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体例，一共包含十二篇本纪、十表、八书、三十篇世家、七十篇列传，共有一百三十篇章，字数约有五十万左右，所提及人物多达四千多名，重点人物也多达数百名。因此被列入是中国历史上的经典著作，是当之有理的。其独创一格纪传体通史，对后世树立了良好的规范体例。《史记》遍布的范围广泛，其描述领域包括政治、军法、文化、经济、科学、艺术等方面。

司马迁写人物传记，在周密分析周围社会矛盾纷争及人物对这个矛盾纷争的认识、态度、表现上的基础上，达到了对人物活动的本质的一定程度的理解以后，倘若只是加以概念化的论述，这些人物便无法拥有如此生动且感人的力量。司马迁并不满足于平铺直叙地介绍事情的梗概，而是要对事情作绘声绘色的描写。在他写那些对人物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时，他总是会对这些事件从各方面加以细致入微的刻画，并伴以生动的细节描写。

除了对男性形象的书写（如帝王、丞相、诸侯、官吏、隐士、刺客、侠士、平民等）加以论述，《史记》也渐渐开始女性形象书写的范围。虽其篇幅并不多，至少已不再是对女性形象书写采取忽略的态度，是个好的开始。可见，司马迁在历史的基础上表现出对女性的尊重态度，真诚地体现了她们的生活、精神面貌。他对《史记》中的女性赋予活灵活现的描绘，造就了她们独特的面貌与风格，各有特色。

本文大致将《史记》中女性人物的艺术手法，大致划分为几种类型，并从中加以分析。

一、透过女性人物的行为、举止来刻画其形象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女性是必然存在的角色，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角色。她们大多拥有美貌、才情、气质，然而，古代女子接受教育的机会并不多，不论是名门闺秀或平民姑娘，亦都如此。然而，她们仍然是有智慧、有见识、有教养，更重要的是，拥有先见之明。在《史记》中就有提到几位这样的女性人物。譬如说《史记。货殖列传》中让秦始皇惊讶万分的巴郡寡妇——清是位出生于动荡不安且处处纷争的乱世时代的女性。她是一名出身平民的柔弱姑娘，却意外地守住了祖先所留下的巨额产业，用财自卫，不受侵害。她不仅仅是一名成功的商业人士，更是难得罕见的贞妇。文中写道：

而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夫果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邦？

不到一百字的字数，却表露了司马迁对她的热情褒扬，特别是“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十二字。她以女性独特的方式来守护其家业，当作自我之保护。年纪轻轻就成为的寡妇的清，立志守节，其实在当时社会来说，并无遭人强迫，乃心甘情愿所致。当时人民尚有开明的思想与行为，倘若自己的配偶去世，再婚或改嫁都属人之常情，并不至于遭受大众排挤。然而她却选择了这条路，可见她是一位极守妇道的女子。

依此来看，守节实际上与守业是息息相关的。守节并不是为了实践礼教的规范，而是打从内心自愿的。她要求的是保护自身的性命安全以及维护其庞大的家族产业。因此，秦始皇把她当做贞妇来以客礼相待，甚至还为了她而建立了“怀清台”以示纪念。另外，秦始皇也下令各级大臣、诸侯，势必要以宾客之礼来款待清。如此一来，身为寡妇且相当富有的清，其名声因而显赫天下。值得一提的是，她实现了守护家业与保全自身的两全其美对策，彰显出女性的聪颖指挥与人生价值。此为《史记》唯一以经济管理人才出现的女性形象。故纵使其篇幅并不长，仍值得纳入讨论范围之一。

值得一提，《史记》中尚有一位没有名字的女子，却因其施恩不图报的行为，广为流传并家喻户晓，她就是《史记。淮阴侯列传》里的漂母。关于韩信依食漂母的记载仅有五十余字，却成为了《史记》里广为人知的故事之一。

信钓于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

文中提及的漂母乃秦末人。韩信少年甚贫，难以维生，常寄人饮食。他曾多处从南昌亭长寄食，数月，亭长之妻感到厌恶，逐特意提早吃饭，让韩信无法得到供食。韩信亦知道她是故意的，竟就此与亭长断绝往来，愤怒离去。照理来说，韩信应该抱持一颗感恩的心，毕竟之前受了亭长诸多恩惠。至少应该向他们致谢后再离去，而不是在对自己施恩的人发火后迅速离去，仿佛忘了自己先前所受予的帮助，可见他少年之时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实在不尽理想。

