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3月30日，梵高的167岁诞辰当日，位于荷兰小镇拉伦的辛格博物馆内，梵高名为《春日田野》的油画遭窃，画作估价高达600万欧元（约合4700万人民币）。

世人都爱梵高，更爱他那颗对艺术和生命饱含狂热的心。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懂他的孤独，就像那一年他和高更62天的短暂相遇……

 宿命般的相遇

1886年冬天，高更结束第一次在布列塔尼的旅程，回到巴黎，认识了刚从荷兰到巴黎的梵高。

梵高的弟弟提奥在巴黎古比西(Coupil & Gie)艺术经纪公司工作，他此后长期经营高更画作的出售，甚至固定预付高更酬劳，使高更有稳定的收入可以维持生活及旅行。

那年冬天，正是两人都陷于生活最低潮的时刻。

高更无法照顾远在哥本哈根的妻子和儿女，常常自责绝望到要结束生命；梵高与妓女西恩(Sian)刚刚分开，所有宗教的狂热与爱的梦想全盘幻灭，孤身到巴黎投靠弟弟。

两个完全相似的绝望生命，却共同燃烧着艺术创作不可遏止的热情，他们似乎在对方的绝望中看到了自己的绝望，他们也似乎在对方燃烧着热情的眼神中看到了自己的热情。

高更与梵高的相遇像不可思议宿命中的时刻，相互激荡出惊人的火花。

短暂的相识、撞击，很快两人就分道扬镳，1887年高更远渡重洋，去了西印度群岛的马提尼克，梵高在巴黎停留1年，1888年也走向法国南部的村庄阿尔(Arle) 。

1888年2月，梵高启程到阿尔寻找他绘画世界的梦土。高更第二次启程去阿旺桥，这次在布列塔尼停留了八个月，一直到1888年的10月，因为梵高一封信的催促，高更才离开阿旺桥，与梵高在阿尔相聚。

1888年初开始，在布列塔尼的高更与在阿尔的梵高通信频繁。他们在信中讨论着各自在绘画上全新的实验，他们都把对方当作是创作上最能了解自己的知己，倾吐所有在寂寞创作中自己最内在的心事。

遥远的距离或许产生了最美的友谊的幻想，梵高创作了一张杰出的自画像，送给高更；高更也画了自画像，送给梵高。

他们相互激荡出了创作上的火花，两人的风格都逐渐达于巅峰。

 短暂的同居生活

梵高狂热渴望高更到阿尔，两人共同生活，一起画画。他为高更准备房间、家具，甚至特别为高更的房间手绘了墙壁上的装饰，还为他画了《向日葵》，他要把这南方阳光下的盛艳之花送给高更作为迎接他到来的礼物。

1888年10月初，高更到了阿尔。

高更在阿尔留下了一些作品，如《阿尔的老妇人》。此时，梵高的画作充满浓烈的情绪，色彩常常是明度很高的黄，笔触狂暴，一层一层叠成纠缠浓郁的肌理。

左：梵高的椅子，右：高更的椅子，梵高作

然而似乎刚好相反，高更这时期的画作特别沉静，画面越来越趋向大色块平涂的技巧。他笔下阿尔的妇人，披着暗黑的围巾，在风景中若有所思，有种不可言宣的苦闷。

就是在阿尔这段时间，高更在12月给画家贝尔纳写了一封信，谈到自己与梵高的巨大冲突：

我在阿尔完全失去了秩序。我发现一切事物都这么渺小，没有意义，风景和人都一样。整体来说，我跟梵高彼此都看对方不顺眼。

特别是绘画上，梵高赞美杜米埃(H.Daumier)、杜比尼(Daubigny)、辛燕(Eiem)和伟大的卢梭(Rousseau)，所有我不能忍受的家伙。

而我喜爱的安格尔(D. Ingres)、拉斐尔、德加，他都厌恶。

我跟他说：老友，你对！

只是为了获得暂时平静。

他喜欢我的画，但是我一开始画画，他就东批评西批评。

他是浪漫的，我却可能更要素朴(Primitive)。

这一段信上的记录大约透露了两位伟大的创作心灵在现实生活中碰到的困扰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缺乏了各自独立的空间，缺乏了各自完全面对自我的孤独时刻。

