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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武:三里屯的下午

1

我已经在三里屯的下午消磨了过多的时间,在太古里的这家书店里也有半个小时了。这家书店的名字挺怪,叫PAGE ONE,我心里叫它“PO书店”,简称屁欧。但我听到有人叫它“佩吉”。我不管,我就叫它屁欧。我喜欢躲在屁欧书店里,这儿暖气好,温暖如春。

书店的二楼更好,书架横竖左右,像迷宫,却又很协调,可以躲在任何一个角落看看书。其实不用躲,看多久都没人管你。更何况,这家书店还卖我的书呢。没错,我的书就插在二楼偏东的一排书架上的显眼位置,一共有五本。在店面中间的一张大长案上,在那么多花花绿绿的图书中间,也平摆着一本。我的书名挺诱人,叫《风色》。不过,我来了半个多小时了,加上昨天的六个半小时,我的书还无人问津,至少在我视线之内,还没有人来买,甚至连拿起来翻翻的顾客都没有,六本还是六本,它们仿佛有一种饥渴感,盼着有人去翻阅。

二楼顾客不多,可以说寥寥无几,我一眼就能看个遍。在他们中间,有一位顾客吸引了我的注意,就是那个坐在南窗下读书的女孩。她在读一本童书。童书在二楼的东区。她宁愿从东区带着这本方方正正、色彩艳丽的大书来读,也不在西区读一本文艺书,看来这本书确实吸引了她。她身材干巴瘦小,脸色也略显枯萎,眉毛很散,眼皮始终耷拉着,鼻子和鼻翼两侧有许多细小而凌乱的雀班,头发也是缺少营养的那种稀黄的样子。她穿一件褐色的毛衣,脖子里随意圈着一条鱼肚白色的围巾,灰色的羽绒服搭在腿上,一双蓝白相间的半新的板鞋倒显得干练利索。她是干什么的呢?我想,她喜欢看童书,幼儿园老师?不像。在校大学生?不像。童话作家?不像。她的样子和童话毫无关联,倒像是一则构思独特的寓言。

成年人翻看一本童书,很快就翻完了。果然,她把羽绒服搁在窗台上,拿着那本超过她身体宽度的大书,朝我这边走来了。我突然有些紧张,心想,如果她拿起我的书,我就向她推销签名本。我的包里还有两本《风色》,昨天一天都没有机会推销出去。她说不定是我的好顾客。

我屏息敛气,看到她把硬壳的童书压在了我的书上,拿起了另外一本书,那是一本《米格尔街》,是一本盗印书。如果她喜欢这本书,应该也喜欢我的《风色》。难道不是吗?《风色》也是一本短篇小说集,也是写一条街上的故事。但《风色》不是盗印,是正版书,而且是精装本。我真想提醒她,《米格尔街》虽好,可那是盗印本。盗印本也敢看?应该看看我的《风色》啊。我的心理活动她一定是感应到了——她放下《米格尔街》,把童书压在上面,拿起了《风色》。我听到我的心在怦怦地跳动,剧烈地跳动。我强压住激动的心跳,注意她的一举一动。她和所有爱书人一样,先看看书的封面,又看看作者简介,还好,作者简介上没有我的照片,如果有,就露馅了。最后她翻了翻目录,看一眼定价,还在手里掂量一下,放回去了。

我拿起《风色》,快速从她后面绕到她身前,把书展示给她,说:“不买一本吗?挺好看的……”

她把那本超大的童书托在胸前,警惕地后退半步,对我的突然搭话感到惊讶,一副手足无措的神情,嘴唇紧紧地抿着,眼里充满了疑惑。

“有签名本……我可以卖给你签名本……这本书,是我写的。”我又亮一下《风色》,声音虽小,却有些迫不及待。

她听明白我的意思了,但仍抱着书,紧张地向东区走去了。

是不是唐突啦?我想。不信任我?看出了什么破绽?我有点沮丧,目光尾随着她,看着她闪身在层层叠叠的书架间,直到被彻底挡住了。我又看一眼窗台上的羽绒服,那件灰色的羽绒服,在西斜的阳光里泛着亮色,似乎在嘲笑我。

很快她就回来了,空着手,走到窗下,抱起羽绒服,快速离开了。

2

北京的天空很蓝。自从我失掉工作以后,我发现北京的天空越来越蓝了。可能是那时候天天上班,没时间看天吧。现在是下午四点多了,阳光已经被楼群挡住了,偶尔从楼丛里漏出来的一片阳光,黄灿灿地铺在砖地上,只会把我的影子拉长,并不让我感到温暖。我对着我长长的、怪异的影子,拍了一张照片,手机快没电了,我又出来一整天了。我该回家了。我要穿过三里屯的几条街区,去东三环农展馆乘639路公交车,到定福庄转690,兜兜转转就到了我居住的马阁庄了。我喜欢那里。我的名字叫马农,马阁庄就像我的村庄一样。三里屯东三街上人迹稀少,比我们马阁庄的人少多了。路边也没有一间一间热闹的店铺,那些大使馆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我不关心他们,关心他们毫无用处。我只是悄然从他们门前走过。那些站岗的门卫有的会看我一眼,有的目光空洞地看着光秃秃的树枝。通过一个十字路口时,地上有大量的落叶刮过来——起风了。我抬头向左侧看看,那里有两排高大的柿子树,树上还遗留着不少红色的大柿子。我认识这些柿子。我老家的山上也有,进入十一月里,经过几场霜,它们就红透了,如果能伸手摘下来,咬个小洞,就可吸出里面的甜汁,酸酸爽爽的,又解渴又挡饿。我肚子正叽叽咕咕地叫呢,何不去捡一个来吃?你看,树下不是也站着一个女孩?她正两手撑着树干,试图借着风力大幅度晃动柿子树,让树上的大红柿子掉落下来呢。

