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命天子”咸丰帝：当庸人遇见大时代

咸丰皇帝画像 IC 资料图

道光三十年（1850年） 2月25日，69岁的道光帝旻宁驾崩，未满19岁的四皇子奕詝继位，是为咸丰帝。

即位不到一年，洪秀全在广西发动金田起义，太平天国一出生便是如日中天，大有鼎革之势，尽管咸丰使出浑身解数来应对，奈何大清朝从军队战斗力到官员素质操行都全面下降，一直到咸丰1861年8月驾崩，太平天国起义仍没镇压下去；太平天国一波未平，1856年10月英法联军又以修约为由出兵中国，1860年9月更是攻入北京，咸丰被迫“北狩”避暑山庄，从此再也没回到北京，一年后驾崩于承德。

如茅海建先生在《苦命天子》一书中所言，“咸丰帝奕詝当了11年的皇帝，没有过一天安生的日子……内忧外患，遍地硝烟”。

咸丰绝对算不上一个昏庸或暴虐的君主，只能算是一个才具平平且坚韧不足的庸人，在承平时代，或许还能像父亲道光那样做个蹩脚的裱糊匠得过且过，运气好还能做个面目模糊的太平天子；但在咸丰所处的那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非审时度势的一代英主不能力挽狂澜，咸丰的在位，无论对大清朝还是他个人而言，都是一个悲剧：在天下糜烂而无力收拾的痛苦中，用醇酒美人麻醉自己的咸丰只活了31岁。

在咸丰政治人生中，以下的6个人，或是师徒，或是父子，或是君臣，或是兄弟，他们与咸丰的互动纵横，共同定义了这个“苦命天子”。

道光皇帝画像 IC 资料图

道光：父与子

与儿子奕詝一样，道光帝也是中人之资，不能再平庸的皇帝。道光朝经历的最大冲击无疑就是鸦片战争，坦白说，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所掌握的思想资源而言，换一个皇帝也未必能比道光帝在鸦片战争中做得更好；而在英国人的坚船利炮面前，道光帝无论重用谁，主战派林则徐也好，主和派琦善也好，对战争结果也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差别。

如果说道光帝对鸦片战争之败不用担负太多个人责任的话，那么《南京条约》签订之后的8年，清帝国的不思进取和拒绝变革就全然是道光的个人之失了。也就是说，打败了不是你的错，打败之后你还是苟安姑息就怎么也无法圆过去了。试想，如果道光奋然跃起，就将把中国近代化改革时间整整提前20年，也不用到了1860年代之后再次被痛击后才启动变革。

可以说，少年奕詝对这政治败坏的苟安8年也深恶痛绝，他继位之后仅8个月，做的第一个重大决定就是罢黜了担任首席军机大臣长达十余年的穆彰阿，以示和这个死气沉沉的8年做一彻底切割。

可以说，咸丰对父皇当政后期的弊政是清楚的，也有决心励精图治，实现大清中兴。

但是，除了共同的平庸之外，咸丰和道光在政治性格上其实有一点也是共通的，那就是面对失败严重缺乏坚韧性，最终陷入得过且过。

这一点，咸丰在刚继位时还看不出，相反，还是他坚决反对的。但是，在太平军一路从广西打到南京的过程中，原本还有些自命不凡的咸丰对自己越来越缺乏信心，逐渐从勤政变成怠政，特别是在被英法联军赶出北京之后，咸丰可以说是力挽狂澜的意志彻底被击垮，不理朝政，连带也放弃了自己，用晚清笔记的说法就是,“咸丰季年,天下糜烂,几于不可收拾,故文宗以醇酒美人自戕”。

可以说，活到最后，咸丰才发现，他其实终其一生都没有走出传承自父亲的那些政治基因。

而这一点，你甚至可以说道光是有“预判力”。道光之所以选中奕詝，除了奕詝师傅杜受田那些传说中的奇计之外，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选择“类己”的结果。在道光的政治认知中，孝道高于才识，仁义强于事功，才华横溢的六子奕訢就这样败下阵来。

