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美洲现已成为公共保健问题常见病这个领域的佼佼者，有些疾病在欧洲仿佛是生活旋律中不可规避的一部分，但在美洲却能采取谨慎小心的公共措施来避免。有些在英国属于地方性的或不断流行的疾病，在美洲常以时疫的形式突然和极为令人注目地对社会构成威胁。公众对一种疾病的关注，与其说取决于它所造成的实际死亡率，不如说取决于它给公众造成的印象是否强烈和深刻。按人口比例来说，天花在美洲白人移民中造成的死亡人数很可能少于英国，但在美洲几乎毫无例外地是以引人注目的时疫形式出现的。
天花病毒示意图
17世纪到18世纪天花对欧洲、美洲的危害
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英国和欧洲大陆，天花是儿童时期的常见病。一个人成年时，几乎肯定已经与这种疾病有所接触，要么是他有抗病能力，要么是在得病后生存下来，取得了免疫力。因此在欧洲的成年人中，天花不是一种时疫。美洲的情况则不一样，在欧洲人将此病带入之前，美洲从未有过天花，因而它在这里的流行程度远非那么广泛。许多居民度过了儿童时期而没有得此病症。
在18世纪，许多人不愿送孩子去英国接受高等教育，通常是因为害怕染上致命的天花。法国来访者弗朗西斯·路易·米切尔1702年来到威廉与玛丽学院时，对于在那里学习的学生有四十名之多大感惊讶。他了解到，原先将孩子送往英国学习的有钱人家，现在宁可选择低水平的殖民地教育，而不愿冒在英国感染天花的危险。
休·琼斯牧师在1724年指出，要不是害怕染上通常是致命的天花，更多的美国弗吉尼亚人本来是会受到英国教育的。如果父母们愿意冒险一试，让他们想当牧师的儿子去英国读书，弗吉尼亚的教会可能就不会形成自己的特点，也不会具有如此的独立性。
美洲印第安天花患者示意图
由于天花在美洲印第安人中前所未闻，他们就特别容易受感染。据托马斯·哈钦森总督后来在他的《历史》一书中记载，1633年，”天花在马萨诸塞的印第安人中造成了可怕的浩劫，他们没有舒适和安逸的生活所需要的一切，死亡人数按比例而言超过英国人。以约翰·萨格摩为首的温尼西曼特部族，以及以詹姆斯为首的林恩部族几乎无一幸免”。
甚至到了18世纪，一些以往幸免于天花的美洲印第安部落仍在被这种疾病所消灭，有些部落的死亡人数超过百分之九十。
在美洲白人移民中，天花也主要是一种时疫。天花每隔一段时间，有时整整相隔一代人而席卷一些殖民地，使许许多多成年人得病。它不再是孩童必经的一种磨难，而是突如其来的可怕灾祸，整个社会为之瘫痪，正常的商业和行政活动被迫中断。比较小的社区各种手艺人本来就很缺，失去唯一的木匠或枪械师便使每个人都陷入困难。仅就天花所造成的极高的死亡率这一点甚至还不足以充分衡量它对社会生活所造成的影响。
科顿·马瑟画像示意图
科顿·马瑟如何加速了18世纪美洲医学的发展？
公共保健是美洲医学的重点，新英格兰提供了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在那里，组织严密的波士顿和清教徒对社会的关心为此设置了舞台。整个美洲历史上向疾病开仗的最成功的战役之一，就发生在18世纪的新英格兰。医生、牧师和报界人士公开辩论如何对付天花的问题。
出人意外的是，这出活剧的主角不是别人，竟是一代代自由派历史学家因不明真相而强烈憎恨的科顿·马瑟（1663年—1728年）。冷静的学术研究近来开始消除了把他当作魔鬼的坏名声，使我们现在能把他视为代表早期新英格兰科学的潜力和局限性的一个生动的象征。
从早年起，科顿·马瑟就对医学有兴趣。他曾想以此为职业，但哈佛学院没有这方面的正式课程，他就只好自想办法，主要依靠自己阅读。在这一方面，马瑟的经历和以后的富兰克林也很相似。就像富兰克林关于电的发现那样，马瑟的医学思想几乎不可能出自一位博学的专业医生的头脑。
天花病毒示意图
