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结构中，男权制或明或暗地占据主导地位，女性长期受到歧视的事实却在数千年里，为世人讳莫如深。直到近现代女性主义运动数次浪潮的冲击下，性别平等才逐渐成为人们熟知的字眼，女性争取到男性早已拥有的法定的部分基本权利。

然而其中的阻碍，不仅仅存在于政治、经济或是法律的领域，西方的《圣经》与教会更是女性解放的阻碍。在这种背景下女性主义对《圣经》的解读，尝试着去寻找女性的重新定位，《路得记》即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个篇章。

作为旧约圣经中仅有的两部以女性名字为题的其中之一，《路得记》以精简的篇幅，塑造了路得这样一位摩押女子的形象，这在正典中是十分罕见而难得的。在《圣经》这样一部男性文本中，上帝是男人，男人就是上帝，叙事的主体或叙事的对象无一例外体现着男权的笼罩。而在犹太传统的七七节，人们却传诵着这样一个以女性为主体，展现女性奋斗精神的故事。

《路得记》的代表性可见一斑，至少这部书勇敢地宣示了女性倾向。

一、路得的命运抉择

故事发生在士师时代，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一个没有王的生活混乱的时代，“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因为国中饥荒，以利米勒这人带着妻儿来到了摩押地，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就有了混乱无序，上帝离弃的时空背景。但正因此，以色列人固守的“被选民族”之牢笼，被撕开了裂缝，社群之间的交流变得愈发频繁，这为路得进入以色列群体提供了条件。天灾与人祸也象征着以色列民族内部在流放时代的凋敝，这与故事结尾的圆满有着强烈的对比。路得，这位摩押女子的进入，给以色列人带来的不是罪恶，而是信实的曙光。

而这种行为在《以斯拉记》中，被严厉地禁绝：

祭司以斯拉站起来，对他们说：“你们有罪了，因你们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增添以色列人的罪恶。现在当向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认罪，遵行他的旨意，离绝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

以利米勒一家人在摩押地住了十年，他和两个儿子相继离世，只剩下以利米勒的妻子拿俄米和两个媳妇，他们失去了丈夫、也没有儿子。拿俄米只好劝儿媳们各自回到本族，另觅幸福。在男权至上的大背景下，女性在家族之中被当作男性的财产，丈夫以及丈夫的兄弟都已亡故，路得是可以回到本族去的，但是她依旧要求跟随拿俄米，孤寡的共同命运在她们之间产生了共鸣。

拿俄米让两个儿妇各自回“娘家”，而在《圣经》别的部分里，往往以“父家”来指称家族，家庭中的男性代表着权力，“娘家”一词显示出对家庭内等级的挑战，女性有着成为家庭核心的权力。同时拿俄米还对路得说：“看哪，你嫂子已经回去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不同的民族有其自身的信仰，路得愿意跟从拿俄米，是对于一个民族的信仰的离弃，敢于抛却民族这一天生的背负，这是何等勇敢的行为，而路得依凭自身的选择，踏出了这一步。女性本就拥有选择自我命运的权利和能力，而不是作为男性的附庸，听从安排与支配，更不是财产，这是男权制刻意的贬低和异化。

路得说：

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地降罚与我。

可以看到，路得的信仰已经从异邦的偶像转变为耶和华，自由地选择信仰，决定道路。拿俄米与路得不仅结定了亲属关系，后者更自愿投入了上帝信仰的怀抱，这使得两个女人之间形成了信仰与命运的联盟。

同时，以利米勒一家没有留下一个儿子，可分明在摩押地居住十年之久，联系路得后来怀孕得子，是否可以猜测男方缺乏生育的能力？而这通常是男性的权力象征，子嗣问题反复被提及，恰恰在提醒，男权不断地受到冲击甚至打破。女性不应当被罪责为无后的原因，正是对男权的挑战。

二、社群与信仰

路得跟随拿俄米回到伯利恒，拿俄米向城中的人抱怨所遭受的巨大苦难。向上帝发出质疑和抱怨，显然是一种不虔敬，然而这也是以色列民族在士师时代的共同特征，因动摇而受苦，又因受苦而动摇。

拿俄米冒着风险带着路得回到伯利恒，从“她们到了伯利恒，合城的人就都惊讶”可以得知，引外邦女子进入社群是多么令人惊讶的一件事，竟能惊动全城的人，这也反映出社群之间的相关性，作为个体的摩押女子路得在做出直面以色列的抉择之前，有着坚定的信念，这是多么的不容易。相较之下，拿俄米象征着传统以色列女性，以家庭为依靠，以血脉继承为己任，拿俄米的叫苦不迭和路得形成了对比，路得对于自身的苦难没有言语的抱怨。

