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情爱的“海派”作家
晚清有一部吴语小说叫做《海上花列传》，写的是上海妓女的故事。张爱玲觉得这部小说极好，把它翻译成国语版本，后来被侯孝贤又拍成电影。
作者韩子云要替上海这一批妓女立传，我们现在大概会很不解：妓女不是社会里最糟糕的一群人吗？怎么会为她们立传？
张爱玲却认为，如果是真正了解上海文化的人就会发现，在当时的上海，接受新思想最快的就是妓女。
大家知道，张爱玲是“鸳鸯蝴蝶派”作家，张恨水也是，他们就是描写情爱。
这类小说产生于近代意义上的城市（例如上海）之中，是在商业大繁荣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商业城市中人的生活与农村是非常不一样的。
当时，中国已经有了报纸、期刊，很多小说最开始就是在这类出版物上连载的，对读者来说主要是休闲的作用。比如报纸上刊登小说的部分叫做“副刊”，是读者看完国家大事之后的消遣。
上海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城市，当时上海有租界，有所谓“十里洋场”，现在大家到外滩去，还能看到很多西式的楼房，有意大利式的，有法国式的，有西班牙式的，原先是外国人的商业机构之类。
当时上海引进了很多外洋的东西，外洋文化在这里发展起来，促使旧的文化发生了最大的质变。靠稿费生活的职业小说家，也在近代化的背景下出现了。
像张爱玲这样一个女性作家，并且是“海派”作家的代表，她会认为在那个时代能够写出《海上花列传》这样的小说的地方真的只有上海。
因为上海可以保护一种比较自由的思想，在正统文化比较占优势的地方，大家会觉得这样的文学是不入流的，或者说不够正统的，会批判它。
母亲带来的西洋文化冲击
张爱玲出身的家族本是很显赫的文化世家，但后来没落了。大家如果看过张爱玲晚年自己编的家族旧照以及相关讲述，会感到非常奇特。
她的家族很有钱，但家里的男性坐吃山空，抽鸦片，提个鸟笼荡来荡去，根本不事生产，这使得家里的女性变得特别强。
张爱玲的母亲和她的姑姑很要好，两个人觉得家里的男人太没用了，也没有办法挽回，这个家就让它败下去吧，于是一起出走，到英国留学，那年张爱玲四岁。
张爱玲的母亲后来又去了印度，做过尼赫鲁姐姐的秘书。她还到工厂当女工，要抛掉自己的阶级，要抛掉贵族出身，就是这样一个让人觉得她的一生非常奇特、非常精彩的人。
那时还是民国初年，张爱玲的母亲是缠过小脚的女人，可是我们今天能看到当时她穿了雪鞋在瑞士滑雪的照片——那是第一代解放自己的女性。
张爱玲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后来她其实是以自己的母亲、姑姑作为典范。她不是在内地读的大学，而是在香港接受英式教育。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上海代表性的文化受外洋冲击很大，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某一种女性觉醒的东西出来了。
张爱玲后来解释自己为什么要翻译《海上花列传》，她说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书中的女性吸收了西洋文化，是最早一批传播西洋文化的人，并且以这些文化影响了到来长三书寓找她们的清朝官吏。
长三书寓的这些妓女会告诉官吏们最近在流行什么，也会身穿男装、头上戴着高高的帽子、拿着拐杖出去玩儿，完全是西洋装扮。
张爱玲重新解读了《海上花列传》，透视了其中的生命现象，也将其所描述的种种情况作为社会变革的一个范例。
晚清到民国这段时间，文学大体会走两条路。一条是强烈意识到要救国的。从鸦片战争开始，列强一次一次欺凌中国，使得“救亡图存”变成了文学最大的主题，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男性主题”。
另外一条路出现在比较商业化的大城市中，比如广州、上海，或者后来的天津。后者是一种休闲文学，像《孽海花》《海上花列传》，从侧面去描写一个时代的变革。
讲述在文化中的成长
有人问张爱玲怎样变成一个好的小说家，张爱玲说你不要担心自己是不是好的小说家，你走出去好好生活，如果你能把这生活记录下来，就会是好的作品。这些都说明文学的真正本质是鲜活生命的状态。
张爱玲继承了“鸳鸯蝴蝶派”的传统。她从来不在自己的作品里讲救国救民这类内容，只是讲一个人在自己的文化中怎样生长。
她有一个中篇小说名叫“金锁记”（后来改写成《怨女》），主人公曹七巧是麻油店老板的女儿，长得很漂亮，可是嫁给了大户姜家的残疾儿子，后来还生了女儿长安和儿子长白。
曹七巧嫁到姜家以后，非常受欺负，因为她不是这种家世出身的。她恨这个家族的所有人，和家里每个人斗，甚至去勾搭丈夫的弟弟；自己抽鸦片，也让儿子、女儿抽，破坏他们的生活，无恶不作。
张爱玲自己就是出身于这种家族的，我们讲过张爱玲的母亲和姑姑之所以离开张家，是因为家族中的男性已经腐败不堪。
所以张爱玲笔下曹七巧的故事是有所本的，她相当于在写自己的家族，而这个家族的腐败，也象征了当时整个上层文化巨大的腐败。
能够触及这一层，我们说她完全是“鸳鸯蝴蝶派”，我觉得有失公平，她其实是在从侧面书写文化里面发生的巨大而严重的问题。
民国的时候，白话文终于成为了文学的主流。之前的语体文、平话小说、《水浒传》等，都不属于正统文学，可是五四运动以后，白话文成为了正统文学，这在历史上当然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白话文得以成为主流文学，明显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
很多作家直接移植了西方的语言系统，文法有些不伦不类，或者说不中不西，所以当时也有人在检讨这方面的问题，批评他们没有纵向的继承，只有横向的移植。
文学创作其实和整个社会的脉搏是连在一起的。作品能够感动人，是因为它和社会之间存在对话关系。而且有些文学作品写出了人性共通的部分，或者人类的通感，经过数千年仍有其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