怀的人，包容性很强。作为一个盘桓诗坛多年，兼备创作实绩与理论观察、培养新人并坚持了诗歌专业刊物健康方向的诗人，梁平以多面、多能、深刻、自由、谦卑与有立场的姿态一直坚持在当代诗歌前沿。
几乎与此同时，结识了《星星诗刊》现任主编龚学敏。有几次约他喝茶，聊了很多关于诗歌的话题。我惊异的是，学敏和我在某些认知上非常一致。学敏儒雅，有时候很幽默还很矜持，有时候机警而又不失庄重。我向他讨要了几本诗集如《长征》《紫禁城》《九寨蓝》《钢的城》等。龚学敏低调，数十年来以独立的诗歌写作方式，构建了属于他自己的诗歌疆域与诗歌形式。
对于梁平和龚学敏，诗歌之外，更多的是兄长之情。对于我这样的一个外地人来说，梁平和学敏，一方面具有更大幅度地参与四川诗歌乃至其他文学门类的引荐和推荐意义，另一方面是我在成都可以有更多活动范围乃至可以交心的兄弟之情。随后，由他们而阿来、刘红立、罗蓉、李平、吕历、彭毅、宋晓达、黄薇，以及多年前就认识的裘山山、王棵、罗伟章、向荣、蒋蓝、吕虎平、嘎玛丹增、阿贝尔等。
这些作家诗人学者和评论家，基本上构成了我目前的文学和生活交际圈。是他们让我有了更多的活动范围，有时候，也找到了一种独在异乡逢知己的感觉。
我始终觉得，人就是和人一起的。任何人都不可能独立存在，我们必然与其他人发生这样那样的联系。只不过，有些是点头之交，有些让你觉得安稳与可靠，甚至有了一些难处和困境，也可以找他们倾诉与表达。从内心说，我喜欢大智若愚式的写作者，因为文学始终是向着大处深处开阔处和无限处行进的。就像做人，最终都是一览群山小，万事皆平常。
二〇一二年，妻儿来到成都，儿子先是在军区附近的小学读书，后又入四中学习。有一段时间，每天早上，我和他一起吃早饭，出门，把他送到学校门口，再去上班。下午，我提前到校门口等他，站在众多的家长中间，我觉得自豪。世上还有如此的等待，而那个人总会如期出现，并且能让我或者他在众人之中一眼看到，这种经验，我觉得是一种神迹与天意，其中包含了难以言说的天机与幸运。
等儿子出来，我接过他的书包，把事先买好的吃的递给他。像我当年一样，正在长身体的孩子，随时都会饿。我每次都给他买巧克力和酸奶。如果他吃街边的小吃，我虽不喜，但不阻拦。然后，站在公交站，和众人挤上公交。大部分时间站着。这时候是晚高峰，我知道每个人都很疲累，都想早点回家。如果有了空座位，儿子总是让我先坐，我则让他先坐。他说我辛苦，我说我在电脑前坐得久了站着好。若是遇到年老、怀孕或包裹重的，儿子会主动让座。看着他那真诚的表情，我总是一阵感动，忍住不流下泪来。
光阴令人欣喜，更令人心碎。几年后，看着越来越高的儿子，我忽然觉得自己老了，同时觉得，在这座城市当中，我从来就不是孤单的一人，而是一家人和一群人。儿子在这里成长、受教育，要比西北好得多。人到中年，开始一切都为孩子考虑了。我注意到自己的一个心理变化是，越来越向父母亲那一代人靠拢，特别是思想意识和伦理观念。以前年轻时候，觉得这一切不重要，向外拓展才是需要认真用力的，现在，则以为内在外在一样重要，一样不可或缺。
穿梭在城市，从东门到南门，从西门至北门，甚至到攀枝花、都江堰、雅安和广元等地，都可以获得一些情义上的安慰与精神的激励。有很多时候，一个人坐在文殊院的茶馆里，或像老僧入定一样闭目冥想，或像其他人一样和朋友们高谈阔论。有时，傍晚时分，吃过饭，一个人到茶馆坐坐，想一些内心的事情。二〇一四年春天，我忽然又梦见了父亲。他一个人在一面阳光充足的山坡上坐着抽烟，细长的眼睛看着一道深不可测的峡谷。他背后原来是细密的荒草，但在我攀登时，却又换成了一片黑压压的森林。父亲居然不等我，一个转身，他就消失在密林中。我使劲喊爹，却没回应。我哭，使劲哭，就这样哭醒了。