之后，韩信就到城下钓鱼维生，当时有诸多妇女在河边洗衣。其中一位漂母见了韩信，貌似许久没有进食的样子，便主动供食予韩信，长达数十日。韩信为此感到喜悦，并应允自己将来必定要重重报赏漂母。据《史记》记载，可清楚看见韩信当时是既“贫”且“无行”，无法做官也无法从商。最重要的是，韩信当时是潦倒到连最基本的一日三餐都无法养活自己，试问他要如何重报漂母呢？故此漂母立刻怒曰来响应韩信的这段对白。明钟惺对此怒评价道：“信喜而言报，母怒。此一怒，何其有品也。”就算韩信有能力可以报答漂母，相信漂母也不会愿意接收的，更何况是无能为力的韩信。故漂母很明确的表明立场，是同情韩信的惨状才供食予他，岂能指望他报答自己。可见，施恩而不图报，是普遍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道德观念。

其实漂母只期许韩信能够发奋图强，自力更生，找到自己的专长并好好发挥，摆脱现今穷困潦倒的生活才是最急迫的。漂母的这番话显然是对韩信起了激励作用，是会让失意者获得难得的力量，使他有前进奋斗的勇气。漂母的精神实在让人钦佩，纵使与韩信非亲非故，而自己也同属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却愿意尽她所能的递送饭水予需要帮助的人。韩信并没有辜负漂母的一番苦心，最终凭其过人胆识、卓越才能，战绩显赫而被刘邦封为楚王。当他回到封地时，不忘赠千金予自己的救命恩人。

这与漂母那份伟大无私的关爱是密不可分的，她救济韩信的行为，鼓励韩信的举止，突显出她象征了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母爱。“母亲守护着民族繁衍的摇篮，母亲滋养着民族性格的幼林，母爱张扬着民族的人道精神、仁爱意识。” 故此在司马迁的笔下，她成为富有强烈母性光辉的女性形象。

二、透过女性人物的言语及神情来刻画其形象

所谓生动，是使所写的人物情态跃然纸上，一改平板着实的记述，而为生气蓬勃地描绘。沈谦在填词杂说中说：“填词结句，或以动荡见奇，或以迷离称隽，着一实语，败矣。” 沈氏所说的实语，就是平易庸常的字句。词句要求动荡，诗文也无不然。然而文字的生动，并不在藻采的浓艳，或词句的雕琢，可见文字的生动，并不在矜才炫博。

在司马迁的笔下，众多女性人物当中，有些并没有属于自己的名字，但却因其言语神情而深受重视。就像晏子御之妻子。诚如董季伟所说，“我们既不知她姓甚名谁，也不知道她出生何处，但她却以离婚这种古代女人大忌的方式要挟并帮助丈夫纠正了不良习气，表现出独特的远见卓识，高尚风范让人惊叹”。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

据《史记。管晏列传》记载，晏子御之妻乃春秋齐景公臣晏子御妻。晏子为当时齐国的宰相。一日他们坐车外出。其御之妻，从门缝中观察其丈夫。其丈夫正为晏子御驾马车、赶大马。其神情洋洋得意、怡然自得。晏子御一返家，其妻子即刻很慎重的告诉他，晏子虽身材不满六尺、身材矮小，但却是鼎鼎大名的齐国宰相，而晏子之御虽身高八尺、高大威武，却只是一名平凡的车夫。其实晏子和晏子之御最大的差别并不在于其身高或样貌，而是在于其内在的学问和修养。晏子因其内在的才智，优雅的气质而格外耀眼；而晏子之御则是依附在晏子身旁而趾高气昂，甚至沾沾自喜，缺乏上进心及企图心。也难怪其妻子决定以离开表明自己“看不下去和受不了其丈夫那副模样”的决心。

可喜的是，其丈夫是一位愿意虚心接受批评的男子汉，审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并下定决心改过自新。他一扫过去的高昂气息，换来了谦卑谨慎的态度。连晏子都发现到他的改变，终于，他被提拔为齐国的大夫。