我改变路线,左拐,悄悄走过去。

一个柿子掉下来了,“啪”,摔到了地上,不是摔成了柿饼子,而是摔成了一摊汁液。又一个掉下来了,一道红色,闪电一样快速划下。

我急步跑过去,伸手接住了大红柿子。这只柿子还没有熟透,不太软,被我接住后还完好无损。

女孩听到动静,转过了身——她被吓住了,睁大了惶恐的眼睛。

没错,我也一惊,进而又乐了,这不是屁欧书店里看童书的女孩吗?她把羽绒服的帽子戴上了,额前的几屡头发在风中飘动。她看一眼地上的烂柿子,又看看我手里捧着的大红柿子,不再那么紧张,嘴角似乎还有一丝冷笑。

我也笑了。我把红柿子送到她面前:“这是你的。”

她没有接,小声而严厉地责问道:“你跟踪我?”

“……没,没跟踪,我回家。”

“你家有人站岗?”她望一眼小马路对面的一家大使馆院墙上的铁丝网,口气和眼神里的那种不屑是不易察觉的。

我摇摇头,向东扬一下下巴:“我走到东三环,坐639。我坐639回家。这么巧……又碰到你了。你为什么不买我的书?”

“你的书?”

“是啊,我叫马农,我就是《风色》的作者。”我把双肩包甩到胸前,准备拉开拉链,由于手里有只红柿子,不太方便,便把红柿子送到她面前,“拿着。”

这回她接过红柿子了。

我拿出了《风色》,拍一下,说:“看看,马农著。我就是马农,马农就是我,这本书就是我写的。你要是买,给你八折,还是签名本。怎么样?定价五十块,八折后是四十。才四十块钱,你就得到作家的签名本了,划算的。”

她看看书,又看一眼我,把柿子往我手里一塞,走了。

“唉……”我追上她,拦在她面前,“不是一口价……你还可以还个价嘛……三十五怎么样?算了算了,二十块钱卖给你得了。”

“不买,谁爱读书?”

“可是……你在屁欧书店一直看书啊……”

“你就差二十块钱?”她的表情不再不屑,而是好奇,“我没见过骗子,我遇到的都是小偷……听说骗子的胃口都很大的,二十块钱也值得你行骗?”

“谁是骗子?”我急了,掏出钱包,取出身份证,“你看看,马农,看看,看看,是不是马农?”

她果真接过了我的身份证,看了看,又看看我。

“不要看我面相老,像四十多岁了,其实……”

“其实你就是四十岁,生于1980,今年是2019,虚岁正好四十。”她笑了笑,把身份证还给我,“我在书店里看书是因为那儿暖和,没有人赶我,不像别的店,他们会跟我推销上千上万块钱一件的商品,吓死我了!书店里没人推销书……”

“买一本也可以啊……你看,这书印制得多好啊,硬壳精装,还有护封,还有腰封,还有这环衬,进口特种纸……电子分色,四色彩印……看看这墨色,多匀啊,用的是日本进口的精工油墨……锁线也很紧的,是精装出来的……”我突然打住,觉得话太多了,作家只管写书,哪能知道这些印制工艺啊。

“你知道得真多!”她已经放松了警惕,面部表情比先前自然多了,口气也是真心的佩服,“你肯定很有钱吧?作家能没有钱?”

她的意思是,你那么有钱,怎么会卖书?可我也不能说我没有钱啊。虽然真心没有钱。

“……是这样的,”我犹疑着,“主要呢,我是想看看我的书有没有人喜欢……我看你拿起我的书……你真的不读书?”

“我要是有钱就买一本,两本三本都行,可是我没有钱,一分钱都没有……”她突然面容愁苦起来。说完又后悔似的抬起头,声调很低地说:“我不是要骗你,是真话……我的钱叫小偷偷了,上午我在……那一带转悠,把包背在身上,转了一会儿,包就没了,记得有人挤了我一下……小偷剪断了我的包带子……我在那一带找包。我知道小偷要钱不要包,我包里有银行卡、身份证、手机……可我什么都没有找到……我要冻死了,我跑到书店……其实我一个字都没读进去。”

“垃圾箱找了吗?”

“找了呀。”

“我是说,垃圾箱里面,也翻了吗?要翻个底朝天的。”

她摇摇头。

你傻了。我想,你是望一眼垃圾箱,那不叫找。我有点同情她了,一个瘦弱的女孩,丢了钱、银行卡、身份证和手机,相当于举目无亲、走投无路了。在我沉默的时候,她也在看我,我心里一惊,可别找我借钱啊。

“……那,我再回去找。”

“我帮你一起找。”

3

我们从三里屯东三街,穿过三里屯路,返回太古里。傍晚了,垃圾箱里大都装满了各色垃圾,也有零星的垃圾散落在垃圾箱的周围。我们一个一个找过去。这回她吸取了经验,不是望一眼,而是在垃圾箱里翻找。她找了一个塑料袋子,套在手上,在垃圾箱里扒拉着。我也帮她找。我们一个一个扒拉着,一个垃圾箱都不放过。在我们的扒拉下,垃圾箱里散发出各种气味,没有一种气味和包有关。天渐渐暗下来了。我们在她有可能丢包的区域,翻找了不少于二十个大大小小的垃圾箱,一无所获。包倒是找到一个,那是一个男式的黑色小挎包,不算旧,也没坏,包里什么都没有。我失望了。她也失望了。她靠在一个深绿色的大垃圾箱上,眼含泪花,想跟我说些什么,哽咽一声,终于没有说出来。我知道她要说什么。她没有钱了,她一定是想开口跟我借钱。

