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读书 历史 六朝金粉,艳说当年——“明妓”对明代中后期市井生活的影响

六朝金粉,艳说当年——“明妓”对明代中后期市井生活的影响

“六朝金粉,艳说当年;南都烟花,盛于明代。” 明代城市在手工业和商业繁盛之后,市井生活可谓千姿百态。芸芸众生,用他们看似平淡无奇的活动点染出一幅幅多姿多彩的社会风习画卷,而因特殊身分为社会另眼相看,同时也以其特殊的身分感受着社会并影响着社会的妓女,无疑是其中较具特色的一类。在她们那儿,汇集了社会上下两极,反映了众生百相,有高雅,也有鄙俗……

明代城市的市井生活,可谓千姿百态,特别是在手工业和商业得到较大发展的中后期,更可说是五光十色,多采多姿。活跃于市井中的芸芸众生,士子艺人、贩夫走卒、三姑六婆、名妓闲僧等等,追求着利润,追逐着时尚,追寻着享受,用他们看似平淡无奇的活动点染出一幅幅令人目不暇给,多姿多彩的社会风习画卷。而作为市民阶层的成员之——身处社会最底层、为人们所侧目而实际上面向整个社会阶层的妓女,无疑是其中较具特色的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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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般良家女子相比,妓女身分低贱,但她们却显得自由而开放,其中许多佼佼者更是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普通女子望尘莫及;她们为社会大众所鄙弃,所谓“罗襦宝带为君解,燕歌赵舞为君开”,但无数的人,缙绅士子、富商大贾乃至贩夫走卒,无不蜂拥而上,对她们垂涎三尺。可以说,她们那儿,汇集了社会上下两极,反映了社会众生百相,有高雅,也有鄙俗。

南都烟花盛于明代

历朝历代,青楼女子的身影不绝如缕。明代,尤其是在手工业和商业繁盛之后,烟花极盛,妓女无论在数量、社交活动或对社会的影响上均超过前代,正如后人所云:

“六朝金粉,艳说当年;南都烟花,盛于明代。”

从繁华的大都邑到喧闹的小市镇,各地妓院林立,时人所记:”今时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穷州僻邑的,在在有之。”名落贱籍沦为娼妓的女子,犹如跳入火坑,被各色人所侮辱、损害、玩弄。她们之中,有 “所酷嗜惟饮馔衣饰,所谙解惟房闼淫酣”,自甘下贱毫无志节可取的女子;有被迫为娼便卖笑争欢,随波逐流,得过且过的女子;也有气质高雅、超尘脱俗或者忠贞坚定、生死不渝的风尘奇女子。

但不管怎样,她们的生涯依然是出卖色艺,任人欺侮。即便是文采风流倾倒一时的金陵名妓如卞赛、马湘兰、董小宛辈,也不得不屈从权贵,忍辱受欺,而其他妓女更是得忍受鸨母的盘剥和嫖客的侮辱。无尽的风尘中,她们如无主落花,依人飞絮,随风飘荡,在无奈的生活中苦苦地挣扎。〈咏骰子〉一诗,深刻地道出了妓女悲惨的境地,诗云:

“一片寒微骨,翻成面面心。白从遭点污, 抛掷到如今。”

读来令人心酸。明人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记载:

广陵二十四桥风月,……巷口狭而肠曲,寸寸节节,有精房密户,名妓歪妓杂处之。名妓匿不见人,非向导莫入。歪妓多可五、六百人,每日傍晚,膏沐熏烧,出巷口,倚徙盘礡于茶馆酒肆之前,谓之“站关” 。茶馆酒肆上纱灯百盏,诸妓掩映闪灭于其间,疤戾者帘,雄趾者阈。灯前月下,人无正色,所谓 “一白能遮百丑”者,粉之力也。游子过客,往来如梭,摩睛相觑,有当意者,逼前牵之去;而是妓忽出身分,肃客先行,自缓步尾之;至巷口,有侦伺者,向巷门呼曰: “某姐有客了!” 内应声如雷。火燎即出,一一俱去,剩者不过二、三十人。沉沉二漏,灯烛将烬,茶馆黑魆无人声。茶博士不好请出,惟作呵欠,而诸妓醵钱向茶博士买烛寸许,以待迟客。或发娇声,唱〈劈破玉〉等小词,或自相谑浪嘻笑,故作热闹,以乱时候;然笑言哑哑声中,渐带凄楚。”分不得不去,悄然暗摸如鬼。见老鸨,受饿受笞俱不可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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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淡的叙述中,倚门卖笑的痛苦一览无余。为摆脱这种悲惨境地,她们便多方物色,四处留意,以期早日脱籍从良,找到自己最后的归宿。于是,一幕幕悲喜交织的闹剧在妓女们的生活中轮流上演着。活跃于这种驳杂生活中的妓女,以其特殊的身分被社会所损害,同时也以其特殊的身分感受着社会并影响着社会,如同一面反光镜,反映着社会,同时亦反射社会。