由此可见这位没有名字的女子，实属一名富于智慧的妻子，她毫不犹豫地将其丈夫之毛病坦率告知，甚至慎重地表明将会离去的可能性。正因如此，其丈夫方有机会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其妻子可谓用心良苦。正是这番用心良苦，方使晏子之御成为大夫，发挥强大的推动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晏子御之妻的远见才识，尚表现在她不以貌取人的份上，可见她是注重内涵多于外表的。纵使晏子在外表上并不出众，但她却肯定了他的才华及学问，反观其丈夫虽然外表挺拔，意气风发，她却意识到其丈夫才识学问有待加强，以当时的妇女来看，能够拥有这样的思维实属难能可贵。故此，这位贤明妻子的形象是通情达理，深明大义的。

在论及人物形象的刻画手法不得不提《左传》对《史记》初步运用之贡献。依据可永雪的论述，司马迁对《左传》这种极富表现力和感染力的形象化造诣极为倾慕，他在《史记》的写作当中，悉心继承并大大的发扬了这一传统，把它推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可见《左传》与《史记》之间是紧密相连的。

狄人伐廧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娶季隗，生伯儵、叔刘；以叔隗妻赵衰，生盾。将适齐，谓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来而后嫁。”对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则就木焉，请待子。”处狄十二年而行。

《史记。晋世家》的晋文公重耳，其两位妻子—季隗和齐姜也因其所说的话而突出两位对坚贞专情的贤内助的形象。文中的晋文公重耳，因要避开骊姬之乱，到处流浪，经历了长达十九年的逃亡生涯。狄伐咎如，得二女：以长女妻重耳，生伯鯈、叔刘；以少女妻赵衰，生盾。居狄五岁而晋献公卒，里克已杀奚齐、悼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畏杀，因固谢，不敢入。已而晋更迎其弟夷吾立之，是为惠公。惠

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鞮与壮士欲杀重耳。重耳闻之，乃谋赵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为可用与，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原徙之大国。夫齐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诸侯。今闻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贤佐，盍往乎？”于是遂行。重耳谓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来，乃嫁。”

其妻笑曰：“犁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虽然，妾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

晋文公为了躲避追杀，遂决定逃亡到齐国。临走前，对其妻子季隗说，待我二十五年不来，乃嫁。季隗十分幽默风趣地回答到，等到二十五年以后，恐怕她坟墓上的柏树都长大了。其实季隗大可用简单平凡的字句如“好，我等你”就结束整段对话。但她选择了“以生动字代平庸字”，“冢”实则等同于坟墓的意思。

严格来说此乃不祥之用语。但在她的口吻下，不只没有一丝的不祥之感，反而创造出一种诙谐的情境。而且，她选择了“柏”这个字来作为一种夸张耸动。

这种夸饰的手法，用在炼字上尚属普遍，不但于词无害，反而能做到耸动读者耳目的效果。夸饰的修辞，常常是不合逻辑的，但读者反会感到特别入情。倘若长久不去清理坟墓，顶多只会杂草丛生，怎可能长出一棵柏树，而且还是“茁壮”的柏树呢？可见柏树是不合逻辑的，但比用“杂草丛生”更加能耸动读者的心目，达到夸饰手法应有的效果。

无论在《左传》抑或《史记》中，均记载同一句话，即重耳对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在《左传》中季隗对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则就木焉，请待子”；在《史记》中季隗则笑曰“犁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虽然，妾待子”。

季隗影视形象

《左传》对季隗的书写较平铺直叙，简明扼要，面对重耳的“二十五年后再嫁”之论，只是“对曰”她愿意等待的决心。故其形象较平实、淡定、冷静、果断。太史公描写季隗在回答这句话的时候，则是“笑曰”的。相比之下《史记》对季隗的形象描绘显得更生动、具体、活泼。其笑曰反映出季隗的无奈，也突显出其自嘲式的幽默，具独特风格。

三、透过女性人物所处的环境来刻画其形象

在入细刻画人物时，司马迁特别注意通过环境的描写表现人物。有时在事情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环境，往往是集合了各种矛盾的焦点，在这样的关键性时刻，人物因此受到无可回避的考验，性格特征的表现最为明显。

