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一本书，叫《江湖夜雨读金庸》，作者是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马大勇，”骨灰级金庸迷”。

书里提到了一个有意思的话题——金庸为什么得不了诺贝尔奖？

作者给出的结论是：金庸得不到诺贝尔奖不是他的水平问题，而是文化隔阂的问题。因为瑞典人无法理解什么是”武侠”，也没有一个英语单词能准确诠释”武侠”的涵义。即便可以把”武”翻译成”KongFu”（功夫），但”侠”是没法翻译的。

很多人可能不赞同：虽然中国有郭靖、杨过、令狐冲，但美国也有蜘蛛侠、钢铁侠啊！另外，法国有佐罗、英国有罗宾汉、日本有浪人和武士，这不都是”侠”嘛！

不一样！可能全世界都有”侠”的行为存在，但只有在中国形成了”侠文化”这个专属体系。在中国，”侠”有清晰的内涵，和文化流变轨迹。

“侠”的内涵，是逐渐浓缩出来的

最早给”侠”下定义的，是大思想家韩非子。他在散文名篇《五蠹》（蠹dù，害虫）中提出，国家要想安定繁荣，有五大隐患必须祛除，分别是：纵横家、贵族门客、商人、儒家知识分子和游侠。

为何要祛除儒家知识分子和游侠？韩非子有名言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意思就是：知识分子经常散布舆论，造成国家不和谐；而侠士经常用武力对抗正常统治秩序，所以二者都是国家的害虫。

韩非子的总结，未免有些以偏概全。但他也在无意中，为”侠”划定了一个广义的概念，即”以武范禁”。

同时，韩非子也点出了”武”和”侠”的关系，”侠”必有”武”，无”武”不侠，这也就奠定了”武侠”的概念。

（这里插一句，虽然生活在战国时期的韩非子，已经提出了”武”与”侠”的紧密联系，但作为整体概念的”武侠小说”，其实直到1915年才出现。1915年，著名文学家林纾发表了一篇题为《傅眉史》的文言短篇小说，编辑在目录和正文中明确标出”武侠小说”四个字，从那以后，这个概念才固定下来。）

回到正题。继韩非子之后，谁将”侠”的内涵进行浓缩了呢？是司马迁。

司马迁在《史记》里，专门写了一篇《游侠列传》，记述了汉代三位侠士的史实。在这篇文章里，司马迁给”侠”下了三个层次的定义：

一、”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强调守信；

二、”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强调救人和自我牺牲；

三、”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强调行侠仗义后的低调。

前两层很好理解，守信和救人危难，都是”侠”最基本的品质；

电视剧《倚天屠龙记》——张无忌与周芷若

重点要解释第三层，”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意思，就是不要夸耀自己的才能或贤德。这一点对”侠”来说非常重要，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不但不能称之为”侠”，还会成为无耻的小人。为什么这么说呢？

举一个例子。金庸小说《神雕侠侣》里有一个情节：小龙女误以为杨过爱上郭芙，心灰意冷，情花毒发作，晕倒在绝情谷。恰好绝情谷谷主公孙止路过，将小龙女救回。

公孙止本来是做了件好事，但当他发现，自己救的是一个绝色美女时，色心大动，请小龙女嫁给他。情场失意的小龙女，勉强答应了。

电视剧《神雕侠侣》截图

但就在准备婚礼时，杨过闯进了绝情谷。小龙女看见杨过，立刻找回了本心。虽然救命之恩没齿难忘，但她还是得向公孙止提出悔婚。

如果公孙止是一位侠，他就应该”不矜其能，羞伐其德”，不拿自己的救命之恩说事儿，成全小龙女和杨过，毕竟人家是真的有情。可公孙止不是，他恶毒地威逼要挟，甚至以情花毒伤及杨过全身。

电视剧《神雕侠侣》截图

与杨过一同闯进绝情谷的莽汉马光佐，在这里说了一段话：

公孙老儿，你若要做个大仁大义之人，不如今日就让他小两口儿在此间拜堂成亲，洞房花烛。若是你救了一位姑娘，便想霸占她身子，岂不是如同下三滥的土匪强盗？

身为绝情谷谷主的公孙止，竟连一个莽汉都不如，的确是下三滥的土匪强盗，与侠背道而驰。

再看另一个相反的例子。《警世通言》所载的《赵匡胤千里送京娘》，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赵匡胤本是流浪军汉，有一身好武功。流浪江湖时，遇上两个人劫一个弱女子，他路见不平，将女子救下。

