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唐代 杜甫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
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
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
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
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这首诗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八月，杜甫在前一年（760）的春天来到成都，在好友们的帮助下于成都郊外浣花溪畔建筑茅屋，终于算是过上了稳定的生活。但此时的中原，安史之乱还在最胶着的阶段，忧国忧民的诗人，并没有因此一隅的安稳而忘记家国天下的涂炭，在如此心境之下，无论怎样的现实苦难或许都会激发起诗人无限的愤慨，于是在成都的第二年八月份，仲秋时节，秋风怒号，竟然将诗人最后这一点安身立命的小地方都要摧毁，愤郁之际，作下了这首诗。这首诗写的是自己的茅屋，但给读者的感觉却像是处处在描述这个生灵涂炭的时代。我们且来借此一窥诗圣杜甫的伟大思想境界。
前两句直言其事，“卷我屋上三重茅”表现了诗人所居的几间茅屋，在怒号的秋风面前不堪一击的样子，那种风雨飘零的弱不禁风的感受便侵袭而来。“茅飞”以下三句鲜明细致地刻画出情况的糟糕和诗人的无力，这是典型的以景写情的句子，我们能想象到诗人在这种情况下焦急万分的样子，他想要抓住这些茅草，却又什么也抓不到，茅草在怒号的秋风下更是吹散到无法拿回的地方，一种天公就是要与你作对的感受扑面而来。杜甫这五句诗，看似都是在写客观情况，但却无一不把自己的焦急、怨愤、无力、弱小展露出来。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以前在中学学这首诗的时候，对这两句诗会有一种很“单线条”的理解，即用二分法将诗人与群童分裂为两个互相对立的群体，诗人自然是代表慈悲善良的一方，“群童”则是恶势力，以至于我经常将这句诗读为南村“恶童”欺我老无力，那时候都不愿意用调皮捣蛋这样一般的词语形容群童，而是一定要用“心肠坏、恶势力”这样尖刻的词语，恨不得想到诗人会报告官府来抓这些盗贼一般的小孩。而现在再读这首诗，才发现诗中的深意、诗圣杜甫思想的深厚，完全是一个少年无法理解的。试问“诗人如果不是十分穷困，怎能会对这些吹散的茅草焦急万分？这些群童如果不是十分穷困，怎能冒着这般狂风去抱走那些不值钱的茅草呢？怒号的秋风只会吹散诗人家的茅屋吗？不应该吧。”想到这里，诗人也就无力可追了，因为既追不上，他也明白这些孩子将茅草抱回去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家，于是诗人只能回到屋前“归来倚杖自叹息”了，他叹息的不是自家的茅草，也不是这些孩子的行为，他叹息的是“这个时代缺少茅草”，他是有大慈悲的人，他知道如果这些茅草从他们家吹走但却能用到别人家的屋顶，他也就无所谓了，但这个时代有多少人家家里是像他一样没有茅草的。
所以现在，我要为这些“群童”翻案，这些孩子并不是善良的对立面，而是和诗人一样穷困的人，他们并不是故意要欺侮诗人，他们捡拾茅草只是一种穷困状态下的本能。所以“南村群童”这两句，诗人也并不是真将这些孩子当成盗贼，而是一种无力的愤懑，这种愤懑中只有非常小的一部分是针对这些孩子，还有一小部分是针对怒号的秋风，而绝大部分，则是针对这个无力的、乱糟糟的时代。所以，这些孩子并不是坏的，只是穷的，我并没有资格将“恶”的名头定性在这些孩子头上。理解到这一层次之后，才更懂得了诗圣杜甫的悲悯与伟大，他是一个纯粹的人，他是真正心忧黎元的人。
于是在诗的最后，诗人发出了那句振聩千古的呐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什么是崇高？心中有祈盼天下寒士都有广厦可居的美好愿景只是其中一层，而最后一句“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中所体现的“宁苦身以利人，宁牺牲自己而使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精神则更可称之为丰碑！
我们再来读一首白居易的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立意类似的一首诗，看看两位伟大诗人的思想境界有何不同。
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
唐代 白居易
水波文袄造新成，绫软绵匀温复轻。
晨兴好拥向阳坐，晚出宜披踏雪行。
鹤氅毳疏无实事，木棉花冷得虚名。
宴安往往叹侵夜，卧稳昏昏睡到明。
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
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
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
这首诗作于唐文宗大和五年（831）至六年（832）之间，白居易时任河南尹，已年过六旬。这时候的白居易，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吏隐”，即隐居于官场，不怎么争了，也就不再像年轻时候那样尖锐了。从他看到铁血宰相横死街头，激进少年愤怒上书，继而被贬江州司马之后，他的人生观，或者说是官场理念就彻底改变了，达并不一定能兼济天下，但无论如何一定要独善其身。不过诗人少年时代形成的关心贫苦大众，用诗笔为黎元说话的思想却一直都未泯灭。我们来看他这首诗是怎么说的。
这首诗结构简易，可以分为两段，前八句是一段，描写新制成的绫袄是如何的保暖轻便，穿起来是如何的温暖舒适，从一些注释上看，绫袄大致就类似于现在的羽绒服。冬日的早上，诗人披上这件绫袄坐在阳光下，夜晚则穿上它出去踏雪。像鹤氅、木棉这类只有达官贵人才能穿戴的衣物都只是徒有其表，不如他的绫袄来的实在。穿着它出去与好友宴饮，夜晚也不怕寒冷，宴饮结束盖上它睡去也能一觉睡到大天明。
后六句是第二段，抒发诗人的感慨。百姓还身处于苦寒而无法摆脱的境地，我一人的温暖却更令人心里难堪。想到这里，我放佛听见了农人们心里的苦声，我不用做什么农事就可以有绫袄穿，农人们辛苦农桑，却还是饥寒交迫。多希望能有一个长达万丈的大绫袄，可以使我们洛阳的百姓都能得到温暖。
白居易诗中这最后一句，就有点杜甫诗中的神韵了。而身处于富贵之境，仍然能反推到穷苦百姓的饥寒，这在当时，应该是较为难得的，我们也从这首诗中理解了，伟大的诗人，首先是能在作品中闪现出人性的光辉，否则就只是文字游戏，甚至于变成毫无意义的造句了。
最后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首诗，可以从两个维度四个方面来思考，两个维度分别是诗歌思想的境界和诗人当时的处境，由此分化为以下四个方面，即：杜甫是看到自己的饥寒交迫而想到天下寒士的饥寒交迫；白居易是看到自己的温饱而想到百姓的饥寒；杜甫当时的处境很卑微，投靠朋友，寄人篱下，“强将笑语供主人，悲见生涯百忧集”，忧愁忧患常伴，并且一直都不得志；白居易当时已是地方大员，朝廷大官，并且很早就诗名卓著，除了早年的家国理想未能实现以外，整体算是比较顺达的。
所以根据以上这些内容可以总结为两个问题，就是：您认为，身处苦难境地中还能心系天下寒士的人更崇高呢？还是身处富贵中的人能想到百姓的不易更难得？而这两首诗，您认为哪一首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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