众所周知，英属美洲殖民地的第一篇医学著作是由科顿·马瑟于1724年写成的。这篇著作名叫《巴瑟斯达守护神》，虽然来自根据《约翰福音》中提到的著名的康复水潭的名称，但看来却是由于马瑟受到了著名自然科学家罗伯特·博伊尔著作的启发之作。尽管马瑟和其他一些人就天花和麻疹等题目发表过很多零星的论述，但这篇综述论文在18世纪并没有公之于世，虽然很多人都知道有这篇手稿。在他死后的十多年里，他的儿子塞缪尔竭尽全力想使它出版。
马瑟的清教神学观点可能加强了他对研究疾病的兴趣，这种观点强调原罪和隐秘的人性两重性。马瑟的清教神学以一种迂回方式加速了美洲医学的发展，它甚至可能帮助了美洲医学实践从博学的欧洲同行的教条主义中解脱出来。至少对马瑟来说，这种思想上的联系是十分明显的。
马瑟的著作成了对美洲各类医学疾病的全面考察。在建议其出版的意见中，有一种称它是”人类常见疾患的大纲：首先，它赋予我们虔诚的情感，唤起病人心向往之，摆脱缠身的病魔；其次，它广为收集了各种简单明了、卓有成效和业经验证的治病方法”。
这本书并没有宣称具有独创性。马瑟解释说：”人们不应期待，像我们这样仍然处在襁褓之中的殖民地，在摇篮里仍然有众多毒蛇要剪除的时候，会有机会产生很多聪颖的数学家，或让他们有什么闲工夫去作出特别的创造和惊人的伟业。”但是，马瑟这一番话对他自己并不公道，因为就凭写成这本书和其中的重点而言，他已置身于他的时代中最先进的医学研究者的行列。对疾病分门别类的思想，在海外才刚刚起步。
天花患者示意图
16世纪中叶以前，欧洲医学人士的首要考虑一直是”系统的一般状况”，各种疾病都被认为是”系统”的变态而已。只是到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巴拉赛尔苏斯的著作，人们才重新严肃地思考这样一种观点，即疾病有多种多样，各种疾病都有各自的原因和治疗方法。
在17世纪，英国医生西德纳姆坚持认为，疾病可能像植物和动物一样各各不同，因此必须进行详尽的考察和分类。到1700年止，人们所知的特用药物仅有两种，即取自金鸡纳树皮的抗疟药奎宁和医治梅毒的水银，医学进展的速度之慢由此可见一斑。就是这两种药物，也恐怕是直接来自民间药方。
马瑟的《巴瑟斯达守护神》，表述了一种许多科班出身的欧洲医生前所未闻的经验主义观点。该书表明，他的兴趣主要不在追究疾病的”原因”，而在寻求如何治疗。书中有许多被他称为疗效显著和业经多次验证的治疗方法。在专门阐述医生们的”不可靠性和矛盾性”的一章里，他把有学问的医生为肺痨所开的相互矛盾的药方作为例证以阐明他们的随心所欲和异想天开。马瑟解释说：”我们在这里不管医生们对这一疾病的原因是如何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我们只是看他们的治疗方法如何不同。”
医学接种示意图
18世纪初“接种法”为何遭到博学医生反对？
马瑟切望能找到一种方法，来拯救新英格兰人民免遭天花的戕害。他在1714年的《伦敦皇家学会学报》上读到的一篇东西燃起了他心头的希望。这是一位土耳其医生写的一封信，其中叙述了”接种”，即有意识地用天花病人身上的脓液使一个健康的人感染，通常会产生程度轻微的天花，由此痊愈的病人，从此对天花有了免疫力。于是马瑟挥笔给伦敦的一位医生写信说：
为何这种方法在英国如同石沉大海，无人试验，也无人传扬？成千上万的人愿拿出成千上万镑金钱，一劳永逸地驱除这可怕的疾病的危险和恐怖。我恳求您，先生，开始行动，拯救比西德纳姆医生所拯救的还要多的生命。就我自己来说，要是在我有生之年看到天花再度侵入我们的城市，我将立即与医生们磋商，实施这个可望产生喜悦结果的方法。但是，如果我们有幸得知您率先行动，那将使我们受到多大的鼓舞！