4

十几分钟后,我们从太古里南端,沿着工人体育场路西行,穿过新东路,来到世茂广场。我的一个姓胡的老乡,也是曾经的同事,在世茂广场的南京大排档做服务员。我是来找他借钱的。

在这段不太远的路程中,女孩一直跟着我。我走路快,有时她要小跑几步才能赶上,有时呢,我又故意慢下来,等等她。她走在我左侧偏后的地方,隔着大约一个身位到两个半身位的距离,不会再近一点,也不会再远一点。她靠在垃圾箱上时,我们聊了很多。我已经知道她的名字了,叫马英。世上真有这么巧的事,她也姓马。更巧的是,她的一个同村的远房堂哥,叫马龙。她之所以要拿起《风色》看看,就是被封面上的名字所吸引。当然,书的作者叫马农,不是马龙。她看了看书,知道毫不相干,就放回去了。没曾想,就遇到了我的搭讪。

我叫马农,这是真的。但我不是这本书的作者。年初我还在印刷厂打工的时候,这本书就是在我负责的那台印刷机上印的。同事们都拿我开玩笑,笑话我是大作家,隐藏在他们身边的大作家,硬逼着我请他们吃了一顿麻辣烫,还喝了好多劣质啤酒,花了我二百多块钱。这事情也挺蹊跷的,重名的事我见多了,我们车间就有两个王伟。可和我重名,对方还是个作家,我还是头一回见,觉得挺有趣的。我把书偷偷藏了几本,带回宿舍,偶尔拿出来读读,也没见着有多好,比去年老板盗印的《米格尔街》差了几条街的距离。但看着那无比熟悉的两个字,心里还是莫名其妙地愉悦,仿佛真与我有什么关系似的,我就觉得,这个工作真心不错,能免费看书,一定要好好干。未承想好景不长,突然有一天,老板失魂落魄地通知我们,厂子要关闭了,六环内所有环保不合格的厂子全部要关闭。就是说,我们失业了。失业我不怕,大不了再找一家厂子干。我来北京十多年了,不是换了三四家工厂吗?然而,更没想到的是,一连三四个月,在北京硬是找不到一份工作。我知道的那几家印厂,几乎一夜之间从地球上消失了。我认识的那几个朋友大多回了老家,只有少数几个人还留在北京,比如小胡,他在南京大排档里当起了服务员。夏天时,我们还电话联系过。受他的影响,我也到饭店里找过工作,可饭店似乎都不景气,没人录用我(或看我不适合吧)。就连随时能吃到的那些路边的小吃摊,也无影无踪了。一晃,就进入十一月了,我手里积存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再住下去,连房租都成问题了。

我这几天来三里屯,是找我另一个朋友小坏的。小坏其实叫吴小环,不知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叫她小坏。小坏在七年前是我女朋友,我们同居快两年了,我是准备要和她结婚的。可后来有一天,毫无预兆地,她突然就消失了。临走时,带走了我积存的三万多块钱,那是我所有的积蓄了。其实也不能说是带走,那些钱是我主动交给她保管的。她走就走了,没想到一分钱都没给我留下。后来我见过她的一个小姐妹,小姐妹告诉我,小坏还在北京,在三里屯的酒吧里喝酒。喝酒也是职业?我知道小坏能喝酒,她是东北人,东北辽宁铁岭人,特别能喝酒,还能唱几句二人转。小姐妹说,你懂个屁,酒吧里也要有酒托的,酒托就得会喝酒。我来三里屯,就是想找小坏要点钱的,她七年前带走的三万多块钱,怎么说也该分一半给我吧,就是分三分之一也好啊。可我找了她几天都没有找到,她从前的手机早就不用了。现在,认识她的那个小姐妹,我也联系不上了。找不到小坏,我的经济危机就无法解除。在屁欧书店取暖时,我无意间看到马农的书,灵机一动,便想了那个馊主意,或许能搞点钱花花,于是就碰到了这个叫马英的女孩,也算是好运气到家了吧。可好运气变成坏运气连一条街的距离都没有——她遇到的困难更大,还要我借钱给她。她无助地靠在垃圾箱上时,眼含泪水,哽咽几声之后,双腿一软,差点滑到地上,但她还是勉强站直了,几乎是乞求地跟我商量着,她只要五百块钱,就解决问题了,就可以回家了,而且,保证会还我的钱。我知道,她的口头保证毫无意义。但我同时也知道,被钱逼的滋味真不好受。我扯掉手上的塑料袋,答应帮她想办法,于是就想到了在南京大排档上班的小胡。

我们来到世茂广场的门前时,太阳已经消失在城市的远方了,街灯早就亮了,但亮度总是不够,昏黄或奶白色的灯光把街道弄出迷离的暗影。我停下脚步,仰头望望,世茂广场的楼并不漂亮,像一个巨大的盒子。

“南京……大排档?”马英也仰脸看楼,有些疑虑。她走得急,嘴里哈着热气,红扑扑的脸上雀斑更明显了。

“南京大排档是饭店名,是开在北京的一家饭店。我朋友在这里上班。”

她轻轻吁一口气——我的解释让她看起来放松了些。

我们进入电梯,上了四楼。四楼有许多家饭店,那些我从未听说过的招牌都很诱人,可都是门可罗雀。现在正是吃饭的点,怎么哪里生意都不好做呢?我们已经望见南京大排档的旗幡了。我看一眼马英。马英也回以一笑——对刚才怀疑我表示歉意。

