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目漱石，是日本近代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1905年，夏目漱石以《我是猫》为起点，开启了他文学创作的大门，紧随其后，又发表了《哥儿》。据了解，《哥儿》占历年畅销书的首位。

夏目漱石近照可以说，夏目漱石的作品对日本近代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不可泯灭的影响，并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精湛的艺术性，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2000 年，在日本《朝日新闻》报社举办的“一千年来最受欢迎的日本文学家”的问卷调查中，夏目漱石位居首位。作为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与革命家的鲁迅，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民族魂”，值得注意的是夏目漱石在日本也被成为“国民作家”。 鲁迅和夏目漱石作为中日两国现代文学“鼻祖式”的人物，他们在某些人生经历、文艺观与文学创作上都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为此，本文将以鲁迅的《阿Q正传》和夏目漱石的《哥儿》为例，探析他们在精神上的链接。

阿Q影视剧照

一某一民族人的集体精神写照

《阿Q正传》和《哥儿》可以说是鲁迅和夏目漱石具有重大影响的两部作品，尽管《阿Q正传》的主人公阿Q和《哥儿》的主人公哥儿在身份上有所不同，阿Q做过长工，还当过小偷，是一个无业游民；而哥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学老师。看似毫无共同之处的两个人物，其实仔细推敲还是有迹可循的。 《阿Q正传》的第一章序中，鲁迅用很大的篇幅讨论了关于阿Q 的姓氏和名字，但最后的结果是“终于不知道阿Q究竟什么姓”，“又不知道阿Q的名字是怎么写的”。

阿Q绘画图夏目漱石在塑造哥儿这一人物形象时，也没有交代哥儿的姓氏，而哥儿也并非是主人公的名字，因为，哥儿原本是土生土长、地道的江户人之意。哥儿在少年时期父母就相继离世，之后哥哥又把仅有的房产卖掉，留给他很少的一部分钱便弃他而去，走之前对哥儿说：“这笔钱，你作为资本开店也好，作为学费念书也好，你愿怎么用就怎么用，不过，以后我可就不再管你啦。”

这样哥儿就成为了一个无家的人，而阿Q也是一个无家的人，《阿 Q正传》中，鲁迅明确说明：“阿Q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 无论是鲁迅笔下的阿Q还是夏目漱石笔下的哥儿，实质上已成为特定精神的附属品，他们代表的不只是某一个人，而是某一类人，确切的说应是某一民族人的集体精神写照，尽管身份与种族不同，但他们的精神是相通的。

二人物相似性

阿Q和哥儿在性格上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他们都既自尊又自负。哥儿为了同学的一句玩笑话“不管你怎样吹牛，总不敢从那跳下来吧，你这个窝囊废”便真的从二楼跳了下来，结果挫伤了腰；当学校的工友将其背到家，听了他爹的训斥后，他又说：“下次，俺再跳一回给你看，保证伤不了腰！”还有一次说是为了逞能也好，顾及面子也好，哥儿把自己的大拇指给削伤了，并留下了一个永久的伤疤。

此外，哥儿一直以城里人自居，他把四国这个地方称作穷乡僻壤，把那些学生叫做“猪猡”。与其相比，阿Q的自尊与自负更是甚嚣尘上，“阿Q又很自尊，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神里……阿Q自然更自负，然而他又很鄙薄城里人，譬如用三尺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庄人叫“长凳”，他也叫“长凳”，城里人却叫“条凳”，他想：这是错的，可笑！油煎大头鱼，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他想：这也是错的，可笑！”

其次，阿Q和哥儿都具有实现自我救赎的“精神胜利法”。当阿Q不能打过对方被对方占了便宜时，他会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

当他押牌宝钱不知怎么就光了的时候，鲁迅这样描写，“他这回才有些感到失败的苦痛了。但他立刻转败为胜了。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热剌剌的有些痛；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虽然还有些热剌剌，——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他睡着了。”