这个女子也姓赵，叫京娘，孤身一人要回家去，路途遥远。赵匡胤便动了侠义之心，救人救到底，索性将她送回家。但孤男寡女需要避嫌，一想两人都姓赵，于是就结拜成了兄妹。

一路相处，京娘爱上了这位救命恩人，向赵匡胤挑明：”倘蒙不嫌貌丑，愿备铺床叠被之数，使妾少尽报效之万一。不知恩人允否？”

赵匡胤反倒生气了：“赵某是顶天立地的男子，一生正直，并无邪佞。你把我看作施恩望报的小辈，假公济私的好人，是何道理？”

这个故事，以京娘绝望至极、悬梁自缢收场，一桩美事变成了悲剧。有人可能会说赵匡胤太迂腐、太不近人情，但他的所作所为绝对比公孙止高尚出十万八千里，是无愧于一个”侠”字的。

所以在司马迁的提炼下，守信、救人危难、羞伐其德，这三个品质兼备，才能称之为”侠”。

假如守了信、也救了人，却没做到第三点，而是像公孙止那般”矜其能、伐其德”的话，那距离”侠”也差得远呢。

到这里，”侠”的内涵就完全成形了吗？还不够！明清时期，人们对”侠”有了更高的要求，把”侠”上升到了”为国为民”的高度。

但其实，没有人明确地提出”侠要为国为民”，这似乎是一个在人们潜意识里，慢慢积淀的品质。

首先，在南宋罗点的《任侠十三戒》里，其中第九戒是”毋叛本国，毋拜夷狄”，这便是”侠要为国为民”的雏形了。

然后到了元末明初小说《水浒传》里，晁盖死后，宋江坐上梁山第一把交椅，他把原来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接着一百单八将排座次，对天盟誓：各无异心，生死相托，替天行道，保国安民……

过去这一百单八将，只是”以武犯禁、守信、救人危难、羞伐其德”的侠，但到此刻，又加上了”保国安民”的要求。”侠要为国为民”的概念，也就逐渐形成了。

再然后，应该就是金庸的武侠小说，为我们展现了明确的、形象的”为国为民之侠”，那个人就是郭靖。

在《神雕侠侣》里，郭靖对杨过说：

行侠仗义、救人困厄固然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助守襄阳……只盼你心头牢牢记得“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

金庸借郭靖之口说的这番话，其实就是对”侠”内涵的总结——司马迁所说的”守信、救人危难、羞伐其德”，是侠，但却是”侠之小者”；而”侠之大者”，是在此基础上，还要达到”为国为民”的高度。

电视剧《神雕侠侣》——杨过与郭靖

这样”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并非只存在于文学作品里，历史上确有这般人物，比如”戊戌六君子”之首——谭嗣同。

当年慈禧太后要对维新党下手，谭嗣同是最早收到消息的人之一。但是，在他之后收到消息的康有为、梁启超都东渡日本，谭嗣同却选择了留下。他讲了这样一段很著名的话：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谭嗣同选择用自己的血去唤醒蒙昧的国家，”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狱中题壁》）

从韩非子的”以武犯禁”，到司马迁的”守信、救人危难、羞伐其德”，再到金庸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我们看到”侠”的内涵不断在丰富，也不断在浓缩。

“侠”身上，也有“儒”的某些品格

其实无论在历史现实、还是在文学作品中，我们看到的那些真正能称为”侠”的人物，身上不仅有上述的品质，还有一些儒家的精神品格。

“侠”与”儒”最鲜明的两个共性：是浩然之气，和报施观念。

先说”浩然之气”。它是儒家提出的修身目标，即正大刚直的精神。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有了浩然之气，就能做到一些常人不能做、不敢做的事，比如”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

“浩然之气”的修身目标，对后来很多仁人志士，产生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抗元名将文天祥，就是很好的例子。

文天祥抗元失败，被元军所掳，关押在元大都，忽必烈花了三年时间对他软硬兼施，想要招降，但文天祥宁死不屈，写下著名的《正气歌》：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正气歌》产生的理论源头，就是孟子说的”浩然之气”。文天祥在这首诗中列举天地、历史、人间的各种正气形态，用来勉励自己，表达为了信仰不惜牺牲的精神追求。

而在侠文化里，”浩然之气”也是至高原则之一。金庸小说《天龙八部》的男主人公乔峰，是我们心里公认的”侠”，他身上就有这种”浩然之气”。

在”乔峰大战聚贤庄”这场戏里，乔峰已失去丐帮帮主身份，成为人人欲杀之而后快的匪类。他明知武林人士汇集聚贤庄，目的就是要铲除他，但为了到聚贤庄找薛神医救阿朱性命，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