她们回到伯利恒时，恰好是收割大麦的时候，也就是“七七节”。拿俄米家的旧产业当然是没有播种过的，一是为了生存，二是为了赡养拿俄米，路得承担起了责任。没有抛却尊严去城中乞讨度日，而是拾取田间他人掉落的麦穗。不同的族群相互接触时，往往是以无威胁的举动，尝试接触。

“她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她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路得以这样一种明智的共存行为，获得了以色列人的刮目相看。她没有讨要现成的果实，而是勤劳辛苦地拾取整日，这令监管收割的仆人都感到讶异和欣赏。此处的路得体现了一个自食其力、致行孝道的女性形象，并且十分善于社会的交往行为，以温和的方式，实现生存的可能，明智聪慧。摩押女子也凭借着这样的形象，获得了以利米勒亲族波阿斯的注意和青睐。

文本中提及路得时，总是强调“摩押人女子”，这里并非是对路得使用歧视性的标签。摩押人本来是与以色列人不共戴天的仇人，在圣经中多以负面形象出现：“亚扪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而在《路得记》的结尾我们被告知，摩押人女子恰恰是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大卫的曾祖母，而伯利恒正是救赎者的诞生之地，摩押人身份无疑是对以色列群体封闭倾向的批判与反讽，竟是摩押人女子路得，这外邦人的后裔拯救了以色列。

“耶和华使她生了一个儿子”，路得的信仰甚至比以色列本族人还要笃定，以血缘为标志的以色列的骄傲被显然被抛弃了，而取代之以因信称义，并且是以摩押人女子的多重身份，跨过了这以色列传统中被视作不可能的天堑。

女性有着信仰上帝的权利，这并非以血裔为钦定，更重要的是，女性同男性一样成为上帝殊荣的直接的平等受者，她没有向上帝祈求，也不曾抱怨命运，积极而信实，虔诚而笃定，从而获得了恩赐。而在别处，未得子嗣的以色列女子往往是向上帝索取呼告，譬如拉结和利亚。然而真正的恩典，是获得的，而不是索取的。凭借信仰和自身的奋斗，路得获得了完满的结局，融入了以色列的群体当中。

三、积极抗争的女性主义精神

在路得和波阿斯的相互关系中，虽然有着拿俄米的促成，但无疑包含着路得的自愿选择。波阿斯招呼路得来自己的田间拾穗，对于这份陌生人的善意，路得选择了接受。拿俄米吩咐她夜间到场上同波阿斯共卧，路得也选择了遵行。对照路得跟从拿俄米回伯利恒的选择，难道路得是一个缺乏勇气、毫无自主性的普通女子么？显然，路得是自主地选择其性的伴侣、婚姻的伴侣，从而改变自身的命运。

“我是你的婢女路得，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路得对于自己身体的支配是主动的，男性成为了女性的性计谋的对象。同时，《路得记》中的男性几乎都没有详细的生平，以利米勒也好，波阿斯也罢以及那更近的一个亲属，他甚至连名字也没有。男性角色成为路得命运进展中的辅线，是她进入以色列社群的配合者。

然而，“女儿呀，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波阿斯这样的一个大财主的定位，始终是一个强势者的处境。从一开始他对路得的注意，关照路得，给予她生存的机会；再到场上，安排路得趁人彼此不能辨认时离开；最后为了迎娶路得，波阿斯拣选本城的长老来评判与见证。

路得与命运的积极抗争，没有逃脱男权统治的大背景，同时，路得进入以色列族群的婚姻关系中，被波阿斯和拿俄米强调着继承死人产业，延续以利米勒家族血脉的功能。“又娶了玛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得为妻，好在四人的产业上留存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乡本族灭没。”路得在这整个族群传统的面前，依然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路得记》中，路得的女性身份强调与男权制背景的隐含之间始终有着冲突和矛盾。

在家庭或是族群中，女性被当作繁衍的工具，成为了男性的附庸，原罪论使得夏娃这众生之母成为生育痛楚的永远的承受者，并作为天赋的罪责在每一个女性身上延续。受孕的生理却成为了一种绑定，将女性捆绑在代继的柱子上。与孩子的亲密关系，这天性却成为男性抹去女性平等地位的再不过完美的掩盖。但是即便笼罩在阴影之下，路得所展现出的，女性勇于抗争、改变命运的积极精神，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