之所以《史记》中的人物传记具有永久的艺术感染力，跟司马迁善于运用跟一般史学家不同的文学手法刻画人物有直接关联。在入细刻画女性人物的基础上，《史记》还非常注意通过细节描写刻画人物。譬如说，把人物放在某种特定的处境上去写，如《史记。郑世家》写祭仲女处在复杂、矛盾的处境，毅然选择保卫其父，留下孝女的形象。

厉公四年，祭仲专国政。厉公患之，阴使其婿雍纠欲杀祭仲。纠妻，祭仲女也，知之，谓其母曰：“父与夫孰亲？”母曰：“父一而已，人尽夫也。”女乃告祭仲，祭仲反杀雍纠，戮之于市。厉公无奈祭仲何，怒纠曰：“谋及妇人，死固宜哉！”夏，厉公出成居邑栎。祭仲迎昭公忽，六月乙亥，复入郑，即位。

在《左传。桓公十五年》亦有关于祭仲女之事迹记载。

祭仲专，郑伯患之，使其婿雍纠杀之。将享诸郊，雍姬知之，谓其母曰：“父与夫孰亲？”其母曰：“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将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杀雍纠，尸诸周氏之丘。公载以出，曰：“谋及妇人，宜其死也。”夏，厉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

祭仲女乃春秋郑厉公臣祭仲之女，雍纠之妻。郑厉公四年，厉公担忧影响其政势，逐暗地唆使其女婿欲除去祭仲，雍纠之妻乃祭仲之女，获悉此事后，便询问其母意见，父亲与丈夫谁更重要？母亲斩钉截铁的回答，父亲只有一个，丈夫没了别有选择。于是，祭仲女逐将所知禀告其父。最终局势形成祭仲反杀雍纠，甚将其尸曝于街上。厉公对祭仲感到无可奈何，只能暗骂雍纠，竟与妇人提及此事，死有余辜。

祭仲女必须在父亲与丈夫之间作出抉择，异常为难。祭仲女不能要求丈夫对国君不忠，亦不忍心看见父亲惨遭毒杀。因此她只好转向询问母亲的意见。从文中可看出祭仲女并没确实告知母亲所知内幕，仅问母亲一个问题而已，即父亲与丈夫哪个更重要，如此而已。母亲认为父亲只有那么一位，丈夫却是众多其中一位，故理所当然的回答父亲更为珍贵。父女关系是血缘而起，夫妻关系则因婚姻而起；父亲对儿女本有养育之恩，丈夫则是与妻子相知相惜。倘若最初没有父亲的养育之恩，往后怎能有办法与丈夫共结连理并相知相惜呢？纵使这是很困难的决定，但祭仲女仍在一番深思熟虑后，做出最重要的抉择。

祭仲女影视形象

此外，同属孝女的缇萦，也因所处的环境刻画出鲜明的形象，缇萦事迹载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文帝四年中，人上书言意，以刑罪当传西之长安。意有五女，随而泣。意怒，骂曰：“生子不生男，缓急无可使者！”于是少女缇萦伤父之言，乃随父西。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续，虽欲改过自新，其道莫由，终不可得。妾原入身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书闻，上悲其意，此岁中亦除肉刑法。

缇萦乃汉文帝臣太仓公淳于意之么女。文帝四年，有人上书控告齐国太仓公淳于意，被判肉刑之罪，要将之押到长安接受刑法。太仓公无生子，育有五女。太仓公离开之际，其五女紧随在后泣不成声。太仓公怒骂其女，只生女儿不生儿子，到了要紧关头无人可助。这句话让其么女缇萦，内心感到极致的受伤和难过。于是她决定随其父亲至长安，并上书朝廷，向朝廷诉说其痛心之处。她认为，处死的人不能再生，而受刑致残的人也不能再复原，即使想改过自新，也无路可行，最终不能如愿。故她宁可牺牲自己进入官府成为奴婢，顶替父亲的罪名，使父亲能有改过自新的机会。汉文帝看了缇萦的上书，竟生悲悯之心，逐赦免仓公之罪，并在一年内废除肉刑之法。

