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鹤鸣甘棠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对于这首经典词作《临江仙》，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吧，它是《三国演义》的开篇之语，而作者不是罗贯中，而是杨慎。

杨慎是谁？字用修，号升庵，是大名鼎鼎的“明代三才子”之首，其他两位分别是“神童”解缙和“狂人”徐渭。

杨慎编著的《升庵诗话》是我国古代有名的诗评论集，纵谈唐诗宋词，还有诗经汉赋，不可谓不广，靓词佳语比比皆是，后世文坛名家亦赞之博引之。

然而，就是这本《升庵诗话》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现就其中的第十一卷所评说杜甫、宋诗与《诗经》的关系方面，列举一二，加以推敲，细述如下。

其一，《升庵诗话》云：“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

这是杨慎对唐朝诗人杜甫（字子美）的评断之词，他认为杜甫的诗歌因善于直陈时事被称为“诗史”，始创于宋朝。

实际上，这是错误的。

杜甫的诗歌第一次被誉为“诗史”，始于晚唐的司勋郎中孟棨（公元875年考中进士）编写的《本事诗》，其中是这样写的：

杜(甫)逢禄山之乱，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大体意思是说，杜甫在“安史之乱”中，用诗歌的形式把自己流离陇蜀的经历真实地记录下来，通读他的诗歌作品，不仅明白了他的行踪轨迹，还可以领略到他内心深处迸发的对现实社会的所思所感，所以他的诗歌被称为“诗史”。

而北宋文学家、世称“红杏尚书的宋祁（公元998年—公元1061年）在《新唐书·杜甫传》中所云：

(杜)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稍衰，世号诗史。

两相比较，宋祁所谓之“诗史”已经比孟棨晚了一百多年。

其二，《升庵诗话》云：至于变风变雅，尤其含蓄，言之者无罪，闻之所足戒。

杨慎主要阐述了《诗经》“尤其含蓄”的特点:

1、如刺淫乱，则曰“雍雍鸣雁，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
2、悯流民，则曰“鸿雁于飞，哀鸣嗷嗷”，不必日“千家今有百家存”也。伤暴敛，则日“维南有箕，载翕其舌”，不必日“哀哀寡妇诛求尽”也。
3、叙饥荒，则曰“群羊损首，三星在罾”，不必曰“但有牙齿存，可堪皮骨干”也。

上述所列，我们可以分为三段来分析，分别举例说明，前半段的“则曰”是《诗经》的诗句，后半段“不必是”为杜甫的诗句。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其中杜甫的诗句吧：

“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出自于杜甫的《丽人行》。意思是说杨家的权势炙手可热，无人能比，要小心谨慎别靠前，以免惹得丞相（杨贵妃的族兄杨国忠）发怒。
“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出自于杜甫的《白帝》。意思是讲战马不如归耕的牧马闲逸，战乱使原有千户人家而今只有百家尚存。
“但有牙齿存，可堪皮骨干”，这一句诗呢，也是杨慎记错了，原文是“幸有牙齿存，所悲骨髓干”，出自于杜甫的《垂老别》。诗人是在诉说，庆幸牙齿完好，胃口还不减，悲伤身骨瘦如柴，枯槁不堪。

杨慎之所以引用杜甫诗歌，是因为杜甫的诗歌太露骨了，没有含蓄之美。

那么，杨慎所谓的《诗经》”尤其含蓄”是正确的吗？

其实，《诗经》里的诗并不像杨慎所说的那样“含蓄”，相反地是，有不少诗句是很露骨的批判和反抗。

比如《诗经·鄘风·相鼠》：

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这首诗明写老鼠，实则是对统治者用虚伪的礼节欺骗人民进行了辛辣的讽刺。通篇感情强烈，语言尖刻，哪里有“含蓄”的味道呢？“尤其”就更无从谈起了。

再如《国风·魏风·硕鼠》，节选一段如下：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这首“硕鼠”就是对于当时统治阶级无休止的盘剥的深刻批判，全无“含蓄”而言，“硕鼠”一词的一直沿用至今，借指个别贪腐分子。

诸如此类，《诗经》还有很多，有的以斥责奸佞为主题，如《巷伯》、《正月》等，有的是针砭时弊、指斥昏君，如《劳民》、《板》、《荡》等，大多收录在《雅》和《国风》之中，都是杨慎所说的“变风”、“变雅”的作品，批判性都很强，杜甫的“现实主义”诗风也是由此而来，怎么能是“不必是”和“尤其含蓄”呢？

也不知，我们的大才子杨慎是存有何种考虑？贻笑后人。

其三，《升庵诗话》云：至于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乃其下乘末脚，而宋人拾以为己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

这一段中，杨慎又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又撰出诗史二字”，对此，我们前文已经说明，杜甫诗史之名不是宋朝所创，不再赘述；

二是“宋人拾以为己宝”，宋朝文人拿什么当宝贝呢？就是杜甫的“直陈时事、类于讪讦”类诗歌。

事实如此吗？不然，我们从宋代一般的诗话看来，他们常说这类诗句是“粗”，是“拙”，反倒是赞赏所谓“含蓄蕴藉”的居多，所以杨慎又是“强加之词”，令人难以理解。

北宋时期，自仁宗庆历新政以来，朝中的士大夫以节概风操为荣，对杜甫诗歌的认识，不再把重视“诗史”价值放在首要位置，而转向对诗歌所体现的诗人人格精神和忧国忧民情怀的发掘。

所以，在以欧阳修、王安石为代表的北宋文人群体中间，他们完全不提杜诗的“诗史”价值，在欧阳修《堂中画像探得杜子美》、王安石《杜甫画像》、苏轼《次韵张安道读杜诗》、黄庭坚《大雅堂记》等评价杜甫及诗的作品中，都有具体翔实的记载和表述。同时，为适应当时士子们学习的需要，编纂、注释杜诗成为热门，而是从注解的角度来认识杜诗的“诗史”价值。

故而，一向才华卓绝的杨慎也是“大意失荆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