其实此时的乔峰，和阿朱之间还谈不上爱情，他只是觉得这花一样美好的生命被自己误伤，生命垂危，自己有义务救她。

电视剧《天龙八部》——乔峰与阿朱

薛神医觉得好笑：”我们在这儿聚会是要除掉你，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帮你？”

乔峰说：”我来了，也没打算活着回去。一会儿大战起来，我饶你的命，你和这个女孩子一命换一命！”

接着，他又向聚贤庄的人要了酒，端起碗说了下面这番话：

这里众家英雄，多有乔峰往日旧交，今日既有见疑之意，咱们干杯绝交。哪一位朋友要杀乔某的，先来对饮一碗，从此而后，往日交情一笔勾销。我杀你不是忘恩，你杀我不算负义。天下英雄，俱为见证。

接下来的场面，不赘述了，总之是荡气回肠。乔峰孤身一人，却足以让一众武林豪杰胆怯，不仅因为他武功高，更因为他身上的浩然之气、大侠风范。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里这一回的回目是——”虽千万人吾往矣”，语出《孟子·公孙丑》。看来，金庸也认可儒与侠的这一共同之处。

电视剧《天龙八部》——乔峰

再说”报施观念”，就是你怎样待我，我就怎样回报你。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史记·刺客列传》记载的豫让故事，就是”报施观念”的最好反映：

豫让是晋国人，曾做过范氏、中行氏的门客，并不出名。后来智伯消灭范氏和中行氏，豫让便转到智伯门下，智伯对他很是尊敬、器重。

但不久后，智伯被赵襄子所灭，赵襄子还把智伯的头制成酒器。豫让长叹道：”士为知己者死，若不能替智伯报仇，我死而有愧！”

于是，豫让变更姓名、自毁容貌、烧坏声带，就是为了让赵襄子认不出来，然后伺机刺杀。

但豫让的刺杀行动，还是被赵襄子发觉。赵襄子困惑地问：”你最初在范氏、中行氏门下做事，智伯把他们灭了，你不但没替他们报仇，还改投智伯门下。现在我把智伯灭了，你为什么就要找我报仇呢？”

豫让回答：”范氏、中行氏以众人（一般人）待我，我自然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又怎能不以国士报之呢？”最后豫让横剑自刎。

说豫让是”侠”，应该不会有人反对吧。”士为知己者死”，既是儒家的报施观念，也是侠文化的内涵之一。

最高境界的“侠”，应该是儒侠互补的样子

“侠”与”儒”有相同点，也有区别：

比如儒家重礼，看重纲常秩序、君臣之礼；但通常来说，侠对朝廷都是不合作态度。

再比如，儒家不会用杀伐决断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但侠讲究的就是快意恩仇，这一点跟儒家原则背道而驰。

拿《水浒传》里的武松来说，他血溅鸳鸯楼的行为，在儒家眼里，就是”罪过罪过”！因为”血溅鸳鸯楼”是一场大屠杀，他一共杀了十五个人，这里不仅有他的仇人，也有仇人的妻子、丫鬟，她们无辜，却也跟着”血溅画楼、尸横灯影”。

这就是典型的江湖逻辑，非要杀掉对方满门，”方才心满意足”。

电视剧《新水浒传》——武松

武松是侠吗？某种程度上是，但他不是一个高境界的侠。在我心里，高境界的侠，应该是儒侠互补的。

他可以是文天祥、谭嗣同那样的“外儒内侠”，有儒士的外在，也有侠士的内在精神，可以为国为民奉献生命。

他也可以是郭靖、乔峰那样的”外侠内儒”，他们身上有侠的各种气质，但同时他们也不会像武松那样，因个人恩怨而大开杀戒。

如果没有”儒”的规范和约束，”侠”就容易走上极端，容易以武犯禁；

如果没有”侠”的参与，”儒”也很容易成为”小人儒”。孔子认为，儒有君子儒，有小人儒。小人儒无远大见识，只追求眼前小功小利。有了”侠”的介入，”儒”才更具阳刚之气，向君子儒迈进。

你看，没有”侠”，大不了是”小人儒”，起码还是”儒”，后果不严重。但若没有”儒”，情况就糟糕得多。所以在儒侠互补里，”儒”应该处于更本质的地位，起到约束的作用。

“侠”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以武犯禁”不可取，但”侠文化”里的其它内涵，却是永远闪光的，比如守信不渝、救人危难、羞伐其德、为国为民、浩然之气、知恩图报、施恩不图报……这是一个多健全、多有魅力的人格！

当代诗人蔡恒平，曾以”王怜花”为笔名，写下一本《江湖外史》。在书里他这样说道：

我之所以成为一个“人”，一大半都是从武侠小说里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