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读书 历史 侯桂新:鲁迅与左联

侯桂新:鲁迅与左联

侯桂新:鲁迅与左联-爱读书

1933年2月24日,鲁迅与杨杏佛(中)、李济之(左)合影

楔子

1926年11月7日,是一个星期天。在厦门,正是秋冬之交的时候,有些荒凉的厦门大学校园里,连日吹着萧瑟的海风。时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鲁迅,被这海风吹得心里颇不平静。这天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给远在千里之外的广州的许广平写信,在信里发了一通牢骚。当时,厦门大学的一些青年对他怀着热切的期待,希望他能给予文学及人生的指导。他感受到了这些青年的热情,心里却不那么踏实:“在这几年中,我很遇见了些文学青年,由经验的结果,觉他们之于我,大抵是可以使役时便竭力使役,可以诘责时便竭力诘责,可以攻击时自然是竭力攻击,因此我于进退去就,颇有戒心,这或也是颓唐之一端,但我觉得这也是环境造成的。”然而,青年毕竟能给他带来希望和勇气,于是他接着话风一转:“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至多无非不能回北京去,并不在意。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

1927年1月中旬,鲁迅抵达广州之后,果然与创造社建立了联系,甚至有过初步的合作。例如,他曾应成仿吾通过何畏的邀请,在创造社拟就的《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上签字,以声讨在上海总罢工中支持军阀孙传芳屠杀工友的罪行。然而,阴差阳错的是,这种联合未能持久。很快,这年的4月,就在北伐取得节节胜利的同时,在被视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发生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大肆抓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及进步青年学生,鲁迅被鲜血惊得目瞪口呆。在坚持推动校方营救革命青年未果之后,鲁迅决定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并于9月27日离开广州,前往上海,从此开始了人生的最后十年。

1927年10月3日,鲁迅到达上海,几天后决定于此定居。此时,革命形势仍然变幻莫测。鲁迅对此十分关注,仅仅半个多月后,他便于杂志发表《革命文学》一文,指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他甚至断言:“革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是并没有革命的。”一方面提醒读者革命的艰难,另一方面认同投身实际革命活动的可贵,表达了对真正的革命的向往之情。遗憾的是,一些幼稚的来自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的“革命文学家”竟然对他断喝:不许革命!认为他是封建余孽、小资产阶级乃至“二重的反革命”,没有革命的资格。在1928和1929年中,鲁迅和这些人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史称“革命文学论争”,这一场论争逼着他去翻译一些苏联等国的革命文艺理论著作。就在这种学习和翻译的过程中,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包括阶级论在内的基本理论,思想上产生了很大变化,隐隐和当时在国际上逐渐风起云涌的左翼思潮产生了强烈共鸣。

1929年冬,为了适应新的革命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酝酿组建一个统一的革命作家组织,名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了树立旗帜,扩大影响,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立三决定让创造社、太阳社停止对鲁迅的攻击,以拥戴鲁迅为领袖的方式把他团结起来。鲁迅接受了这一安排,因为他认可这一组织的性质和战斗目标。在某种程度上,这正是他三年前所设想的“造一条战线”的延迟实现,只不过这一次并非他主动。从此,鲁迅的名字就和左联紧紧联结在了一起。

鲁迅与前期左联

鲁迅和左联之间的具体联系人主要是冯雪峰。冯雪峰是柔石1922年前后在浙江一师的同学,而柔石1928年后和鲁迅的关系相当密切,成为鲁迅最喜爱的青年作家之一。经柔石介绍,1928年12月9日冯雪峰第一次来到鲁迅家中,此后通过合作编译《科学的艺术论》丛书,逐渐成为和鲁迅交往最多、关系最深的共产党员。两人常常在晚上进行长时间谈话,有时长达三四个小时,直到凌晨两三点才分别。他们分别后,鲁迅再打起精神,一直工作到天亮。许广平曾如此回忆:

这工作多超过先生个人能力以上,接近的人进忠告了。先生说:“有什么法子呢?人手又少,无可推诿。至于他,人很质直,是浙东人的老脾气,没有法子。他对我的态度,站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对的。”……有时听听他们谈话,觉得真有趣。F说:“先生,你可以这样这样的做。”先生说:“不行,这样我办不到。”F又说:“先生,你可以那样做。”先生说:“似乎也不大好。”F说:“先生,你就试试看吧。”先生说:“姑且试试也可以。”于是韧的比赛,F目的达到了。

