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鹤鸣甘棠

话说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龙争虎斗，煞是热闹。其中，先后有楚、吴、越、中山、魏、齐、秦、燕、韩、宋、赵等十一国称王，整个东周王朝被搞得狼烟四起，支离破碎。

虽说最终还是归于大秦一统，但历史不会忘记他们，正因为有他们的精彩博弈，历史才显得厚重神奇。

奇怪的是，《史记》作为《二十四史》之首，唯独对上述十一国之“中山国”无传无史，即便全书有写，也是一笔带过。

而《战国策》虽然以战国七雄为主，但还是为“中山国”单独成篇，给足了地位尊严。

我们都知道，《史记》是西汉司马迁所写，《战国策》的作者刘向也生活在西汉时期，这两部经典史著为什么对“中山国”出现了“冷热不均”的现象呢？

据《左传》记载，“中山国”成名于从公元前506年，后来到了战国弱肉强食的时代，也是荣耀一方，曾大败“七雄”之一的燕国，攻破其首都。

对于此，司马迁作为史学家不会视而不见的，那么他是出自什么考虑呢？还是有他的难言之隐？

壹、司马迁为什么要写《史记》？

司马迁是西汉夏阳人(现陕西韩城县)，生于公元前145年，死于公前87年，20岁时曾漫游全国。

父亲司马谈是当朝的太史令，负责天文历法掌管、整理国家的图书资料。

由此来看，司马谈也是一位博学之士，当然司马迁也深受熏陶，从小受过良好教育，也为他后来子承父业奠定了基础。

父亲在世时，成年后的司马迁虽说当了官卑的郎中，也是皇帝身边的保卫、扈从，“近水楼台先得月”，他接近汉武帝机会比较多，并因此得到了汉武帝赏识。

父亲过世后，司马迁顺理成章的接手了太史令一职。司马谈临死前的一段话，可以说影响了他的一生。

作为一名史官，别忘了职责所在，就是要著书歌颂西汉的“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

对于父亲的谆谆教导，司马迁铭记在心，同时他自己也认为对汉武帝的“盛德”和王侯将相大臣的功绩，作为史官如果不能记载、宣扬是“罪莫大焉”。

即便司马迁遭受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宫刑，他的指导思想还是坚定不移的。后来，出狱之后担任了中书令，负责直接向皇帝上奏的密奏“封事”，差不多是机要秘书吧，可见汉武帝对其也是十分欣赏与信任的。

有父亲的遗愿，加之司马迁的“尊宠任职”，都为司马迁编著《史记》提供了政治前提条件。

因此，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汉兴五世隆在建”。“建”是汉武帝的年号。“隆在建”的意思就是指汉武帝的功德达到了西汉诸帝的最高峰。

此上是司马迁要写《史记》的原因之一，即为了歌颂大汉王朝。

第二个原因，就是为了宣扬儒家思想。

《史记》全书130卷，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达汉武帝之时前后，约三千年共52万多字。从公元前104年开始写，花了十三年的时间才完成。

司马迁自己谈《史记》的写作缘由时说，之所以要写三千年的通史，主要是为了探讨历代统治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也就是“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

其中，“拾遗补艺”中的“艺”是指儒家经典，拾遗补艺就是指弥补儒家经典的不足之处。

当时汉武帝是笃信“儒家”思想的，尤其是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

司马迁也是追随时事潮流，把自己独具特色的“一家之言”，通过《史记》一书，大力宣扬儒家思想，为大汉王朝的稳定巩固做好理论支撑和服务。

有此两大因素的深刻影响，司马迁也才成就了苦难辉煌之作《史记》。

贰、司马迁家族与“中山国”的恩怨

要了解司马迁的家族历史，我们还得从他的《太史公自序》说起。

首先，我们先谈谈司马氏家族的源宗。

“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

其中“随会奔秦”是在周襄王三十二年（公元前620年）；周顷王二年（公元前617年），晋国攻取少梁，司马氏家族就是这个时期，入居少梁城。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此时他们同族共居，并未分支。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

