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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勋:我最大的悲哀,是突然读懂了沈从文

知识分子中的例外

受到五四运动影响以后的现代文学,已经发生了白话文运动,它的丰收期是在1920到1930年代,也有人把这个时期的文学简称为“30年代文学”,也被称为“左翼文学”。

“左翼文学”特别希望文学能够有社会的使命感,对于社会里面不公正、不公义或者受到压迫、比较弱势的人,有所关心的才叫做左翼文学。

鲁迅就是很典型的“左翼文学”。

蒋勋:我最大的悲哀,是突然读懂了沈从文

在当时许许多多的左翼文学当中,基本上很多是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大多从国外回来,会特别热情的想要用文学去批判当时中国社会的现象。

其中唯一的一个例外,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沈从文,他不是知识分子出身,他是从一个小兵甚至文盲慢慢摸索出来。

可是他的文学里充满了丰富的生命经验,他生活的时间刚好是清末民初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在历史上都是很慷慨激昂的一面。可沈从文在湘西,他看到的革命是一群没有被启蒙的老百姓的无知跟愚昧。

蒋勋:我最大的悲哀,是突然读懂了沈从文

他们常常随便的被人杀害,也不晓得哪边是清朝哪边是革命党,夹在中间被这边也杀被那边也杀,今天来一批土匪把老百姓的粮食抢走一批,第二天又来一个说是清朝的官吏又把大家粮食抢走一批。

老百姓永远搞不清楚,到底谁是官,谁是土匪?

这有一点像社会混乱的时代,没有一个有强有力的政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行政制度的时候,老百姓在最痛苦的状态。

可是沈从文写出了老百姓非常有生命力,他们会自己想办法求生存,在这种最混乱的政治局面当中为自己走出一条活路来。

蒋勋:我最大的悲哀,是突然读懂了沈从文

他让你看到最卑微的一群人

沈从文后来从军了,理由很简单,因为当兵就有一份薪饷。而跟着军队跑,他就看到了更多当时中国大江南北老百姓最痛苦的状态。

他的一些短篇小说写的极好,有一篇叫做《丈夫》,写到当时在湘江流域的河边有很多吊脚楼。

就是水涨潮的时候会淹起来,就把木头架高,上面加了一个小违章建筑,这个叫吊角楼,当然就是穷人的房子。

我们知道你如果好好的,你当然可以住在土地上,可是你没有土地,最后你就住在河边。

蒋勋:我最大的悲哀,是突然读懂了沈从文

这些沿河岸的吊脚楼,最后发展成了水手来的妓院。很多女人在这边做妓女,跟水手做一种性的交易,赚一点钱来维持日子。

太阳好的时候,他们就用我们缝衣服的线,两条线把脸上的汗毛拔掉。

这个故事说,在小吊脚楼里面,有一个丈夫从乡下来找他的太太,这个妓女并不是真的妓女,其实是一个有丈夫的太太。

可是因为乡下过日子过不下去了,根本没有粮食可吃,为了要生存为了养孩子,他就在吊脚楼做妓女,所以丈夫固定的时间会来把她赚的钱或者粮食带回家去。

蒋勋:我最大的悲哀,是突然读懂了沈从文

这个丈夫来了,他就问她说“家里怎么样?小孩好吗?鸡有没有开始生蛋?”就聊一些家常。

这个时候忽然有一个人大呼小叫,就是常常来找他的嫖客,然后她就跟丈夫说“你赶快到后面躲一躲”。

然后她就去办事情,丈夫就在船上。等到嫖客走了以后,这个太太就很高兴的把丈夫叫出来,说你又可以多带点钱回去。

所以我们看到沈从文的小说,最后读到很难过,那个痛苦是他没有讲谁痛苦,他只让你看到一个现象。

蒋勋:我最大的悲哀,是突然读懂了沈从文

我常常跟朋友讲说,每次读沈从文的书,那个痛苦是比我读鲁迅还要强的。

因为他让你看到最可怜的一批人,他连抱怨最后都不会,他只觉得我用这个方法过日子就好,他甚至不觉得那是生活里这么大的一种侮辱。

沈从文到八十几岁的时候,好几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很可惜他没有得到。

可是我觉得他其实比许许多多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更具备强烈的文学性。

蒋勋:我最大的悲哀,是突然读懂了沈从文

比起鲁迅、矛盾、丁玲这些我们所说的左翼文学,他们是充满了控诉性的。

沈从文从来没有讲,他让你看到说控诉并不是拼命在叫说我受苦,而是让你看到最卑微的一群人,他们在过什么样的日子。

在泥土里像动物一样活着

不管是鲁迅还是矛盾,他们都是留学生,他们其实没有像沈从文真正看到当时中国社会里面最悲惨的一群人。

后来因为沈从文的影响,使我开始很注意到我生活周遭有一群人的生活是我从来没有想象的。

我在当兵的时候,认识了一些从大陆撤退的时候来的老农民、老士官,对我来说我的世界里本来没有他们,可是因为沈从文的小说,我开始想听他们讲故事。

某某人他叫杨天裕,那个时候我是少尉排长,他说“排长排长,你不要叫我杨天裕,这个名字也不是我的。”

我说不是你的,你为什么有一个名牌挂在这里?

蒋勋:我最大的悲哀,是突然读懂了沈从文

他说那个时候在山东,战争打来打去,乡下都没有饭吃,妈妈就打了一车柴让他去青岛换一点米回来。

他那个时候十六岁,他推了一车柴到了青岛,刚好在打仗,然后他就被抓兵抓走了。

军队当时很多逃兵,没有这个人以后就不发薪饷,所以他们就会随便抓一个人来替补这个名字,真正的杨天裕跑掉了,所以他们就抓了一个十六岁的乡下男孩子替补杨天裕,他说他的名字是这样换来的。

这个故事让我大吃一惊,你会有一种痛苦,怎么他们会过这样的日子?

你会觉得他的一生如此被糟蹋了。那个时候大概是1970年代,他的薪水不到100块台币,他一辈子也不可能娶太太。

蒋勋:我最大的悲哀,是突然读懂了沈从文

我会觉得他们的故事跟沈从文的故事非常像,他们是社会里面连为自己控诉都没有能力的人。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文学如果描写他们,其实是呼吁我们看到社会里面真正最底层的人物的一种现象,也让我们多一点对人性的关心跟关怀。

所以沈从文是我一直觉得是30年代在中国文学里面最重要的一位作家,甚至他的力量,我觉得远远超过鲁迅。

蒋勋:我最大的悲哀,是突然读懂了沈从文

不要忘记,他的小说写到这么悲惨的事情,可是他永远在描写非常美丽的山水。

山水这么漂亮,这些受苦的人也不觉得他苦,他会觉得早上起来在阳光里梳头的时候,他的生命还是有意义的。

沈从文永远让你觉得真正有生命力的人,其实不是知识分子,而是这些在泥土当中像动物一样活着的人,他们有自信,他们彼此照顾、彼此依靠。

他们也不觉得一定要去坚持知识分子坚持的道德,比如说知识分子会觉得一个丈夫把太太送去做妓女养家,这算什么道德。

蒋勋:我最大的悲哀,是突然读懂了沈从文

可是沈从文有很大的原谅,因为觉得这一家人都活不下去了,反而是让你觉得不道德的人是让他们活不下去的那一群人。

沈从文一直在提醒,不应该用一个城市里面知识分子的一个狭窄的角度去看世界上所有的人,因为文化是不一样。

沈从文后来的小说其实在人类学上有非常大的意义,因为他提出了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一个文化的观点。

蒋勋:我最大的悲哀,是突然读懂了沈从文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地方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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