南京大排档有点民国范儿,跑堂的身穿中式服装,带着拖腔声音嘹亮地欢迎我们:“客官来啦——里边请——”

我们没有应请,而是向他打听小胡。

跑堂的告诉我们,从前倒是有个小胡,湖南人,两个月前就不干了。

跑堂的话一下子就把我们心里那点希望的小火苗浇灭了。我不甘心,请跑堂打小胡的手机,并把我的手机亮一下,告诉跑堂,手机没电了,自动关机了。又指一下马英,她的手机丢了。我们倒霉透了,我们只能请你帮忙了。

跑堂的就像他招呼客人一样脆爽,拿出手机打了。

我和马英都听到他手机里响起的电脑小姐的声音:“您所拨打的号码已停机……”

5

我不喜欢北京的夜晚。北京的夜晚,和别处的夜晚是不一样的。北京的夜晚里出没的男人们都很帅,女孩们也一个比一个漂亮,可他们都与我无关。北京的夜晚,我只用来睡觉。可今天睡不成了。我和马英也游荡在北京的夜色中了。而三里屯的夜晚,和别处的夜晚又是不同的,许多不起眼的小街道上,都藏着稀奇古怪的酒吧。我从来没去过这些酒吧,最多在路过时从门口望望。我对酒吧里的情况不了解,对情况不了解的地方我都心怀警惕。现在,通过这段时间的奔波,我头脑冷静多了,我对马英也心怀警惕了,对我冲动地答应为她借钱而后悔了,甚至,我还想,她叫不叫马英都值得怀疑。因为我无法像她查验我的身份证那样查验她的身份证。但很快,我就责备自己了,乱想什么呢?帮忙都帮到这会儿了,又不相信人家了,这可不对呀,这是给自己找借口,想打退堂鼓啊,半拉子工程的事可不能干,俗话说,帮人帮到底!

我们坐在一条小街路边的长条椅上。我们分别坐在长条椅的两端。我们中间的距离还可以再坐一个人,但我们都没有让这个距离缩短。我们已经沉默了大约三十分钟,或者只有十分钟、五分种——各怀心思的时候,时间会显得特别慢长。我想到我的包里还有一个红柿子,这个红柿子是马英从树上摇下来而被我捡到的,产权归我们两人所有。可这个红柿子怎么吃呢?我们晚饭都没有吃。她不提晚饭,是她确实没有钱了。而我不提晚饭,是我钱包里的钱也不多。我知道我有多少钱,八十六块,我早上出门时带了一百多块钱,中午吃了一碗面,又买了一瓶水,花去二十几块,总共还有八十六块。我倒是想请马英吃个晚饭。但八十六块钱是不能下馆子的。等找到小坏再说吧。找到小坏,就有可能有钱了。

“你确定有小坏这个人?”她先打破沉默。

“这还有假?”我说。

是我告诉她,我还有一个朋友,叫小坏,可能在三里屯的酒吧里喝酒。我还没说小坏带走我三万多块钱的事呢,我只是说,她欠我钱,话到此为止了。有些话不能实话实说,说了会牵出更多的话。我的潜台词是,找到小坏就好了,就能讨回欠款了。

“喝酒?”她语气和表情里都是疑问。

“对,其实就是酒托,和卖酒是一个道理。”我说。

从她问的问题我能听出来,她开始怀疑我了。这是对的,我已经对她撒过谎了,为什么不能继续撒谎?她有一千个理由怀疑我撒谎,比如她是女的,且年轻(也许还自认为貌美),我一个中年大叔(我的面相显老,可能和终年干苦工有关),和一个女孩搭讪,不是骗财就是骗色。

我抬头看看天(我突然发现我有看天的毛病了)。我们对面是一盏路灯,头顶上方是已经落光树叶的树枝,长长短短、粗粗细细的枝枝杈杈上,有路灯反射的光影,迷幻的光影,和人的心思一样说不清道不明。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气味,和迷幻的光影以及我们的心思一样恍惚。但这种气味极易分辨,它就是三里屯的气味。黑暗中悬浮的这种气味提醒我一些事情。我得了解她目前真实的处境。在了解她的真实处境之前,我得先坦白我的谎言。我掖了掖身上的棉衣,伸了伸脖子,一股冰凉的寒意旋即从四周涌来。

“……其实,我就是一个叫马农的人,写书这个事……跟我没关系……”

“知道,那个人出生于1987年,比你差了七岁。”她声音低低地说,“我看到书上的简介了。”

一股冷风袭来,我打了个寒战。天啦,她早就知道我撒谎了。我赶快说:“找到小坏就好了。”

“你身上还有多少钱?”她声音低得只有我能听到,她再一次保证道,“我肯定会还你钱的……”

“我相信……可我只有几十块钱……”我声音也很小,那是缺乏底气的声音。

“你微信里没有钱?还有支付宝……”

“有啊,可是,我手机没电了……不怕,找到小坏就好了。”我没说支付宝里还有多少钱,说出来很丢人,也只剩几百块钱了。我总不能为一个叫马英的女孩,向马云(支付宝)借钱吧。

她不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我说:“……对了,你来北京真的是找工作?”

