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注重记载历史的国度，有着系统而丰富的史料，相传黄帝时代就有史官，在世界各个文明中，唯有中国基本记录了5000年来的历史，其中就包括夏朝。历史记载虽然不能全信，但也不能全然否定，尤其对中国这样有记载历史传统的国度，史书一定程度上就是事实。基于此，中国人眼里夏朝的存在无可置疑，只是存在的方式和细节有待商榷。

然而，令中国人难以理解的是，西方学者却一直否定夏朝，在涉及中国古史的一些书籍上，即便没有彻底否定，但用词也非常有艺术，比如美国历史书籍《Word History, Pattern of Interaction》中谈及夏朝时说，“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据传说，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出现在这个时候。”那么，西方学者为何不承认夏朝存在呢？其实，除了我们熟知的傲慢与偏见，还有三个鲜为人知的原因。

中国史料，西方学者缺乏认知

一直以来，西方缺乏持续的历史记载，直到中世纪之后才有信史，所以西方研究历史，注定需要考古物证，往往用考古这种单一方法来发现古史，而不是直接又简单的通过史料了解历史。西方学者将这一套办法来衡量中国考证夏朝时，就出现了一系列让人无语之举，笔者举二个例子。

一，美国《远东经济评论》否定《史记》为信史，一个关键理由是：《史记》提到“商的第一个王是其母亲踩到大鸟脚印而受孕”，根本就是神话传说，不足为信，由此否定《史记》。但实际上“踩到大鸟脚印而受孕”的是周朝始祖，而非商朝始祖，可见对中国史料多么缺乏认知。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一句话就否定50多万字的《史记》，治学态度非常不严谨。

二，由于《史记》是唯一专论夏朝的史料，西方学者否定《史记》之后，自然反对考古与文献结合来考证夏朝。其实，不仅考证夏朝，西方学者基本都反对中国考古与文献结合，认为中国很多史料都不可信，但如果史书基本不可信，只能通过考古证史，那么西方古史基本为虚。最科学的途径是，结合历史记载的考古证史，如果以此考证夏朝，那么必定存在。

除了对中国史料缺乏认知之外，西方学者对中国考古也缺乏认知，二里头遗址规模庞大，面积不少于3平方公里，出土文物显示出夏朝文明程度之高令人惊叹，但对于二里头遗址文明程度，却有不少西方学者相信这只是一个“有陶器的村庄”，令中国人读来哭笑不得。

考古夏朝，缺少一锤定音的证据

想要证明夏朝存在，最得力的证据是出土文字：或甲骨文中发现夏朝记载，或夏墟中出土相关文字。

但迄今为止，并未找到这样的文字物证，而能够看到的出土文献，却是西周之后的青铜铭文、竹书等中有少量的夏朝记载，证据力度相对薄弱，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夏朝虚构说”。

需要说明的是，二里头遗址、河南渑池郑窑遗址、新密黄寨遗址等高度疑似夏墟的遗址中，已经出土了不少“夏代的刻符”。主持过二里头遗址发掘的学者杜金鹏指出：有些确实应该就是早期文字，且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均可找到相同和相似的字，已经有了表达一定思想意识的语言符号，可以称之为“原始文字”。可见，史书上夏朝时代的遗址中，已经出现了文字，且这种文字与甲骨文有传承关系。

总之，尽管缺乏一锤定音的文字物证，但众多二里头文化遗址繁华程度、文字演化逻辑等来看，商朝之前的确存在一个王朝，结合史书来看应该就是夏朝。

疑古过度，让西方学者抓住把柄

20世纪初，在西方历史研究的思想冲击之下，中国考古界萌生疑古思潮，对《史记》为代表的史书记载的夏商周五帝史提出诸多质疑，认为这一段历史不可信。

1921年，胡适在倡导“整理国故”时，提出“东周以上无信史”的论断。随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提出“层累地造说”，从怀疑古代典籍，到怀疑古代人物，到怀疑整个古史体系，并提出一个广为人知的论断即“大禹是一条虫”，等于否定了夏朝。疑古派历史学家杨宽指出，“夏史大部为周人依据东西神话辗转演述而成”，陈梦家认为“夏史乃全从商史中分出”等等。

疑古派盛行一时，对中国古史影响极大，甚至“破坏”极大，让西方学者“抓住了把柄”：既然你中国学者都在否定，我又有什么理由承认？更何况，观点都是中国顶级学者考证出来的。直至今天，西方不少历史著作或历史教科书中，都据此认定：商朝之前中国无国家，还没有形成文明，只是处于原始氏族社会或神话传说年代，史书上的夏朝是西周杜撰出来的。

另外，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文明史只有3300年或3600年左右，其中固然有西方偏见等原因，但疑古派论断的确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