缇萦身为一个平民女子，却能够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在那样的处境中，实属难能可贵。更甚的是她还提出废除肉刑的建议，毫不惧怕会为此惹祸上身。最终，因其情理兼备的孝文，让汉文帝为之动容，逐下令废除肉刑，是另一项伟大的创举。可见她间接改写了中国法制史，扮演的角色是意义重大的。从此，犯人拥有重新来过的机会，重拾做人的自尊，可谓获得一线生机。用伟大二字来形容缇萦实在当之无愧且受之有理。甚至班固也通过《咏史》给予她的评价极佳。

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苍令有罪，就递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

尤其是结尾那句“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直接表露出班固对她的高度肯定。此外，太史公与刘向等人纷纷给予她赞扬与歌颂，高度评价她的所作所为。列举例子如下：

缇萦通尺牍，父得以后宁。
缇萦讼父，亦孔有识，推诚上书，文雅甚备，小女之言，乃感圣意。终除肉刑，以免父事。
缇萦上书救父，自是豪杰。立言婉笃，情理感人。肉刑其来久矣，以一女子除之，其功有岂救父栽然？

缇萦影视形象

透过缇萦所处的环境，司马迁刻画出她机智过人、富有孝心的形象。总是其父脱口而出的那句生女儿不如生儿子，非常伤人。缇萦没有因此对其父怀恨在心，反而随从其至长安并照顾其饮食起居，甚至愿意委身于卑微的奴婢。可见她是一位自小受良好教育的闺秀。她是五位女儿里面最幼小的，然而并没有所谓千金娇身惯养的脾性，多的是一份笃定的孝心且善解人意的贴心。因此《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用孝心与勇气感动天地的女性形象。

四、透过女性人物的心理描写来刻画其形象

作家要使他作品中的人物成为血肉饱满的活人，能够在读者面前活灵活现，不能只是让读者了解到人物的言语和行为，还要同时告诉读者人物在这么说、这么做的时候想什么。换句话说，就是要打开人物心灵的窗户，让读者看到他内在的精神世界。司马迁经常透过人物的言语、行为及处境来描写其心理活动，进而刻画出人物的形象，对于女性也不例外。由此可见，人物的心理活动与上文所提到的言语、行为、处境是息息相关的。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才貌双全、不畏世俗、勇于追求爱情和具有吃苦耐劳的高尚质量的女性形象。其事迹如下：

临邛令缪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见之，后称病，使从者谢吉，吉愈益谨肃。临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孙家僮八百人，程郑亦数百人，二人乃相谓曰：“令有贵客，为具召之。”并召令。
……
文君久之不乐，曰：“长卿第俱如临邛，从昆弟假贷犹足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与俱之临邛，
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炉。相如身自着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卓王孙闻而耻之，为杜门不出。昆弟诸公更谓王孙曰：“有一男两女，所不足者非财也。今文君已失身于司马长卿，长卿故倦游，虽贫，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独柰何相辱如此！”卓王孙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

我们晓得，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做什么往往都是一样的，可是怎么做法就因人而异，揭示出人物在“做什么”时的心理活动，正是表现出一个人“怎样做”的独特性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点，卓文君充份表现出了其独特性。

起初，司马相如只是一个家境贫寒，又没有可以维持自己生活的职业的普通男子。但因司马相如善辞赋，卓文君忍不住从门缝偷看，因而心生爱慕倾向他。此外，司马相如也透过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的心意，即他重赏文君的侍者，请他转达爱慕之意。文中提到当时司马相如家境贫寒，甚至连维持自己的生活都略嫌困难。但他愿意为博得文君的欢心而掏出重金，足证他对卓文君是一片真心的。就这样，文君连夜从家里逃出，两人携手私奔。司马迁透过文君的心理描写，让读者很清楚知道，她早在听见司马相如的琴声时就被深深吸引。由此可知，从两人的心理描写来看，他们是互有好感的，故感情的基础是建立在两情相悦之上，既纯粹又简朴。他们不重视所谓的门当户对，亦不参杂世俗的杂质，实属难能可贵。

作为一名新寡妇，卓文君的气魄实在让人钦佩不已。要知道她才刚经历失去丈夫的痛楚，要重拾那份对感情的信心，实属不易。但她不只大胆追求自己的爱情，甚至勇于突破封建礼教的桎梏，抛弃礼教法规的沉重镣铐，只为了那一份可能的幸福。意即她与司马相如尚未熟识，仅止于琴声交流，故这份爱情始终承担一定的风险。但是，若不勇敢踏出那一步，怎知自己踏出去后的结果如何。因此，卓文君的这番行为深深撼动了广大世人的心灵，无不为之动容。