“还能干什么?”马英向我身边凑了下,其实她身体重心并没有动,只是转过脸来,想说什么,又不想说。

我也看着她。

她还是说了:“我家的亲戚,一个远房的表姐,她在洗衣厂上班,说空缺个岗位让我来,工资挺高的。我到了北京,再打她手机,她手机就停机了。她给过我一个地址。我按地址去找她,这个地址不假,在燕郊,原来是一个住宅小区,小区里根本就没有洗衣厂。我问了好多人,都说没有这个厂,说这个小区有好几个搞传销的窝点刚被一锅端了,我八成是遇到传销诈骗了。我不信。我还要等表姐打我电话,她肯定会找我的。我不能住在燕郊,我想继续找工作,就来北京了,住在一家快捷旅店里,一边找机会,一边等表姐的电话。没想到,才住了两天,今天就被偷了包……我中午去旅店办了退房,可我还差一天房费,便把行李押在旅店了。”

“行李押在旅店?”

“是啊……”

“真笨。”

“……要不,出不来的。”

“你欠旅店多少钱?”

“两百六啊。”

“这么多……你住那么豪华干吗?”我抱怨道,“我住的马阁庄,算上水电费,一个月才七百块钱。你三个晚上就超过我一个月的房费了……”

我打住不说了,我看到她脸上滚下两行泪,在苍黄的路灯下,那两行泪晶莹透亮,我觉得,她的泪比街灯的亮度还要亮,比我想象的悲伤还要悲伤。我知道抱怨不是办法。我想了想,再次望望天空,说:“你可以让家里人给你寄钱……也可以请朋友帮帮忙啊,给你的手机微信转些……哦,你手机丢了。”

那泪流得更汹涌了。

各人有各人的难处。我的主意说不定她早就想到了。我自己不也是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了吗?还有什么资格去指导别人?

有人从我们面前走过去了,是两个穿裙装的女孩,她们并没有交流,互相挨得很近,疾行着,裙子欢快地打在高帮的皮靴上,和敲击砖地的嗒嗒声形成呼应,空气中飘散着浓烈的香水味。又有人从我们身前走过,两男两女,男的收腰缩脖,女的挺胸收腹,手上都拿着点燃的香烟。行人渐渐多了起来,夜色里流动的气味也开始泛滥。我知道,晚上九点以后,三里屯一带的酒吧正是人多的时候,如果小坏还在酒吧一条街的某个酒吧里喝酒,她也应该出动了。

6

酒吧有特殊的“招牌”,总是让人很容易就能辨认出来。可要辨认一个叫小坏的女孩就难了。那些外表冰冷的建筑物里,充满了灼热、骚动与不安,啤酒味、红酒味还有各种洋酒味互相交织,和屁臭味、口臭味、脚臭味、腋臭味、体臭味再次交融,在密封的房间里滚动、循环。吉他响起来了,那些长头发的驻吧歌手和光头的转场歌手会不停地献上摇滚、民谣和流行歌曲,也有他们自创的口水歌。喝酒的人更是无奇不有,男女比例差不多,有时候女性似乎更多一些。有人喝醉了,有人继续一杯接一杯地喝,有人在大声地喧哗,为歌手叫好,也有人送上点歌的小费……这些,都是我从电影上看来的。

我和马英在一家家酒吧的门口踟蹰,徘徊,犹疑不定,心猿意马,鬼鬼祟祟。但我们很快又抖擞精神,转场到另一家酒吧的门口。我不敢进去,我不知道酒吧的消费形式。就算知道了,口袋里几十块钱也不能去泡吧啊。可不进去怎么能找到小坏呢?马英比我更紧张,她只要看到是女的,不管进去的,还是出来的,都要拽一下我的衣袖,提示我看看,是不是我们要找的小坏。她们都不是小坏。小坏我认得,就是剥了皮我都认得,不要说她的长相,她走路的形态,一举手,一投足,都逃不出我的眼光。这样蹉跎着,半个小时就过去了。我有点着急。马英比我更躁动不安。她几乎看到女的就要强迫人家是小坏似的。在幸福村中街的旅行人酒吧门口,一个穿制服的保安模样的小哥盯住了我们。他正好也是我们的目标。我决定去跟他打听一下小坏。他的制服给了我们勇气。我和马英一起向他走过去了。他也迎着我们走来了。

“进来喝一杯啊,老罂的专场,没有最低消费。”门卫小哥先跟我们开口了,操一口纯正的北京胡同方言。

喝一杯?有戏!有可能这家有酒托。但我突然紧张,不知如何问话了。

“小坏!我们找小坏!”马英抢在我前面说。

“谁?”保安友好地问,“找谁?”

“吴小环……”我说,“她叫吴小环,外号小坏……小坏是她的外号。”

“小坏?小坏小坏……今天没来这地儿。”

“那她什么时候来的?”我一下子看到了希望——他说今天没来,那说明过去来过。

“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个人啊,大哥!”门卫小哥变脸也太快了,口气立即不耐烦起来,“我们这是酒吧!”

“知道是酒吧……小坏就在酒吧里喝酒……”马英突然不说了,盯住从我们身边走过的三个人,两男一女。马英紧张地拉住我衣袖:“看!”

马英主要是让我看那个女的。那个女的,穿收腰、宽摆的黑色大衣,两只脚一直像踩空了一样,屁股扭动的幅度很大,确实像小坏。马英怎么会有这样的识别能力呢?但还没容我细看,他们就推门进去了。女的先进的,最后一个大胖个子、胳腮胡子的男人,还回头看了我们一眼。他这一看,让我觉得此女是小坏的可能性更大了——明摆着是防范我嘛。

马英扯扯我的衣袖,仰脸看着我,眼里闪着急切的光泽,嘴里接连呼出的热气喷到我的脸上。我仰头看看天,试图回忆小坏的模样。奇怪的是,平时经常清晰地出现在我眼前和梦里的小坏,此时突然面目模糊起来。

马英又抖抖我的衣袖。

由于实在不能确定她就是小坏,我们还是离开了。

揪紧我衣袖的马英被我带了个趔趄——她是多么的不甘啊。

7

马英的情绪明显是越来越失望了。她几次问我,能找到小坏吗?