阿Q还会把他所受的耻辱通过转嫁到比他更弱小人的身上而获得心里与精神的满足，比如他去摸小尼姑的头，劈小D的嘴巴。与阿Q的精神胜利法相比，哥儿的获得心灵满足的方式则是通过具体的行动表现出来，哥儿在值宿期间被学生捉弄，他没有善罢甘休，他这样说：“如果今天晚上不能取胜，那么明天一定能够取胜。如果明天不能取胜，那么后天一定能够取胜。后天取胜不了，那俺就每天让人从住处送饭来，俺就住在这里，直到取得胜利为止。”哥儿和豪猪为了惩罚红衬衫和蹩脚帮，租了房子等他们的出现，实现其“代天行诛”的理想。其实，结果只是泄了一己怨气，代价是哥儿和豪猪丢了工作，而红衬衫和蹩脚帮仍继续在那里呼风唤雨。仔细思考会发现，无论是阿Q的通过精神胜利法还是哥儿通过实际行动去报复来获得自身心灵的满足，其最终结果都无本质区别。

三体现着鲜明的国民性

在《阿Q正传》和《哥儿》中鲁迅和夏目漱石还塑造了一系列群像人物，例如《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王胡、假洋鬼子、小尼姑、小D、吴妈；《哥儿》中的红衬衫、老秧、豪猪、蹩脚帮、小丑、狐狸等等。这些人物都是作为一个民族的群像来塑造和呈现的，在他们身上体现着鲜明的国民性。

鲁迅塑造阿Q这一人物是以反照国民性弱点为初衷的，他自己也曾说：“之所以要写《阿Q正传》，是因为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灵魂来。”而夏目漱石也正如此意，他塑造哥儿是为日本人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国民形象。值得注意的是，与阿Q的胆小懦弱、自欺欺人不同，哥儿更具有侠肝义胆、正直勇敢等性格特点。

这种气质的形成可追溯到明治以前的江户时期，这是武士阶级的精神元素在平民阶层得以复苏的一种切实反映，但并不是说无论是鲁迅笔下的阿Q还是夏目漱石笔下的哥儿，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是成功的，他们丰满、生动、可爱而又略带瑕疵的文学形象是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不可多得的宝藏。

“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杰出意义，不在于他提供了另一个伟大思想家或文学家所已经提供了为任何人所未曾提供的东西，而在于他具有为他人所不可逾越的独立贡献。”鲁迅和夏目漱石是20 世纪中国和日本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作家，他们的历史功绩不仅仅在于他们对社会转型期文学方向的引导，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指向，而恰恰这种精神指向是不可逾越的。

鲁迅和夏目漱石从事文学的基本目的是出于对各自国家、对各自民族的强烈责任感。他们都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认为文学是改造国民性,启蒙民众的最好方式，夏目漱石在给弟子铃木三重吉的信：“要以维新志士那种生死搏斗的勇猛精神来从事文学。”鲁迅也写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 可见，二者在精神上也是相通的，《阿Q正传》和《哥儿》作为鲁迅和夏目漱石的经典之作，通过对阿Q和哥儿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在深层次上孕育着两位文学大师对各自民族国民性的还原和改造国民性的初衷。无论是主人公阿Q、哥儿，还是一些次要人物，诸如赵太爷、假洋鬼子、红衬衫、蹩脚帮等等，他们都可作为作者剖析国民性的一个实物而存在。无论是鲁迅笔下中国子民先天性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坐稳了奴隶”的形象还是夏目漱石笔下憨直正义、有勇无谋带有游侠气质的日本子民，都寄托了两位作家对国家和民族的庄重而深沉的反思，对国民性改造的无限期冀与深深忧虑，他们的表现具有大无畏的人道主义者的气息。中国学者曾赞誉道：“作为作家，具有一种硬骨头精神的，在中国有鲁迅，在日本则非夏目漱石莫属。”这句话对于鲁迅和夏目漱石来说是当之无愧的。 两位文学大师在精神上实现的链接，跨越了国别，跨越了种族，跨越了时间与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