下面便从妓女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着眼,看看其在明中后期的都市生活中所造成的影响。

服饰装扮上的僭越

明中期以后,奢靡之风在整个社会蔓延开来,等级森严的封建礼仪禁制,在”压常喜新”、 “去朴从艳”的风潮中逐步瓦解, “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知复有明禁,群相蹈之”。逾礼越制成为普遍,社会风气也日渐开放。在这股日渐新异开放的社会风尚中,妓女可以说起着传播媒介乃至带头的作用。她们在服饰上的僭越、生活上的奢华、情爱上的放纵,以及有一些色艺俱全的名妓在精神追求上的特异对士人影响等等,这些都融合在明中后期波翻浪涌的变化人潮中,在潜移默化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风习。

明中后期僭用服饰之风虽首起于缙绅士夫,但却大张于教坊妓女,其流风才被及普通市民。在僭用服饰之举中,妓女们的大胆张扬是有理可寻的,相较于男子,作为女子,政府的清规戒律对其约束往往不易奏效,这就使得妓女在服饰上的争奇斗妍具有一种天然的优势,正如叶梦珠所言: “盖男子僭于外,法可以禁止,妇女僭于内,禁有所不及,故移风易俗者于此尤难。”相较于一般妇女,妓女们在容止妆扮上有更多的自由,可以随意打扮,不用顾忌原本加在女子身上的种种闺训妇德。而即便她们身分低贱,被礼教排斥在外,其服饰却以新潮煽动着世俗的凡心,她们在妆饰打扮上的新奇亮丽同样会引起旁人的艳羡乃至模仿,时人所记 “女装皆踵娼妓”即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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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规定,伶人、娼妓的冠服不得逾制,常服只许服用带有污辱含义的绿头巾,只能戴明角冠,穿皂背子,不许穿华丽的衣服,不许与庶民妻同,首饰上也禁用金珠等物。但随着政治的松动和风尚的变化,妓女们渐渐突破种种禁令,竞尚华丽,服饰上日益光鲜亮丽起来。此种现象时人记载颇多: “至贱如长班,至秽如教坊,其妇外出,莫不首戴珠箍,身被文绣”,又如, “娼优妆饰金珠满头,至于床门帏帐,浑身衣服,俱用金销,一套金销工价,可买一套衣服。”娼妓身被文绣满头珠翠招摇过市,无疑刺激着广大的市民阶层,再加上上层士贵的僭越无定,市民阶层便也纷纷效之,无论贫富,皆衣饰光鲜, “或中人之产营一饰而不足,或率岁之资制一裳而无余,蓫成流风,殆不可复”。以今观之,这正好是人类由爱美而在服饰上发挥创意,最后造成流行的现象。只不过在封建时代竟是由青楼带动起来。

装饰品之一的撒扇,又名折迭扇,大盖取其 “收则折迭,用则撒开”之意,起初并不流行, “南方女人,皆用团扇”, “惟妓女用撒扇”,在此风的浸淫下, “近年良家女妇,亦有用撒扇者”。而此后大部分妇女也就手持撒扇,不复惟妓使用的局面了。自朝鲜国传入的马尾裙,被服者惟纨 子弟和妓女而已,渐渐武臣也开始穿着,后来是 “无贵无贱,服者日盛”,最后则是 “朝官多服之者矣”。又如余怀《板桥杂记》记载:南曲旧院妓女 的衣裳装束 , “四方 取以为式”,领导着天下服装的新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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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曲妓女的服饰,大约以淡雅朴素为主,不以崇尚鲜华绮丽为工,体现了一种全新的审美情趣。妓女们的衣衫全由嫖客措办,巧样新裁,出于假母。其余下之物,假母自己服用,故假母虽年事已高,也盛妆艳服,光彩动人。而妓女衣服 “衫之短长,袖之大小,随时变异”,故世人谓之 “时世装”也。身分低贱如她们,竟然领导着都市妇女服装的潮流,可见人们慕尚新异装饰外表的心情多么迫切。