道光想为大清找一位守成之君，他认为一切的政治答案都在儒家经典和因循祖制之中，因此，他选中了咸丰，但他不知道的是，大清朝正经“千年未有之大变”，天下已无成可守，选中一个像自己这样的平庸君主注定是一个代价巨大的错误。更何况，儿子的运气比自己更差，内有长毛，外有洋夷，这又哪里是“守成”可以守得住的。

所谓帝王的才具，不仅仅是说已有的学问、眼光和政治实务能力，更意味着，在面对不可逆的时代变迁时，你是否能够主动拥抱变革，破除阻碍的推动变革，乃至稳妥的完成变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光和咸丰更都是再平庸不过的君主。

杜受田：早亡的帝师

19岁的咸丰接过了道光留下的烂摊子，老师杜受田是他最大的依靠。

杜受田是一位合格的老师。用茅海建在《苦命天子》中的说法就是，“奕詝登基后朱批朱谕的文字功力在清代诸帝中还属中上，字也写得不坏，对儒家礼教和清代制度均为熟悉。考虑到奕詝智商平平，杜受田的功绩实不可没”。

咸丰登基后，杜受田成为了他的心腹大臣，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如罢黜穆彰阿这些重大决策之中，杜受田是除了咸丰之外最关键的人物。

从帮助咸丰夺嫡的步步为营就可以看出，杜受田的忠诚与才具都是上佳的，咸丰选中他做即位后的股肱之臣无疑是最适合的。

但杜受田也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如《苦命天子》所说，“杜受田本人的最大缺陷是缺乏实际经验”，杜受田从未做过地方官，对具体政务非常陌生，就是在做京官生涯中，他也为在实际操作层面的司官一级工作过，更何况，他的主要精力都是放在教育奕詝上。

杜受田对儒家经典心得颇丰，而他的政纲也是读史之人一点不陌生的，无非就是引经据典，在儒家经典和大清祖制中寻求解决办法；政治的崩坏主要是朝中缺少忠臣，人主轻信奸臣的结果，只要积极提拔忠臣罢黜奸臣，按照儒家经典办事，则天下大治可望。但正如茅海建所说，“只有做过具体工作的官员方能体会到儒家理论与实际工作有多么遥远的距离”。

于是乎，咸丰登基以后的几个大动作，都洋溢着浓浓的儒家范，大义有余操作性不足。比如，罢黜穆彰阿是“远小人”；比如，下诏求言求贤，是广开言路寻找忠臣；比如，在面对太平天国前线屡战屡败的危局，只知频频罢官换人。

任何政治经验都是可以慢慢磨练出来的，以杜受田的人品和悟性而言，有理想相信，只要给予他充足的锻炼时间，杜受田会越干越好的。

但问题是，1852年（咸丰二年）8月，杜受田在视察江苏灾区时染病去世，距离咸丰继位刚两年多。

现在， 21岁的咸丰得独自一个人来面对愈演愈烈的天下乱局了。恩师去世后，咸丰颁下谕旨称，“倘能久在左右，余时事艰虞，多有补救”。

不过，在几年后即将爆发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还有机会用老师教他的“儒家大义”来应对，最终，将咸丰朝引向了不可收拾的天下崩坏。

叶名琛：皇帝的代理人

在对外事务上，咸丰最信任的人是两广总督叶名琛。相比备受猜疑的曾国藩，咸丰对叶名琛的倚重和放权甚至已经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此种信任一直持续到1857年1月5日，这一天，叶名琛做了英法联军的俘虏，留下了所谓“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昏聩之名。

咸丰为何如此信任叶名琛？究其根本，是咸丰对西洋事务毫无了解，无法“朕躬独断”；而要求甚高：既不可以引发大规模战争，又不能对洋人做任何让步。

偏偏叶名琛自命驭夷有术，又特别有责任心，就这样舍他其谁的成为了咸丰朝的南天一柱。

坦白说，就咸丰基于无知而生出的不可理喻之要求，放眼整个大清朝，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到。叶名琛事败之后三年多，英法联军才攻入北京，其间清廷使出浑身解数，和也和了，打也打了，最终还是一败涂地，直至丢掉了北京，这总不会是叶名琛的责任了吧？