没有完整的孤独，不可能有纯粹的自我，创作势必受到干扰。

两位自我如此强烈的创作者，都在为各自的创作做巅峰的冲刺，其实很难分心去理解对方的需要。

高更留下了一张很精彩的《梵高画向日葵》。梵高左手套着调色盘。石手执笔画画，他的眼睛正看着左下方一簇插在蓝色瓶罐中的向日葵。画面的背景是绿、黄、蓝大面色地的平涂，没有笔触，没有情绪的起伏。

看惯了梵高《向日葵》原作的强烈，被色彩的明亮和笔触的狂野震撼，忽然会发现高更极力使亢奋的情绪转化成更内敛的静定。

同居两个月，12月24日，高更在与梵高争吵后彻夜不归。在寒冷的阿尔街头游荡，他发现梵高跟在后面，手中拿着剃刀。高更落荒而逃，住在旅馆，不敢回去。

这一天晚上，梵高拿刀割去了耳朵。第二天警察报告高更，高更通知了梵高的弟弟，自己整理行李，匆匆离去，结束了他在阿尔的行程，也结束了他与梵高共同创作的梦想。

各人的生命必须各人独自去完成。

遥远的信笺独白

此后两年，梵高大部分时间在精神病院，高更则来往于布列塔尼的阿旺桥和更偏僻的勒普尔迪(Le Pouldu)村。

梵高与高更之间通信仍然不断，梵高在精神病院中一封封书信记述着他寂寞中的心事，高更也仍然在回信中详细叙述他的作品，两个人都像是在向最亲密的知己讲述自己，然而，或许他们只是找到一个借口在独白。

1889年1月初，刚从病院出来、头上包着纱布、正在画《割耳自画像》的梵高收到高更的信，盛赞梵高的作品：

你的《向日葵》对比黄色背景，我觉得是完美风格的典范，完全是你自己的画风。我也在你弟弟那里看到你画的《播种者》，也非常好……

两人不提往事中的不愉快与冲突，各自鼓励着对方。

他们或许借这次的相处更清楚认知到创作路途必须完成一个人孤独去走。

他在1889年10月20日左右写信给梵高，当时梵高还被囚禁在圣雷米精神病院。

他告诉梵高：

我了解你独自在普罗旺斯的处境。你上一封长信我延迟回复。我知道你很想知道关心的朋友的现况。

我跟德·海恩有伟大计划，我们在装修民宿来换三餐。

我们刚开始画第一面墙，我们将把四面墙都画满，也包括要重新制作彩色玻璃窗。

我们学到很多，这是值得做的事——

高更像是在劳作的工匠事务里寻找缓解自己忧郁感的方法，画墙璧，制作璧画、彩色玻璃窗，这些中世纪以来一直存留在民间的传统工匠艺术仿佛给了他很多灵感与安定的力量。

1890年8月，高更在勒普尔迪得知梵高自杀死亡的消息。他写了一封短简向梵高的弟弟提奥致哀，他说：

梵高是我真正的朋友，一位艺术家，这个时代少有的人。

高更同时也写了一封信给两人共同的朋友贝尔纳，他说：

我听到梵高的死讯，我很高兴你参加了葬礼。

死亡或许悲哀，但我并不那么忧伤，我知道死亡会来，我知道这家伙在与疯狂挣扎有多么痛苦。这时死亡或许是莫大的喜悦，解脱了他最终的痛苦。如果他转世(如同佛家所说)，他会获得此世的善果福报——

高更与梵高都接触了东方佛教，相信轮回转世，梵高给高更的自画像试图把自己画成日本和尚，“把自己献给永生之佛”，对高更而言，古老的信仰不只是中世纪基督教，也如同东方佛教或原始土著的神秘信仰，都似乎有巨大召唤心灵的力量。

高更在梵高自杀后远渡重洋，到了塔西提，在最原始的土著文化中找到自己宿命的终点，他还有十多年的路要走。

梵高用短短两年时间激发淬炼出生命最美的精华，高更却是用更大的平静与耐心去回归原始，找到内敛而饱满的另一种生命美学。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