助长生活享乐奢侈之风

在经济发达,脂粉气浓厚的都市生活中,人们挟妓宿娼,上下淫乐,风气奢靡。作为重要的娱乐场所,青楼中的消费可以说是一日千金,奢靡无度。身处其间的妓女,吃得是水陆珍品,穿的是绫罗绸缎,用的是精巧器物,住的是绣阁朱楼;她们争妍献媚,斗胜夸奇,“凌晨则卯饮淫淫,兰汤滟滟,衣

香满室;停午乃兰花茉莉,沉水甲煎,馨闻数里;入”而擫笛挣筝,梨园搬演,声彻九宵。”这一切,无不是在嫖客金钱的堆砌上进行的。达官显贵,富商大贾们, “每开筵席,则呼传乐籍,罗绮芬芳,行酒纠觞,留髡送客,酒阑棋罢,堕珥遗簪。”歌舞管弦,通宵达旦,奢靡无度。文人士夫们拥妓宴游,以妓侑酒更是寻常之事。小商小贩们也是铢积锱累,以求怀抱美女,香甜一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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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为艳粉之地、靡丽之乡的的金陵,明中后期更是成为一片欢场, “纨茵浪子,潇洒词人,往来游戏,焉如游龙,车相接也,其间风月楼台,尊垒丝管,以及恋童狎客,杂伎名优,献媚争妍,络绎奔赴,垂杨影外,片玉壸中,秋笛频吹,春莺乍啭”,真可谓 “欲界之仙都,升平之乐国”是也。

秦淮河旁, “雕栏画槛,绮帘丝障,十里珠帘”, “便寓,便交际,便淫冶,房值甚贵,而寓之者无虚日,画船箫鼓,去去来来,周折其间。河房之外 ,家有露台,朱栏绮疏,竹帘纱缦。夏日浴罢,露台杂坐。两岸水楼中,茉莉风起动儿女香甚。女客团扇轻纨,缓鬓倾髻,软媚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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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温柔乡中,有钱人拥妓纵乐,游宴狂欢,一掷千金。这里的繁荣和享乐也吸引着其他的市民, “年年端午,京城士女填溢,竞看灯船”,河中船首尾相逢,如烛龙火蜃,舟中宴歌弦管,腾腾如沸,”士女凭栏轰笑,声光凌乱”,一派喧闹享乐之景。明朝中后期的人们就在这一片繁荣柔媚的温柔乡中,以放纵为尚, “以侈靡相高”,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情爱观念的执着与开放

在明代中后期突破礼制规范,追求真挚情爱的人文潮流中,妓女的存在及其影响不容忽视。她们在情欲上的大胆和开放刺激着新兴的市民阶层,使得他们突破种种道德礼制束缚,大胆地追求情爱的幸福,在五光十色的世俗情爱生活中恣情地放纵和享乐,在其他种种因素的促使下,以至世俗以纵欲为尚,”人情以放荡为快”。

烟花丛中,掩藏着数不清的痛苦和罪恶,屈辱和欺骗,但也不乏真情和真知。妓女群中,有肉欲横流追求淫荡的,有自甘下贱追钱逐利的,如《金瓶梅》中的李桂姐、吴银儿、郑爱月等;也有一见倾心生死不渝的,有忠贞坚定终成眷属的,如〈玉堂春落难逢夫〉中的苏三,〈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莘瑶琴,等等。作为活生生的人,她们也有着人的欲望,人的情感,她们同样渴求着爱情的幸福,渴望着生活的幸福。由于她们自身遭遇的悲苦,所以一旦心中有了爱的情感,便显得格外炽热、执着。她们往往勇敢地追求着爱情,为未来的幸福努力,如杜十娘般,即使始乱终结局悲惨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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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追求爱情的大胆和执着,使得世俗的人们对自然情欲得以重新认识和感受,对之有了发自内心的企羡和追求。于是,普通的市民阶层之中,有了“隔断生死终不泯,人间最切是深情”的认识,有了为求真爱 “布衣疏食,死而无怨”的吶喊,平凡的人生中追寻着真挚真切的情爱,追寻着相知相伴的厮守。