回头检讨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责任，其间自然有英法联军“欲加之罪”和“找茬”的因素，你只要不满足他们的要求，这仗就很难不打，给点钱糊弄是糊弄不过去的；而只要打，就必然战败，这就很难说是叶名琛或者谁的责任了，此时双方的装备差距甚至还要高于1840年，清军仍然是一支以冷兵器为主蹩脚热兵器为辅的古代军队，还苦于两线作战，面对的是一支装备比1840年还要精良的近代军队，尚武精神仍在的僧格林沁不能说不能打了吧，还不是一败于大沽口二败于张家湾三败于八里桥，你让文官出身的叶名琛“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叶名琛当然有自己的问题，自居熟悉洋务但却又一知半解，以为英法联军不想真打，以为在没有实力的情况下，靠坚忍可以“混”过去。但叶名琛最大的失误却是在于，尽力在满足皇帝不可能完成的要求，让咸丰和整个帝国认为事有可为，叶名琛可战，叶名琛可和；而不是凭借皇帝对自己的信任，慢慢说服咸丰早做适度的让步。

但这样对叶名琛，是不是要求过高了？咸丰虽然才具不足，但却在对外事务上异常固执，他选择叶名琛就可能就是因为他能够充分满足他的“不可理喻”，一旦叶名琛自行其事去主和，这种信任可能就转瞬即失。

甚至可以这么说，叶名琛在对外事务上的认知能力和咸丰是类似的保守固化，只是因为才具远胜于咸丰，一线办事经验远胜于咸丰，又勇于任事，在某种程度上被咸丰视作“代理人”，这才成就了咸丰和叶名琛这一段的“君臣相遇”。

而此种基于共同认知缺陷的“君臣相遇”，既毁了本有成为名臣潜力的叶名琛，也毁了昧于世界大势却又自以为是的咸丰帝。

肃顺：湘军的伯乐

肃顺的上位过程有点像和珅，也是侍卫出身，在机缘巧合之下被皇帝看中。

如果说叶名琛是咸丰在“夷务”上最信任之人的话，那么肃顺则是咸丰在内政上最倚重之人，特别是在咸丰朝的后半期，肃顺是无人可以争锋的权臣。

尽管肃顺后来在“辛酉政变”中被杀，落得种种恶名，但正如茅海建先生所说，“不论肃顺如何擅权弄势，他都是清朝最好的‘宰相’之一”。

肃顺对咸丰朝最大的功绩在于，在作为大清朝基本武力的满蒙八旗日益腐化，无法担任平定太平天国主力军的历史时刻，肃顺凭借咸丰对他的宠幸，顶住了各种政治压力，大力推动赋权曾国藩、左宗棠等汉臣，成为了大清朝日后平定太平天国的“幕后英雄”。

如果不是肃顺的力挺和一力保全，曾国藩在咸丰的打压下可能始终大志难伸，而狂傲的左宗棠则早在内部的政治倾轧中被杀掉了，何谈日后的“同治中兴”和“中兴名臣”。

其中最有趣的是，倚重满人、防范乃至打压汉臣其实是咸丰本人的圣意，肃顺能迅速上位也部分要“归功”于咸丰的这一国策，但肃顺上位后，却偏偏利用了他高超的政治手腕，竟可以做到在不让咸丰感到不快的同时，重用湘军和汉臣。虽说其中不无玩弄皇帝于鼓掌之中的意思，但我还是想以历史的后见之明赞一句：“肃老六，干得漂亮”。

权术用到了该用的地方，又有啥好批评的呢。再说，这也是肃顺一贯的政治观点，他最有名的话不就是那句“咱们旗人混蛋多，他们懂什么？”

当然，肃顺的才华和开明主要体现在内政上，在对外事务上，他的水平至少不比叶名琛更高，肃顺的那些源于传统思想资源的高超权术也悉数失灵了，联军进京，皇帝狼狈北狩，你作为帝国头号权臣自然也是难脱责任。

据说肃顺算是对外事务的强硬派，但这个身份总不能成为护身符吧？

曾国藩画像 IC 资料图

曾国藩：被猜忌的湘军之父

咸丰与曾国藩，颇有些相互看不上，却不得不合作的意思。

咸丰即位之初，曾国藩便给皇帝上了一道惊世骇俗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语调激烈的批评了咸丰的三个“流弊”：过于注重小节，有“琐碎”之风；“徒尚文饰”，注重虚名；刚愎自用，骄矜自是。