也就是说。到了战国初年，赵、魏、韩三家分晋，司马氏家族也开始分支。

有些去了卫国，有些去了赵国，有些去了秦国。

由此，以少梁为根据地的司马氏家族随着时代的变局，也开始分流，为家族的绵延找寻不同的生命出口。

其次，我们梳理一下秦国司马氏家族的发展脉络

1、“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

司马氏家族分支在秦国的名叫司马错，曾与张仪发生“战略战术”的争论，于是秦惠王派司马错率军攻打蜀国，攻取之后，又让他做了蜀地郡守。

2、“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

司马错之孙司马靳，奉事武安君白起。而此时，司马氏家族的根据地少梁已更名为夏阳。

3、“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

司马靳之孙司马昌，是秦国主管冶铸铁器的官员，生活在秦始皇时代。

4、“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市长”。

司马昌生司马无泽，司马无泽担任汉朝市长之职。

所谓“市”是从交易而来，在交易中渐渐固定的场所就是“市”，“市长”就是一个市的首长，主要是监察商贾的货物买卖，不能等同于现在的市长。

东汉末年，《参同契》作者之一淳于叔通就曾当过洛阳“市长”。

5、“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

司马无泽生司马喜，司马喜封爵五大夫，死后都埋葬在高门。。高门在今陕西韩城县西南。狐死首丘，这一支本宗的人都葬于此地。

6、“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司马喜生司马谈，就是司马迁的父亲。太史公不是当时正式的官名，正式的官名应该是太史令。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司马迁是司马氏家族“在秦者”名将司马错的后代，司马迁有一个为之自豪的先祖。

那么，这与我们所要解读的“中山国”又有什么关系呢？

其三，我们揭开司马氏家族与“中山国”的神秘面纱。

“其在卫者，相中山”。

司马氏家族在卫国的那一支中，有个人当了中山的相，名曰司马熹。

论及族系渊源，司马熹也是司马迁的血脉远祖。

只不过，司马迁似乎对他不怎么感冒，有欲言又止之意。其实，司马迁也有难言之隐，

为何？就是这位相国司马熹，左右了“中山国”的命运，假如说有南宋文天祥的浩然正气之举，尚可理解，只可惜司马熹走错了方向，为了一己之私，暗中投靠赵国，借助赵国的“善意”之举，夺取了“中山国”的相位。

而这位司马熹当上相国以后，为了讨好赵国，多次出卖“中山国”利益，并且排挤和害死了许多正直的大臣，先后暗杀了卿士爰骞，谋杀了大将军季辛，解除了乐毅等将军的官职，使得“中山国”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大幅下降。

虽然说，当时的中山舋王以及继任的中山姿王都试图将权力从司马熹手中夺走，先后两次罢免了司马熹的相位，但司马熹还是依靠着赵国的撑腰一次次复起，这便是战国时期有名的“司马熹三相中山”。

以至后来，在赵武灵王进攻“中山国”的时候，司马熹和儿子司马子期充当“内奸”，里通外应，最终导致了“中山国”的灭亡。

面对这段家族历史，尤其在古代是讲究身世门阀的，司马迁是不是要有所顾忌呢？

叁、司马迁在“中山国”、《史记》之间的两难抉择

有的学者认为司马迁不给“中山国”写史是因为“中山国”弱小，名声不够显赫。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中山国”初称鲜虞，早在春秋末年就已经很强大，先秦文献中多有记载，比如：

鲁定公三年（公元前507年），鲜虞人败晋师于平中（即平邑，今山西大同市大同县东）
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齐、卫围戚，求援于中山。

到了战国时期，史籍中有关“中山国”的记载就更多了，比如：

《古本竹书纪年》载：晋出公十八年（公元前457年）荀瑶伐中山，取穷鱼之邱。
《吕氏春秋》载：中山之国有风繇者，智伯欲攻之而无道也，为铸大钟方车二轨以遗之。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公元前323年，在纵横家公孙衍的斡旋下，魏国、韩国、赵国、燕国和中山国结成联盟，并且互相称王，也就是承认对方的王号，被历史称为“五国相王”。

虽然说“中山国”没有被列入战国七雄，但从中可以看出“中山国”也不是“案上鱼肉”，实力也不可小觑。

而作为满腹经纶的司马迁呢，更是心知肚明。而他在“中山国”与《史记》之间，也面临着两难抉择。

《左传》有云：“立德、立功、立言，此之谓三不朽”。

司马迁在编纂《史记》时，也是奔着“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方向去的。

之所以司马迁在经过重重困境以后，历练心志，写成不朽之经典《史记》，正是由于这三方面的考虑。

首先，他期盼“立言”，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和纰漏，有关“中山国”断送司马氏之手之历史，不能堂而皇之的出现。但是，又不能不写，只可隐晦散布其他史章之中，最终寻求“言”之保身，也是保住整个司马氏家族的名声。
第二，他期盼“立德”，作为秦朝名将司马错之后代，他始终把耀祖之念种在心底，耀祖必须与时俱进，跟上汉武帝的“儒家安邦”节奏，更是一位臣子的“德”行之本。
第三，他期盼“立功”，当然还是父亲司马谈的遗嘱，时刻提醒着他，作为“太史令”就要把本职工作干好，干出特色、干出水平的最佳表现就是《史记》的完成，这对于他们父子来说，可谓是“奇功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