幸福村中街很短,我们又从两边的几家酒吧门前过了一遍,依然毫无收获。又到了旅行人酒吧门口时,马英似乎认定小坏在这里的可能性最大——也许是因为门卫小哥先前的那番话,或是她看到的那个走路喜欢甩屁股的女人像极了小坏,总之,她又扯扯我的衣袖。今天傍晚到现在,我的左右两条胳膊上的衣袖,被马英扯、拽、抖不知有多少次了,她的每一次扯拽,都是她心情的体现。有时是急躁,有时是提醒,有时是下意识的。门卫小哥又看到我们了,这回他没有跟我们打招呼。马英继续扯我胳膊,小声说:“这人刚才说了,没有最低消费……进去看看嘛。”

能这样操作吗?我不知道。没有最低消费,也要有消费才好吧?

门卫小哥看到马英拉扯我的动作了,加上我们的犹豫,这才调侃说:“请妹妹喝一杯嘛,做大哥也这么小气!进去了才能找到你要找的人啊。”

马英拉着我走到门卫小哥面前,说:“进去看看可以吗?喜欢了再消费。”

“可以可以,请进请进!”门卫小哥还替我们开了门。

门是两道,过了小小的门厅,还有一道厚厚的隔帘。我们掀开门帘,进去了。

这么多人!我震惊了。看门外,还有些寥落、冷清,没想到人这么多,我们身边是一排延绵而去的高高的小方桌。我感觉马英更紧地抓住了我的衣袖,还往我身上贴了贴。她一定也被这么多人吓着了。

酒吧的空间不大,也不小,还分高层和低层。果然混杂着浓烈的气味——烟味和酒味的混合体。大大小小的桌子周围都坐了人,有两人对坐的,有一人独坐的,有四人围坐的。桌子上都摆着酒水,有红酒杯,也有啤酒瓶。有一个小型的乐池,一个女孩子正在唱歌,自弹自唱。她就是开专场的老罂?旁边还有一个男的弹着电吉他伴奏,不断地撅着屁股。没有人跟我们打招呼,两个穿黑色马夹的小哥忙着上酒。我看到高台中间是几张长方形的大长桌,四周相围的是小一号的长方桌,我们看到的那个摇屁股女孩和两个男人,就在靠窗的一个桌子上。那个刚才从我们身边走过的上酒小哥,正从托盘里往下拿啤酒,共有六瓶,拿一瓶开一瓶,很麻利。我看到那个女的(背对着我们)拿起啤酒就喝,啤酒瓶里的液体在几秒之内,下去了一半。她的动作真是像极了小坏。马英也看到这一幕了,她抖一下我的衣袖,身体甚至有牵引我走过去的动作。她为什么认定这个女人就是小坏?我顿生疑窦,莫非这就是女人的直觉?而我竟然鬼使神差也觉得她就是小坏了。不管怎么说,既然来了,还是要去辨认一下的,万一认错了,悄然退出不就行啦。

我穿过酒吧窄窄的通道,急步上了三级台阶,走上了高台。不知是为了给自己壮胆,还是怕落下了马英,我是拉着马英的手,来到摇屁股女人的身后的。

“小坏……”我轻轻叫一声。

摇屁股女人正准备跟对面的胖子碰杯,听到声音,抬头,侧脸,一脸茫然地看着我,问:“喊谁?”

不好,还是认错了,她不是小坏。

我还没来得及道歉,马英从我身后闪了出来,厉声说:“喊谁?你啊!欠人家钱还装蒜?还钱!”

摇屁股女人猛地站起来,怒睁双目:“你谁呀?谁他妈欠你钱?”

“啊啊啊……认错人了……”我拉着马英就走。

大胖个子一个前扑,试图抓住我。

我走得快,他抓了个空。

“回来!不道歉就想走?!”摇屁股女人的声音都变腔了。

我拉着马英快速跑了出来,途中差点撞翻了送酒的小哥。

没想到大胖个子和另一个男的紧跟着追到了街上。大胖个子一把揪住了我,把我往他面前一拉,我像撞到了一堵墙上,骨头有强烈的震裂感,撞得我全身都疼了。我拼命挣脱着却又被他拎到面前,面部立马挨了一拳,又是一拳。我便不再挣扎了,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接连的两拳,都像铁榔头一样,一拳命中了我的嘴,一拳命中了我的眼,都是精准打击。我感到有东西硌嘴,那是牙齿断了,口腔里迅速淤满了血,眼眶也随即冒出了火焰。然后我就被扔了出去,屁股重重地跌到了路牙石上。

马英一下子扑到我身上,不知是要护我还是要拉我。我嘴一张,一口血喷了出来,还掺杂着一颗牙齿,她的下巴上和衣服上,都沾染了血沫。

马英肯定被我吐出的血和脸上的伤吓坏了,顾不得擦拭下巴上和前胸的血迹,突然尖叫一声(没听清她叫什么),扑向了大胖个子,一把抱住了大胖个子的腿,嘴里还在不停地尖啸。她的声音变腔变调了,完全不是正常人说的话了。她说什么,叫什么,我听不清,估计也没有人能听出来。

大胖个子显然没见过如此拼命的女孩,他试图抽回腿,摆脱瘦小的马英。马英就像一条蚂蟥,吸附在他的腿上。马英被他拖拽了好几步,还是紧紧地黏在他腿上。他抬起腿要甩脱她。他用力甩一下,又甩一下,一连甩了好几下。她就像风叶片一样,绕着他转了一圈,又转一圈,一连转了好几圈。与此同时,她也像风叶片一样,吱吱呀呀地尖啸着。

