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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玄孙徐定茂:长相脾性最像高祖,深谙中庸之道宿命般从了政

晚清、民国史上,徐世昌一直是个特殊的存在,他曾是晚清的封疆大吏又曾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这样的人物整个历史上只他和袁世凯二人。身份特殊的同时,徐世昌还有一个“特殊”,那就是:相比最终两头都得罪了的袁世凯,同命运的徐世昌却做到了“两头都不得罪”。

能做到如此,自然并不仅仅因为徐世昌会做官,还因为他在为人处世上有着常人不可及之处。

相比徐世昌的特殊,其玄孙、同样从政的徐定茂也是特殊的存在:他是1966年那场特殊运动里,唯一一个未受到任何影响的所谓“黑五类”后代。

世间的一切从来都是因果串成,徐定茂之能成功逃过那场劫难多少是因为:他和高祖徐世昌在为人处世上太相似了。

徐世昌在为官、为人上极其讲究中庸之道,而其玄孙,曾写下《读辛亥前后的徐世昌日记》等著作的徐定茂也对中庸之道极其推崇。

徐定茂是被相关研究者认为的“最像徐世昌”的徐世昌后人,但很有意思的是,这位和高祖在长相、脾性、为人处世上极其相似的后人,却是徐世昌过继的后人。

徐世昌玄孙徐定茂:长相脾性最像高祖,深谙中庸之道宿命般从了政

徐世昌与玄孙徐定茂

徐世昌无子,加之两个女儿也早逝,遂过继其胞弟徐世光长子徐绪直为子。徐绪直生徐延东、徐延同,徐延东又生徐保厘,这徐保厘正是徐定茂和徐定一的父亲。所以,若按血缘说,徐定茂仅仅是徐世昌的玄侄孙。

生于1949年的徐定茂可以被称作生于红旗下的一代人,幼年时,父母从未和他讲过家族的故事,所以他并不知道自己就是历史书上那个赫赫有名的袁世凯密友徐世昌的后裔。

直到少年时期,徐定茂才从亲戚、同学那儿开始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出身并不那么简单,知道自己的祖上是徐世昌后,已经对政治有所了解的他第一反应便是:难怪父母从不向自己提起祖上。

和徐世昌一样,他的曾孙、即徐定茂父亲徐保厘也是一位博学之人,他自燕京大学古典文学系毕业后,便做了天津的教员,从此一生致力于教书育人。

作为徐世昌的后人,徐定茂父母一直在按高祖的那套教育他,他一直记得年幼时父母就曾给他立下了各种规矩,这些规矩里就包括一些极小的细节,如:过年要给老人鞠躬;老人过生日,头一天要温寿一第二天要拜寿;用餐时要有自己的碟、碗;到别人家做客,进门要先在门边跺跺脚,要脱掉外套抱在怀里;自己家来客了,要起身迎候等等。

这些规矩都被深深刻在了徐定茂的心里,以至于直到现在,只要家里来客人他便会不自主的站起来迎接,来客说“您不要这么客气”时,他总无奈地答:“不是客气,是不由自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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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就任民国大总统

这种恭谨的行事作风大约是让徐家在反右运动中没有沦落的重要原因之一了,当时,他们家虽然被抄了家,可父母却并未受到太大冲击,什么挨打、剃阴阳头、进牛棚,他们通通都躲过了。

运动开始时,徐定茂正在上初中,在那个讲究出身的年代,临毕业时父母带他找到当时学校政治部主任刘琨(歌唱家刘欢父亲)请他指示如何填写出身。刘琨见他们一家子都非常谦恭有礼所以初见时便对他们很有好感,他听了缘由后想了想道:“你父母都是教育工作者,你就填‘教员’吧。”就是这一笔,徐正茂便也躲过了无数麻烦。

但徐定茂为人实诚,所以在填写相关时他还是主动加上了一句话:“我出身教员,祖上五代都是官僚。”他的实诚后来果然给他带来了麻烦,红色卫兵问他:“你们家官僚,什么官”?他据实答道:“先祖是徐世昌。”

好在,当时这个红色卫兵知识很浅薄,他知道袁世凯,看过电影《甲午风云》,知道邓世昌、丁汝昌,因为徐世昌名讳里都有个“昌”字,他便有些混了,于是他便以为徐定茂父亲是抗日的官儿,于是他便问道:“你祖上抗不抗日,反不反对李鸿章?”徐定茂想起先祖确曾反对日本入侵也曾弹劾过李鸿章便答了“是”。红色卫兵听完便“心里有数”地道:“那行,没你们家事了,你们家是好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李鸿章!”