司马形如卓文君

此外，司马迁刻意描写两人置于现实生活的情境，突出文君的聪明才识。文君随其夫回到成都老家，然而呈现在她眼前的情境乃家居徒四壁立，可以描绘出婚姻生活中必然存在的曲折。司马迁真实地刻画出文君的心理，透露她久之不乐。尽管她久之不乐，不等于她为此感到后悔。相反的，她积极的勇敢面对这一切，正如她当初勇敢地与司马相如私奔那般。于是，她替丈夫出谋策划，提议两人一起回去临邛。回到临邛，将车马全都卖出，买了一间酒店并经营卖酒生意。相如让文君坐在柜台卖酒，自己则和奴婢、雇工们一起共事，甚至在街上洗条酒具。文君的父亲卓王孙本因文君擅自私奔而非常愤怒，认为此乃奇耻大辱，并声明决不予文君嫁妆。但卓文君非常聪明，故意回去自己的故乡抛头露面，让熟人均知卓王孙不愿扶助女儿及女婿的事实。一些弟兄及长辈纷纷交互劝解卓王孙，为何让自己的女儿及女婿受此委屈。卓王孙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赐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嫁时衣被财物。文君就此随相如归成都，购买田地房屋，从此跻身富人行列。

太史公欲立传奇女子于后世，设立奇境，刻画其任情脱俗的奇行，细细描摹，绘心传情，形神具备，使佳人形象欲发光艳丽动人。透过合理的想象，用精练的动词，摩画了人物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特殊的心理活动和感情。司马相如在弄琴之时，描绘出他娴熟的琴艺，如行云流水般，亦表露出司马相如有意拨动文君内心而故作的风度翩翩状。至于文君选择从窗户窥视司马相如，因而心生好感产生爱慕之情。司马迁使用“窥”这个字，描摹出文君的活泼兼好动性情，由此可联想至卓文君的明亮双眸，善于顾盼传情。“悦”字传神地显现文君先被琴声吸引，后见到相如的文质彬彬、才貌双全时，忍不住喜上眉梢，霎那间仿佛就把心交给意中人了。“好”字表现出文君的心理转折情境，由少许的心动演变至把完整的心交给对方。“恐”字则表现出文君因爱慕而担心无法与司马相如在一起。

司马迁连续以几个动词，将文君跳跃式的心理，不言而喻的眼神，描绘得细腻婉转且恰到好处。故在相如随后示好的举动，让文君作出惊世骇俗之举，达到整篇文章的最高潮。她立刻夜奔司马相如并一起奔驰归至成都。司马迁用经典含蓄的措辞来描写卓文君的跳跃心理，可谓画龙点睛。读者由知其心而睹其神，文君那多情、美好、勇敢的形象因而活灵活现。

可见，司马迁使用合理想象，代拟人物特定的心理活动。毕竟，古人当时内心的真正想法究竟如何，已无法查证。然而司马迁却透过特定人物在特定环境下，表现出真实的心理描写。经典含蓄的心理动作刻画，使文君的风流多情聪明勇敢的形象，一直流传到后世，成为后世小说、戏剧、戏剧等文学创作的典范。在司马迁的巧绘下，卓文君的形象因而深入人心，成为对爱情执着、勇敢追求婚姻自由的经典象征。

五、结语

《史记》全书一百三十卷，涉及女性人物书写共一百零八卷，全书所描述的女性角色有 252 位，从比例与数量上来看，可察出司马迁对女性地位的重视程度颇高。在以男权为中心的古代社会，人们惯于将关注的目光锁定在男性人物身上，女性人物往往受到忽略，抑或被淡忘。司马迁突破了传统历史观念的束缚，凭其对历史和女性的尊重，把这些女性人物纳入《史记》中，并认真刻画她们的形象。不管是浓墨重彩抑或是简笔勾勒，都力争展示出她们最独树一格的面貌。司马迁不仅善于用女性人物本身的言语、神情、行为、举止来展示她们的性格特征，他还善用场面及环境描写，透过心理状态词语的描绘，将这些女性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