大胖个子被吓着了,停止了甩动,风叶片也停止了旋转,可尖啸声还在继续。

紧跟着大胖个子追出来的摇屁股女人也被吓着了,她花容失色地大叫道:“干什么?讹人啊?保安保安……”

门卫小哥俯下身体,正在察看我的伤情,他听到摇屁股女人的叫唤后,说:“大哥你放开人家,快送这位伤者去医院吧,这伤得不轻啊,瞧这脸上,都成炸酱了……要死人的。这儿离派出所很近,别把他们招惹过来,弄到局子里就不好办了。”

“去收拾东西。”大胖个子跟摇屁股女人说着,从屁股兜里掏出一沓钞票,往门卫小哥手里一塞,“你给老子处理好……把这个贱货拉开!”

门卫小哥把钱在马英面前亮一下,说:“快送你男朋友去医院……”

可能是看到了钱,也可能真心撑不住了,马英松开了手。

马英抢过门卫小哥手里的钱,爬到我身边,把我的脑袋抱在她的腿上。

看到钱,我脑子清醒了一些。

我们眼看着大胖个子一伙人消失在路灯的暗影深处。远处还传来摇屁股女人喋喋不休的唠叨声:“晦气……晦气……”

我知道附近有家医院,好像就叫三里屯医院。我多次从这家医院门口经过。

马英挽着我的胳膊,半扶半拥着我走在三里屯的夜色中。风似乎更强劲了些,树上最后残留的树叶落在地上,在干净的马路上翻滚,不时被我们踩在脚下,发出轻微的碎裂声,像轻轻的呻吟。马英把她的围巾给我围上了,包住了我的大半个脸。我的半边嘴和腮帮特别疼,缺了一颗牙的地方感觉空荡荡的,左眼的眼眶都青了,眼泡像核桃一样。

从幸福村中街到三里屯医院,只有一步之遥,我们很快就到了医院,在急诊室里,值班的医生查看了下,让我张张嘴,摇摇头,点点头,说说话,我照着做了。医生说有可能骨折了,也有可能没骨折,要拍片才能知道。我心里有数,虽然疼,但并没有骨折,便不同意拍片。医生也没有开药,说休息几天就好了,也可以买点跌打损伤片吃。

从急诊室来到门诊大厅时,马英不再挽着我的胳膊,脸上也露出了笑容。这是她从下午到现在,唯一露出的笑。我们在温暖的大厅里坐下。对面墙上的电视大屏幕正在播放一场足球赛,没有声音,只有零落的几个人在观看。离电视机不远的地方有个充电的设备。我拿出手机。马英抢过手机,跑过去,插好了电,又跑回来。我发现她跑动时,腿有点瘸,肯定是被大胖个子摔的。她坐在我身边,掏出钱,小声说:“刚才挂号时我数了数,两千块呢。”

“你拿着吧。”我说。

“不,分你一半。”

“你也伤了……”

“我没事。”

“交了旅店的费用,你还要买个手机……一时找不到工作,也要花钱……你拿着吧。”我不是虚情假意,我真是觉得她更需要钱。

“我们这算……碰瓷吗?”

“算吧。”说完,我乐了。我不敢大笑,脸上还疼。

她也乐了,嘻嘻地调侃说:“我想买你的书。”

“好啊!签名本贵的,原价!”

“两本都要了!”

我从包里取出两本《风色》,又拿出笔,分别签上了“送马英”的字样,又落了我的名字,写上日期,送给了她。

“把你的手机号也写上,等我找到工作了,把钱还给你。”她给我一张一百的钞票,诡秘地一笑,“这是书款!”

“好!”我接过了书款,又在书的背面写上了我的手机号。

“我要走了,回宾馆去了……你怎么回啊?”她抱着书,声音又低了下来。

我知道,早就没有公交车了。我看一眼墙上的钟,还不到十一点,这个点还有地铁。乘地铁十号线转六号线到常营,离马阁庄也就几里路。时间不能耽误了,我得赶快回了。

我在常营到马阁庄的路上,把包里的红柿子吃了。红柿子太涩了,根本没有熟透。但我还是吃了它,我太饿了。

8

一个月后,离2020年元旦还有三天,我准备离开我待了十六年的北京,登上开往湖南的绿皮火车。我的钱花光了,也没有找到工作,我必须要回家。也只有回家这一条路了。

临行的前一天下午,我又来到三里屯太古里一带,我在那里走走看看,踟踌徘徊,我到了屁欧书店。屁欧书店还是那样,漂亮,整洁,充满书香气息,但顾客寥寥无几。我来到二楼,走到西半区,看到那个高大的玻璃窗户里透进一抹斜阳,有个漂亮的长发女孩坐在那里看书。她不是马英。马英也曾坐在那里看书,她看的是一本童书。而这个女孩在看一本名人传记。书架上和长案上,还在经销马农的书,那是我经手印制的《风色》,我数了数,卖出去了两本。我不知道这个销售速度怎么样。长案上的那一本,已经被翻旧了。我也拿起来翻了翻,看了看作者简介。简介告诉我,这个叫马农的80后作家已经火起来了,也许还会更火。但这个马农却跟我毫无关系。