1721年4月，马瑟终于得到了这个机会，当时一艘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船只将天花时疫带进了波士顿。此后数十年中发生的事件，更加鲜明地对照出医学发展机会在大西洋两岸是何等不同。也是在那一年，伦敦发生了不同寻常的天花流行。从土耳其学得了接种方法的爱赶时髦的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费尽口舌，总算说服国王乔治一世让他的两个孙女接种。尽管有王室做榜样但响应者寥寥，整个伦敦只有二十余人零零星星分散地做了接种；但在发生了两例死亡后，公众的反对趋于强烈，医学界则从中推波助澜，接种试验在英国便暂告中止。
接种示意图
不久，接种又在这个国家的一些地方恢复，接种的人数也不少；然而，在任何一个社区，接种的人数都不足以得出结论，肯定或否认接种技术作为一项公共保健措施的价值。伦敦是一个无计划扩展中的城市，天花在这里始终存在，这儿不是进行试验的理想场所。直到1752年，当严重的天花时疫席卷伦敦，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个问题上时，接种才有了较大的进展。而这个时候，美洲取得的成就（在英国已广为宣传）早已成了旧闻。
美洲在防治天花方面的进展始于1721年6月初。当时，马瑟公开呼吁波士顿的医生试行接种预防，以保护当地人民。他的呼吁激起了激烈的争论。总的来说，波士顿博学的医生们反对进行接种试验，他们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对医术一窍不通的门外汉竟然对他们指手画脚，而要求他们采用的技术又是从”穆罕默德的徒子徒孙们”那里搬来的。他们也确有实际的理由反对这样做，因为当时的接种方法还很粗糙，实际上很可能扩散天花。
接种示意图
但是，他们反对接种主要是以神学观点为依据的。他们说，接种”过于信赖人们所外加的、毫无根据的图谋，而忽视了我们的护卫者所确定的正常的自然进程”，因而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一份刚由詹姆斯·富兰克林在其弟本杰明·富兰克林帮助下办起的报纸《新英格兰报》，遵循殖民地时期报纸的保守主义传统，也攻击马瑟的耸人听闻的新花招。
但是，许多牧师声援马瑟，要求给接种以正当的试验机会。双方以感情冲动、语词尖刻的小册子进行论战，马瑟本人就写了六、七本这类小册子。公众舆论真正达到了爆炸的程度：十一月间，一枚炸弹扔进了马瑟的寓所。
每个人都同意，天花的防治是一个事关公众的问题。尽管面临强烈的反对，尽管面对城镇行政当局的禁令和天意报复的威胁，扎布迪尔·博伊斯顿在马瑟及其教界追随者的支持下，设法在天花流行时期的波士顿做了一些接种。接受接种的人数已足以提供有统计意义的证据，它表明接种可能引起的死亡危险小于自然感染造成的危险。
天花接种示意图
“接种”何以又成为了治疗天花的防御措施？
接种法在后来能够成为治疗天花的防病措施，主要是因为天花患者在经过接种后，死亡率大大降低，这就是“接种”成为天花的防病措施的原因。
1722年3月，在天花流行高峰过去后，马瑟向在伦敦的皇家学会秘书长指出，在波士顿接受接种的近三百人中，仅有五、六人死亡（而且这几个人有可能在接种前已自然感染天花），而在自然地感染上天花的五千余人中，死亡者将近九百人。
这就是说，人们因为在普通的感染中得到天花而死亡的可能性，大约是经过接种后丧生者的九倍。鉴于在时疫流行时大约有一半左右的波士顿人口得过天花，因而从整个社区的角度看，还是很值得冒接种的风险的。
波士顿这些统计数字的汇集是公共保健方面的开创性工作，是对这么一种医学问题进行计量分析的最早尝试之一。它们后来证明具有重大意义，接种由此被确立为一种防御措施。
天花接种示意图
马瑟在接种方面的实际成就，比任何一个事实都更清楚地说明，天花最后是能被征服的。同时，这打开了人们对其他疾病可治愈性的思路。道格拉斯博士本人也来为美洲经验主义气氛的强大力量作证；到1729年至1730年间波士顿发生了由爱尔兰传入的另一次天花流行时，他和他的大多数同行已经相信，只要适当地控制，接种大有好处。他们也确实还为自己的病人施行了接种。
