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1564—1616）创作的戏剧中最著名的艺术典型。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为了替父王复仇，同封建王权的代表克劳狄斯，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斗争。虽然最终报仇成功，但还是被奸人所害，命丧黄泉。他的”重整乾坤”的愿望也因此落空，无不令人惋惜。
从表面上看，哈姆雷特是一个王子，而实质上，他是一个试图改革社会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从人文主义的思想高度出发，他否定现实，怒斥在专制暴君克劳狄斯统治下的丹麦是”一座牢狱”，认定”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他具有一个改革志士的情怀和使命感，不仅要除掉万恶的奸王，而且想”重整乾坤”，开辟一个崭新的世界。
哈姆雷特提倡自由平等，无视封建等级观念。他对朋友霍拉旭真挚坦诚，对属下和人民和蔼可亲，深受群众的尊重和爱戴，是”国家的期望和花朵”。他不相信世间的鬼神而相信人民的智慧，以”对中戏”来大胆试探克劳狄斯的真实面目。他最终虽然误中诡计，命殒身亡，但还是在临终前英勇地手刃了仇敌，为民除了大害。”重整乾坤”的宏图大业虽未能实现，但他身上闪烁出的光辉照耀千秋。
哈姆雷特被称为”忧郁王子”。他不满现状又苦于无出路，任务的艰巨和复杂，以及敌我双方之间力量的悬殊，使他不免消极悲观，甚至哀叹：”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他常常处事犹豫，数度延宕，错过了刺死克劳狄斯的好机会。他想得多，做得少，与其说是一个斗士，不如说更像一个学者。
哈姆雷特的性格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不是静止的而是变化的，他的性格有明快果断的一面。他和演员谈艺，和掘墓人聊天，忧郁的心情在雾霭中处处透出明朗的亮色；他设计”戏中戏”，海上遇险随机应变，直至最后挺刃杀敌，延宕的寂静中时时爆发出行动的轰响。
不仅如此，纵观全剧，哈姆雷特的性格特征还随着情势的变化、思想的发展而变化发展。他奔丧乍回，面临着父死母嫁，群小趋炎附势的局面，悲痛欲绝，由一个”快乐王子”变为”忧郁王子”，这时的忧郁中更多的是悲凉和迷惘。
“戏中戏”以后，敌我双方都已亮相摸底，哈姆雷特的忧郁中更多的是悲痛和愤恨。待到海上逃归，墓地纵谈时，他历尽磨难，对”重整乾坤”越来越失去信心，宿命论的思想也渐渐地占了上风，此时的忧愁郁闷便为洒脱放达所替代了。然而，敌强我弱的总体情势没有改变。由于他始终没有放弃复仇救世的责任，他的性格基调便仍是忧郁和犹豫。
把”重整乾坤”当作自己人生职责的哈姆雷特，面临着两大挑战：一个是外部世界的挑战，包括以克劳狄斯为首的统治集团，以及自觉不自觉地充当帮凶的朋友情人，所形成的强大阻力；另一个是内部世界的挑战，即人文主义本身的局限和残留的封建意识所形成的阻力。结果，哈姆雷特在这两大斗争中都归于失败。
主观上，人文主义者的思想水平，决定了哈姆雷特只愿意自上而下的改良，而不主张自下而上的革命。在剧中，他虽然对人民的力量有所认识和觉察（”庄稼汉的脚趾头已经挨近朝廷贵人的脚后跟”），但出于阶级的偏见，不敢相信群众的支持和力量，始终未能有效地唤起民众一同参与斗争，这就必然导致出现孤掌难鸣、一筹莫展的尴尬局面。
此外，哈姆雷特头脑中残留的一些封建意识，也严重地阻碍了他的成功。宿命论的思想和封建迷信，往往在他在成功的关键时刻起着消极作用，使他放过了很好的复仇机会，并在最后盲目地投入战斗。他这些主观上的重大缺陷，也正是当时许多人文主义者的共同思想弱点。
客观上，封建腐朽势力相对来说还比较强大，势单力薄的哈姆雷特不具备取胜的历史条件。而这也正是对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力量对比的真实写照。
哈姆雷特虽然以自己的悲剧而失败告终，却并未真正能够寻找出一种彻底可行的社会变革方式。但他的性格和戏剧情节内容，都表现出了人文主义者的先进性和独特性，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不堪和黑暗，揭示了人们的生活与理想之间普遍存在的巨大矛盾和差距。
由此可见，哈姆雷特的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恩格斯）”的必然产物，是一代人文主义者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