我从书店出来,慢慢转悠到幸福村中街。

那些酒吧还在。旅行人也正常营业。我在马路牙子上站了站,看了看手机。我的手机一直拿在手上,我怕有人打我手机而我没有听见。但我的手机一直不肯响。一个月了,那个叫马英的女孩没有给我打来电话,也没有发来任何消息。自从那天深夜在医院分手,我就在等她的电话。她有我的电话,号码就写在《风色》的背面。她一直没有打,也没有短信,我的心,便也一直悬着。她为什么就不给我来一个电话呢?是怕还我的钱?我理了理脖子里的围巾,那是一条鱼肚白色的普通围巾,上面沾染了一点点血迹,今天是我第二次戴,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围巾的温暖。幸福村中街上人来人往,我已经看了一会儿了,他们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人。我想在这里经历一场邂逅,看来是不可能了。

我低头看了看路牙石。这是我摔过的地方。路牙石和地砖之间,有一条缝隙,缝隙里有一个东西,在阳光下闪着光泽。我蹲下来看看,是一颗断了半截的牙齿。我把这颗断牙抠出来,握在了手心里。它的根部,还留在我的牙龈肉里。如果我不说,谁能知道这是我的半截牙齿?这就是我的故事,再见了,三里屯,再见了,太古里,再见了,那个永远不会再出现的女孩。

9

作为虚构的小说,到这里应该结束了。但真实的故事是这样的——

我在三里屯太古里幸福村中街旅行人酒吧的阳光中抬起头来,准备最后看一眼我的受伤之地,却看到旅行人的招牌下,一个瘦弱的女孩正对我笑,橘黄色的阳光照在她脸上,也照亮了她的笑容——这不是马英吗?

“嗨……”我跟她举起了手,抑制着心里的激动。

“嗨——”她回应一声,向我走了两步,又一个小垫步,跳到了我的面前。

“你怎么会在这里?”我十分纳闷。

“等你呀!”

“等我?”

她脸上的笑渐渐地消失了,眼里汪着泪,就这么定定地看着我。她脸色比一个月前滋润多了,也好看多了,细密的雀斑在红晕消褪后,挺有几分妩媚和迷人。过了一会儿,她撩一下短发,说:“我在这儿工作了,不是喝酒的——根本就没有这个工作——你什么都不懂。我是端盘子的服务员。”

哈,这样啊,这转折也太快了吧。我的激动,也慢慢地理性起来,毕竟一个月了,她没给我打过电话,也没给我任何消息。她还不知道,这一个月里,我是多么期望她能给我打一个电话啊。现在我明白了,她一个月一次电话都不打,而她就在三里屯的酒吧里上班,这说明我太不重要了,太不值得她在乎了。

她扭头向酒吧的门看一眼。

我也看到,那个穿蓝色大衣的门卫小哥不知什么时候又出现了。他冲我礼貌地一笑。

“去走走好吗?一会儿我就忙了。”她说。

于是,我们沿着幸福村中街向东走去,我知道,前边没多远,便是三里屯路。我们没有走到三里屯路,而是在一个小十字街口右拐,这里有许多家品牌工厂店,不规则地散落在太古里南区的步行广场上。我们都默不作声。有几次,我想告诉她,明天一早,我就要离开北京了。但几次话到嘴边又没有说。她也有几次欲言又止。下午四点多钟的阳光被各种建筑物割碎了,我们一会儿走在阴影里,一会儿又披上了一身金晖。

先打破沉默的还是她。

“怎么不问问我为什么在这家酒吧打工?”

我侧脸看着她,等她说下去。

“那天夜里,我们分手后,发生了很多事,”她顿了顿,面色阴郁了,“我想打个车回旅店,可那儿根本就没有出租车……没走多久,就上来几个人围住了我……没错,还是他们,他们一直守在医院门口……还多找了两个人……那个女人真凶,还扇了我一耳光。那些钱,又被大胖个子抢走了,还有你送给我的签名书……”

啊,原来是这样!

“我吓死了……他们还威胁我……你又不在……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为了帮我,你受了那么大的委屈。”

“你报警啦?”

“嗯!”她坚定地说,又一笑道,“是巡逻的警察发现了我。我蹲在地上哭……警察调看了录像,又把我送回了旅店,还借给我路费钱,让我回家。想来想去,我不能回,说好要还你钱的……我一定要找到你。我知道你会找我的,会到这儿来寻找的。我便央求这家酒吧的老板,我说我要在这里打工。老板配合警察办案的时候,已经认识了我,嘻嘻,老板看到监控录相时,被我吓住了,说我这么小点的人儿,那么大的汉子都没有甩得脱,有这么个胆量和精神,值这份工作。我就在这里上班了……今天我发工资了,要请你大吃一顿!你怎么才来呀?我在那家书店买了本《风色》,你还得给我补签个名啊……明天,明天好吗?明天我把书带来……”

明天,明天我就要离开北京了。我神色黯然。

“怎么啦?不开心吗?”她挽住我的胳膊,看了看我的脸色,又看看那条围巾,“你围这条围巾也合适的……为什么不开心呀?哦,我晓得了……其实,也没什么,我觉得《风色》就是你写的……谁让他也叫马农啊,别为这事纠结啦,我不怪你的……”

我想了想,还是告诉了她,我要回家了。我没有找到工作,钱也花光了,只剩下了路费钱。

“明天?真是太好了,幸亏明天还没到。退票!没找到工作算什么,再找啊。没有钱不怕的,我还欠你两千块呢,正好有钱了,还你!”

“不不不,你也没拿到那钱……我也没帮上你……”

“不行!我等你这么久……”她轻轻伏到我肩窝里。

我感动了,也搂了搂她。我看到了阳光里我们长长的身影。我移动了一下,让两个人的影子重叠成一个影子。

陈武,男,1963年生,曾在《花城》《作家》《钟山》等杂志发表文学作品,多篇小说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选载。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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