1755年，道格拉斯宣布接种的危险只有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而且还可进一步降低。他说：”我真有点莫名其妙，为何在我们的母国大不列颠至今仍很少施行接种，尤其是考虑到在我们的殖民地或种植园，特别是在波士顿、纽约、费城和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已经相当成功地施行了接种。”
波士顿试验的影响遍及各个殖民地。1738年初，当一艘来自非洲的船只将天花时疫带进地广人稀的南卡罗来纳殖民地时，这里已有近三十年没有受到天花袭击。詹姆斯·基尔帕特里克博士和他的同行们立即大规模地施行接种。在当时大约有五千居民的查尔斯顿，一位医生估计，他一个人就亲手为四百五十个人做了接种。在时疫逐渐平息之前，约有一千人接受了接种。
根据基尔帕特里克博士的叙述，受接种者的死亡率大约是百分之一，这与受自然感染者的死亡率相比实在是微乎其微。在接种法被确立为美洲医学的一种惯例的过程中，强烈的即使有些粗糙的经验主义倾向、对理论的漠视和对效果的强调起了决定作用。人们经常运用基尔帕特里克的宣传小册子中这么一种令人将信将疑的逻辑：”除了这个方法真正成功这一事实，没有任何东西能使它沿用至今。”
但是，他要医生们谨防”先天存在的浅薄和后天获致的糊涂”，以免因此而闭眼不看明显的成效，这个告诫是很有道理的。美洲的医学实践具有一种自觉的连续性；例如，基尔帕特里克仔细地提供了关于1721年波士顿天花流行期间早期的接种成功率的统计图表。
天花接种示意图
但与此同时，接种法似乎与人的常识抵触。基尔帕特里克说：”用投入疾病怀抱来防止疾病这一新奇办法，一开始自然很少有受欢迎的可能。”而且，当公众和医生们的恐惧又有英国那边的”权威观点”作依据时，它们就更不容易被克服。几乎每一个殖民地都曾在某一段时间里禁止施行接种法，但这样的法律并未坚持下去。
到1760年，美洲各殖民地已开始对施行接种作出具体的规定，而不再是明令禁止；到1775年，至少在中部和南方的殖民地，法律只是旨在规定合理的安全措施，防止由接种而引起的疾病蔓延。甚至在法律全面禁止接种的新英格兰，禁令在天花流行时也暂停实施，以便接种得以进行。1774年9月，当大陆会议在费城开会时，该城的医生同意在会议期间停止接种，”因为参加会议的几位北方和南方代表据信尚未得过该病”。
美国独立战争初期，军队的流动使天花传遍了各个殖民地。按照美军总医务官约翰·摩根博士的建议，乔治·华盛顿将军命令全军实施接种。接种在专门为此目的设立的医院里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接种，大概是到那时为止的范围最广泛的一次接种试验。当1792年天花再度侵袭波士顿时，它的二万居民中已有近半数受过接种。
天花接种示意图
结语
在美洲殖民地时代结束之前，天花的威胁在美洲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控制。天花流行已不那么频繁，也不再激起那样强烈的恐怖。美洲取得的实际成功还有着更大的意义：它为大洋两岸对这种疾病开战的下一步行动作了思想准备。18世纪末期，当英国医学家爱德华·詹纳在发现“种牛痘”时，对于理论上的自相矛盾之点感到害怕的人已不像以前那么多了。1799年3月，在詹纳作出发现和本杰明·沃特豪斯向美国报刊《哥伦比亚卫士报》报道这一发现后的十来年里，种痘在美国十分普遍。美国州政府开始对此提供补贴，国会则授权联邦疫苗署以免付邮资的方式向美国任何地方运送疫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