后来,运动中的徐定茂还因书法出众而“破格”被邀请写批判文章、出大字报、画宣传画。

更让人称奇的是,毕业分配时,由于他人际关系良好,他竟被分在了他最喜欢的城市北京,而他的那批同学,则有三分之二被分配去了偏僻省份。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徐定茂一直留在分配的单位北京电力建设工程公司,直到1987年,电力部被撤销后,他才应考亚运会工程指挥部,应聘成功后,他开始负责整个亚运村的工地组织计划。

兜兜转转后,徐定茂又宿命一般地开始从政,他最初从政的身份是监察部监察员,因在此间办了几件大案,1998年,他被北京市政府推荐为政协委员,2010年他还被委任监察学会理事。

原本,这个职位干的多是得罪人的事,可因为他和高祖一样深谙中庸之道,所以每每遇事他总能处理得分外妥当。之所如此,自然与他对中庸的独特见解有关。

徐世昌玄孙徐定茂:长相脾性最像高祖,深谙中庸之道宿命般从了政

在一次接受公众采访时,徐定茂阐述了他对高祖中庸之道的理解,他说:“他(徐世昌)的中庸强调的是平衡、和平与分寸感。中庸不是骑墙,不是无可无不可,真懂中庸的人必须是有定见、有底线的人。”

徐定茂认为,徐世昌之被后世称作“最会做官者”,便是他中庸之道用到极致的必然结果。徐世昌所在的年代,政局动荡,但因为他之有定见、懂底线,在每一个节骨眼上,他从未失过节。

张勋复辟时,他反对其倒行逆施。张勋复辟失败后,他又竭力为溥仪卸罪。他与新派人物交好,可也同时能与旧派人物交好。他与袁世凯是莫逆之交,他还是袁世凯最仰仗的谋士,可袁世凯称帝时,他却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甚至还大骂鼓吹帝制的杨度,听闻蔡锷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的消息时,他甚至鼓掌欢迎。

可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后,徐世昌又站出来继续做他的国务卿。

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几度爆发府院之争,徐世昌都成为不二的调停人,先是调停黎(元洪)、段(祺瑞)之争,继以调停冯(国璋)、段(祺瑞)矛盾。他之所以能当上总统,实因他是北洋各派都能接受的人物。

1922 年,直奉大战爆发,得胜的直系军人在曹锟、吴佩孚的领导下步步逼宫,徐世昌留下一首述怀诗后便从容归隐林。徐世昌晚年时,曾受到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和汉奸金梁等人多次邀请,希望他能效命日本人,均被其拒绝。

徐世昌玄孙徐定茂:长相脾性最像高祖,深谙中庸之道宿命般从了政

徐世昌

要做到以上种种,非徐定茂解读的“有定见、有底线的中庸之道”不可。

在为人、为官上始终致力于效仿先祖的“中庸之道”的徐定茂和先祖一样,虽总是力求“度”但在原则性的问题上从不让步,在他看来,这便是“中庸”中的“有底线”。

在整理先祖徐世昌《韬养斋日记》时,徐定茂发现了教科书和胡绳名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等书的一些失误,如:这些书都讲袁世凯当年退职彰德时,清廷派徐世昌亲自去劝他出山,并带回了袁开出的条件,但据《韬养斋日记》记载,那段时间徐世昌根本没有去彰德,而是在朝廷上班。

发现这些错误后,徐定茂站出来直言道:“这明显是错误的,必须更正,一百多年前的先祖(徐世昌)不可能为一百年后造假。”

后来,徐定茂又根据先祖历时54年写的100卷《韬养斋日记》对现有的历史提出了很多质疑。

在对待历史一事上,讲求中庸的徐定茂和先祖徐世昌一样并非“无可无不可”,而是非常讲究底线、原则、定见。对待历史如此,对待关乎百姓生死的政治他更是如此。

徐世昌玄孙徐定茂:长相脾性最像高祖,深谙中庸之道宿命般从了政

如今的徐定茂已经71岁了,但如今的他却一点儿也不显老:腰杆笔直,独自不还不显突出,步伐稳健、嗓音洪亮,谈笑风生怎么看也不像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卸下政务后的他如今一有时间就研究研究历史,得空时还玩玩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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