妻子说，这是爸想你了，买些东西到文殊院烧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父亲一生都没来过成都，埋骨于南太行乡野，烧些纸钱，他会收到吗？妻子说，父子的心是相通的，无论何时他都会看到和想到。我觉得她说得非常有道理。每年的某些时候，文殊院夜间烧纸的人很多，比如上元节、清明节，火焰把文殊院的红墙烧黑了一大片。跻身于城市的人，其实无法找到自己在大地上的确切根脉了，只有凭借这种方式，向自己的先祖传递一种念想与感激。这种行为，也可能含有对自己心灵的祭奠或者寻求安慰的成分。
独处时，我时常会忍不住喊妈妈，对着墙角或者某个空旷处。实际上，我们老家喊母亲是喊娘的。我清楚知道，自己完全不是在喊自己的母亲，而是在呼喊另一个母亲。这个母亲，可能与生身母亲有所不同。我很奇怪自己的这种行为，也不知道究竟出自何种心理。一个人内心深处，总是有大片大片的空旷之地，也有说不清的疼痛因子。我们在世上，不是外在的生活，而是生活带给人内心的困境、不安和疼痛更为猛烈、残酷。
有一天，在文殊院坐着喝茶，我忽然又凭空叫了几声妈妈。惊诧之余，在手机上写了一首名叫《叫妈妈的老男人》，用以表达这种飘忽而又奇怪的情绪。
“我喊：妈妈妈妈妈妈妈妈/我当然有母亲，但老家叫妈妈叫娘/我在外乡很多年了/很多时候，我喊妈妈。/连续喊，自我惊诧，然后放声哭//我不知道为什么哭/什么又值得我哭。哭在这个时代/没有根，也没有树冠/人人都是枝叶。向天空毁于闪电/向四周败于同类//妈妈妈妈……只能无人应声/这世界多么空旷啊/一个男人，叫妈妈都那么空/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他叫杨献平，他空/他时常用舌尖捉拿悲痛，从外部收集不幸。”
或许，这是我最近一段时间的灵魂状态。我知道，象征和隐喻之外，诗歌还有谶语和预言功能。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些异常的心理和行为，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写下一些看起来毫无来由的诗句。就像我在成都，现在和以后，有时莫名地振奋，有时又无来由地沮丧。我知道自己很脆弱，也很坚强，尽管人到中年，但还有一些梦想，最重要的是责任和义务。关于人生乃至更多的世事和个人方向，我似乎知道又不知道。在成都，也许我只想把自己的一切都好好地安顿下来，并且与这座城市继续产生更深度地契合与共鸣。正如里尔克《我过的生活》一诗：
“我过的生活，像在事物上面兜着，/越来越大的圈子。/也许我不能兜完最后的一圈，可我总要试试。//我绕着上帝，绕着太古的高塔，/已兜了几千年之久；/依旧不知道：我是一只鹰，一阵暴风，/还是一首伟大的歌。”（钱春绮译）
（文章刊于《西部》2020年第2期，文章图片来自网络）
杨献平，河北沙河人，1973年生。作品见于《天涯》、《中国作家》《人民文学》、《大家》、《北京文学》、《山花》、《诗刊》等刊。曾获全国第三届冰心散文奖单篇作品奖、首届三毛散文奖一等奖、全军文艺优秀作品奖、在场主义散文奖、四川文学奖等数十项。已出版的主要作品有长篇文本《梦想的边疆——隋唐五代丝绸之路》，长篇小说《匈奴帝国》，散文集《沙漠之书》、《沙漠里的细水微光》、《生死故乡》《作为故乡的南太行》《历史的乡愁》《自然村列记》《河西走廊北151公里》，以及诗集《命中》等。现居成都。中国作协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