当然,妓女们的开放和淫荡也带来了人性的堕落,人们抛弃道德的束缚,追求着赤裸裸的肉欲,从而走向了纵欲的误区。明中后期出现的一大批 文学作品 如《金 瓶梅》、《绣榻野史》等,即是此种变态追求的真实反映。在躁动和变异的文化背景中,沉醉于世俗生活中的市民阶层,恣情地放纵,带着明显的畸型和病态。

对明末士风的影响

如果说普通的妓女以其争妍斗艳的妆束,媚人心魂的风情,乃致奢华浪费的铺张影响着市井的社会生活,那么明末名妓则以其风华绝代的姿容,傲视世人的才情以及高雅脱俗的气质深深吸引着文人士大夫们。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中说,娼妓不须用”无才”来作德行的堡垒,因此在诗画、音乐、舞蹈等方面都有较高的才能,她们大多挟有一技,或长于诗,或长于画,或长于音乐。明末的秦淮,更是汇集了才情色艺冠绝一时的名妓,马湘兰、顾媚、卞赛、董小宛、李香君等等。她们色艺双全,风神俱足千古,在巧笑嫣然中把江左风流渲染殆尽。

名士慕倾城,文人悦声伎,在明代是司空见惯之事。除去以妓侑酒狎赏玩乐之外,文人亲近名妓更多带有文化上的交流和精神上的沟通。秦淮名妓皆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善诗词、工书画、精音律,这也即是文士乐于与之交往的重要因素。如名妓孙灵光精于诗,着有《远山楼稿》, “诗字皆清劲婉约,真闺房之秀也”,董小宛 “阅诗 无所不解, 而又出慧解 以解之”,马如玉 “善小楷八分书及绘事,倾动一时士大夫”。马湘兰、卞赛、顾媚等皆善画兰能书。除诗词书画外,演戏剧、吹洞箫、唱时曲,更是名妓普遍善长的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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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妓们不仅才艺称绝,在气质上更是超群脱俗。虽然身处繁华之乡,但她们却不尚华丽,不慕奢容,追求文雅清幽,清净自适。如名妓范, “一切衣饰歌管、艳靡粉华之物,皆屏弃之,唯合户焚香润茗,相对药炉经卷而已”,其风情绰约,颇有书卷之气。董小宛 “性爱闲静,……至男女杂坐,歌吹喧阗,心厌色沮,意弗屑也。慕吴门山水,徙居半塘,小筑河滨,竹篱茅舍,经其户者,则时闻咏诗声或鼓琴声”。此等独清独秀之情,超尘脱俗之态,神韵天然之境,使得文人才子魂牵梦萦,不忍舍去。于是,明末的才子佳人在这里演出了一幕幕悲欢离合,留下了一卷卷风流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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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名妓与文士情洒金陵,文会秦淮,他们情趣相投,甚至可以说在心灵上也有着交融。这种文士的风雅之事本无可非议,但不幸的是他们却处在晚明这个风雨飘摇政治动荡的时代,有许多的责任需要他们承担,但他们却选择了逃避现实,日渐陷于缠绵的儿女情长中,日渐沉湎于奢靡娱乐之风中,国家动荡、民族危亡对他们而言如同隔窗晓雾。于是,在风情万状的秦淮河畔,没有气吞山河之状,没有惊天动地之举,一切都隐映在淫葩艳草之中,一切都变得缠绵妩媚了。金陵风情如此,士林习气如此,社会风尚同样如此。

 写在后面

不能否认,妓女的存在给社会带来的种种不良影响,就如聂绀弩先生所言, “娼妓是恶之花。生长于恶的土壤上,吸收的阳光、水分、空气,无一而非恶。”与此同时,在种种 “恶”的身上,隐约反映着整个社会的风习与流变。明中后期城市生活中的妓女们,就这样被光怪陆离的市井社会裹挟着,以她们特殊的身份影响着人们,影响着明代市井社会的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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