咸丰为人脆弱敏感，自尊心特别强，看了曾国藩的这道奏折之后大发雷霆一度准备治罪，后来虽然在群臣的劝告之后作罢，但却从此与曾国藩结下了梁子，在日后的岁月里不断给他小鞋穿。

但正如张宏杰在《曾国藩传》中所说，这次上疏也有某种正面效果，显示了曾国藩直道而行的书生本色，“为他赢得了很高的政治声望”。

被记仇的皇帝惦记上也就罢了，咸丰与曾国藩之间的更大矛盾还是来自咸丰对湘军这支半官方军队的猜忌和打压，说到底，咸丰还是不信任汉人。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咸丰与曾国藩这样一种相处模式。咸丰为了对付太平天国，不得不用曾国藩和湘军；但只要战事一顺利，就回过头来打压湘军，尽量不给曾国藩太多实权，1857年，咸丰甚至还找茬彻底夺了曾国藩的权，打发他回乡；等曾国藩下野了，前线战事又失利了，实在无人可用的咸丰才发现对付太平军不能没有曾国藩，又要启用他，但还是不愿意授以全权，直到局势进一步恶化，咸丰才被迫放下猜忌，授以曾国藩两江总督，这才成就了湘军的传奇。

但凡咸丰手上还有可用之军，他也不会去给湘军机会。或者说，他只是在太平军与湘军，洪秀全与曾国藩之间，两害相权取其轻罢了。

在咸丰与曾国藩的暗战中，咸丰固然是各种私心和算计，而本性过于刚强的曾国藩对咸丰也未必都是处处恭顺，时时惹得咸丰大怒，进一步恶化了两人的关系。从内心里，曾国藩已经将这位皇帝的才具和胸襟看扁了，他对咸丰的忠诚，已经鲜少私人层面的君臣相遇，可能只是出于一个正统儒家士大夫对皇权体制的尊崇而已。如果不是肃顺在两人其间的调和，“见小不见大”的咸丰可能到最后也不会对曾国藩让步，那就真的是大清之悲天国之幸了。

可以想见，如果咸丰不是“英年早逝”，后期和曾国藩还少不了各种掰手腕捅刀子，也会为最终平定太平天国增添各种不确定性。

对于曾国藩和湘军而言，与像慈禧太后和恭亲王这样的聪明人合作，才是真正的君臣相遇吧。不然，太平天国能否在1864年平定，难说。

恭亲王：皇兄的夜壶

在咸丰朝，恭亲王奕訢在大多数时间是靠边站的。这也很容易理解，咸丰怎么会去给这位储位竞争对手太多机会呢，更何况奕訢的资质是要强于咸丰的，对此咸丰虽然未必会承认，但由此产生的忌惮和防范之心是客观存在的。

但在两次危急时刻，无人可用的咸丰还是想到了奕訢。

第一次是1853年秋，太平天国的北伐军逼近北京，咸丰不惜违反亲王不入军机处的祖制，启用奕訢为军机大臣，这自然不是因为咸丰有多么器重奕訢，而是说明了当时局势已经恶化到何种地步了，咸丰才想到了打虎亲兄弟。

从1853年11月到1855年9月，奕訢在军机处呆了近两年。用茅海建先生的说法就是，“他虽然没什么政治经验，但凭这他的几分才华，加上兢兢业业和小心翼翼，竟然也帮着咸丰帝渡过了难关”。

但就在1855年秋，因为奕訢“强行”为病逝的生母（也是咸丰养母）争皇太后的名分，被惹怒的咸丰革去了奕訢军机大臣等职务，发回上书房读书。

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鸟尽弓藏”。就在这一年5月，太平天国的北伐军全军覆没，奕訢已经失去了“救急”的价值。

这一赋闲就是5年之久。

第二次是英法联军兵临城下。1860年9月，咸丰逃离北京之时，任命奕訢留在北京处理这一大摞烂摊子。这样看来，奕訢也就是被咸丰当作了自己的夜壶。

尽管奕訢后来以洋务和擅于和外国人打交道闻名天下，但他的这些能力和眼光部分也是被“逼”出来的，如果不是英法联军占领了北京，清军一败涂地，恭亲王也未必会变得身段如此柔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