可见,鲁迅对冯雪峰产生了完全的信任。1929年秋冬之间,冯雪峰接受潘汉年的指示,和鲁迅商谈成立左联的事情,鲁迅完全同意成立这样的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并说“左翼”二字还是用好,旗帜可以鲜明一点。大约在1929年底,组织基本构成人员十二人,其中包括鲁迅、郑伯奇、蒋光慈、冯乃超、彭康、夏衍、阿英(钱杏邨)、柔石、沈起予、洪灵菲、阳翰笙和冯雪峰等人作为左联的发起人和筹备人。他们在左联正式成立前开过一两次会,讨论纲领、章程等事宜。具体负责纲领起草的是冯乃超,在起草时参考了苏联的“拉普”“十月”“烈夫”以及日本一些革命文学团体的纲领,可以说是将这些外国材料拼凑起来,而没有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原稿带有不少激进性的词句,如“诗人是预言家”“胜利,不然就是死”之类。1930年2月24日,冯乃超独自一人带着这份纲领草稿来到鲁迅景云里的家中,请鲁迅提意见。鲁迅细细看过,陷入了沉默,一时无话可说。过了些时间,他对冯乃超说:“就这样罢,这种文章不好写,我写不出来。”他并没有提供修改意见,其实是他的意见不小,原稿难以修改。

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在北四川路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的一间教室里召开。会上通过了左联的纲领、章程,选举了执行委员会,鲁迅被选为执行委员之一。在这次会上,面对曾经的论敌,此刻已成战友,鲁迅作了长篇发言,毫不避讳地提出了他个人对于左联的意见,实际上也就是对左联纲领(草稿)的批评意见。由于是秘密活动,鲁迅的发言当时没有记录,几天后由冯雪峰追记,并补充了一些鲁迅平日的谈话意见,经鲁迅本人改定,于《萌芽》月刊第1卷第4期(1930年4月1日出版)发表。这篇名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文章,后来成了中国左翼文学运动史上的重要文献。文章先破后立。前半部分提醒大家,“‘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第三,“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革命成功后,“恐怕那时比现在还要苦,……如果不明白这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后半部分则说出了“我们今后应注意的几点”:“第一,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不能满足于小的目标和“个人的胜利”,譬如“在文坛上有个小地位,稿子已经卖得出去了”之类。“第二,我以为战线应该扩大。”应该和旧文学旧思想作斗争,避免“新文学者和新文学者的斗争”。“第三,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因为现在人手实在太少了,……如果人多了,则翻译的可以专翻译,创作的可以专创作,批评的专批评;对敌人应战,也军势雄厚,容易克服。”要注意的是,“我们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但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在文章的最后,鲁迅特别强调“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如果“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鲁迅在这篇讲话中,内心已经和创造社及太阳社成员尽释前嫌,因此在谈到人手不够急需“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时,他“带便”地举了刚刚过去不久的革命文学论争为例:

前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向我进攻的时候,那力量实在单薄,到后来连我都觉得有点无聊,没有意思反攻了,因为我后来看出了敌军在演“空城计”。那时候我的敌军是专事于吹擂,不务于招兵练将的,攻击我的文章当然很多,然而一看就知道都是化名,骂来骂去都是同样的几句话。我那时就等待有一个能操马克斯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我的,然而他终于没有出现。在我倒是一向就注意新的青年战士底养成的,曾经弄过好几个文学团体,不过效果也很小。但我们今后却必须注意这点。

鲁迅的讲话可谓语重心长,深思熟虑,内容全面。中国的左翼文学运动如果真能全盘吸收,势必能取得更大的成绩。然而,现场的年轻听众们对他讲话的感受并不一致。负责起草左联纲领的冯乃超听后感到敬服,觉得鲁迅十分成熟,而年轻人非常幼稚。但也有一些人不以为然,认为鲁迅说的还是在革命文学论争中的那些话,不足重视;需要改变的是鲁迅,而不是他们自己。这后一种人,当时思想非常激进,他们高高在上,以高悬的政治标准判定鲁迅需要改造思想,而他们自己才真正掌握了真理。至于鲁迅,会上苦口婆心,内心其实也颇为失望。1930年3月27日他在给章廷谦的信中说:自己甘作人梯,“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

尽管如此,鲁迅还是坚持将这些“革命作家”视为战友,抱着爱护和自我牺牲的态度,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工作。例如,他接受了左联的安排到上海的大夏大学等地去讲演,参与左联介入的一些文学论争。不过他意识到自己思想复杂而有顾虑,并不适合担任领袖,也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合参加什么飞行集会、贴标语散传单等类“实际行动”,所以虽然名义上是左联的领袖或“盟主”,但他较少参加左联的一些工作会议,而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写作、翻译与编辑刊物等文化建设事业上。他翻译了苏联作家法捷耶夫以国内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毁灭》,与冯雪峰合作主编《萌芽》《前哨》《十字街头》,支持冯雪峰、丁玲主编《北斗》,在这些左联的机关刊物上面发表了大量杂文和论战文字。其中,在左联成立前后的第一次重要论战,对手是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1929年9月,梁实秋发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和《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两篇文章,提出文学应当表现“最基本的人性”。1930年3月,鲁迅在《萌芽》第3期发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认为梁实秋的主张“矛盾而空虚”,旗帜鲜明地提倡阶级性与“无产文学”:

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 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汽笛呀!”“列宁呀!”固然并不就是无产文学,然而“一切东西呀!”“一切人呀!”“可喜的事来了,人喜了呀!”也不是表现“人性”的“本身”的文学。倘以表现最普通的人性的文学为至高,则表现最普遍的动物性——营养,呼吸,运动,生殖——的文学,或者除去“运动”,表现生物性的文学,必当更在其上。倘说,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以表现人性为限,那么,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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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译《毁灭》

在《萌芽》第5期上,鲁迅又发表《“好政府主义”》和《“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两文,对梁实秋予以批判。根据冯雪峰的回忆,其中后一篇是为了声援冯乃超,鲁迅自认比冯乃超“刻薄得多”,“可是,对于梁实秋这类人,就得这样。……我帮乃超一手,以助他之不足。”同期还发表了冯雪峰的《讽刺文学与社会改革》,在这篇文章中,冯雪峰说鲁迅先生讽刺和嘲骂过许多人事,“然而偏偏只遗下了一种主义和一种政党没有嘲笑过一个字,不但没有嘲笑过,分明地他还在从旁支持着它”。这可以说是冯雪峰对鲁迅当时政治立场的代言,不用说,这里暗示的正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

鲁迅加入左联前后,结识了不少优秀共产党员,如果他们同时还有文学实绩,就更被他看重,而结出深厚的友谊。在这些年轻的革命文学家里,鲁迅对于柔石的态度真可用慈爱来形容。柔石工作刻苦,不畏艰难,一往无前,他和鲁迅相互关爱,连一同上街时都担心着对方。然而,这样一位“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来看都“损己利人”的革命作家,因为王明等发起的党内斗争,而不幸于1931年1月17日在东方饭店开会时被作为政治犯逮捕,二十天后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秘密处死。同时死难的还有殷夫(白莽)、胡也频、冯铿和李求实(李伟森),合称“左联五烈士”。柔石等的牺牲引起鲁迅的极大痛苦和愤慨,1931年4月,鲁迅和冯雪峰等冒着白色恐怖,合编了一份秘密发行的左联机关刊物《前哨》,并将创刊号定为“纪念战死者专号”。在这一专号上,除了《柔石小传》,鲁迅还发表了一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文章开头说:“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中间断言,几个同志虽然被暗杀,“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却仍然滋长,因为这是属于革命的广大劳苦群众的,大众存在一日,壮大一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就滋长一日。”结尾沉痛宣布:“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几乎与此同时,他还写了一篇《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指出在当时的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虽然面临统治阶级的迫压,但“左翼文艺仍在滋长”,而官方及走狗那“单单的杀人究竟不是文艺,他们也因此自己宣告了一无所有了”。从中可见鲁迅对于左翼文艺前途的确信。

鲁迅与中期左联

1931年日本军队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的东北三省,中华民族面临的生存危机日益严重,而国民党统治当局竟然实行不抵抗政策。面对这样的艰难时势,鲁迅以大无畏的气概投入到战斗中。1931年12月20日,针对国民政府于18日发布的诬蔑爱国学生的通电,鲁迅怒不可遏,写成《“友邦惊诧”论》,对“党国”和“友邦”予以强烈抨击。1933年5月,独裁的希特勒为了实行文化专制,于柏林等城市焚烧不符合纳粹思想的书籍。对此,鲁迅于6月28日写作《华德焚书异同论》一文加以批判。针对中国和日本的论者将希特勒(鲁迅文中写作“希特拉”)比之于秦始皇,鲁迅指出,两人虽然都烧书,但秦始皇不烧农书和医书,收罗别国“客卿”,博采各种思想,而且重视小儿和妇人,相比之下,希特勒“所烧的首先是‘非德国思想’的书,没有容纳客卿的魄力;其次是关于性的书,这就是毁灭以科学来研究性道德的解放,结果必将使妇人和小儿沉沦在往古的地位,见不到光明。而可比于秦始皇的车同轨,书同文……之类的大事业,他们一点也做不到。”鲁迅在此当然不是要美化秦始皇,而是要表明希特拉远不如秦始皇,由此可见他对德国法西斯的鄙视和痛恨。除了撰文批判法西斯主义,鲁迅还于1933年初参加了由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等人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参与了营救苏联情报人员牛兰夫妇的活动,以及接待爱尔兰作家萧伯纳的活动。在同盟重要成员杨杏佛被暗杀后,鲁迅不顾生命危险出席追悼活动,并且出门时不带钥匙,显示出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义勇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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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2月17日, 鲁迅与蔡元培、萧伯纳合影

当然,这一时期鲁迅的主要精力仍然放在著译和文学论争上。这一时期的左联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初期的“左倾幼稚病”,不再组织不合理的飞行集会等活动,其中一些成员对文艺论争给予了更多重视。对于鲁迅而言,这一时期首先面临的是“民族主义文学”的挑衅。在20世纪的中国,“民族主义”当然并非一个贬义词,但这“民族主义文学”却是一个怪胎,据施蛰存回忆,这“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后台可能是蓝衣社,参与的代表人物包括张若谷、傅彦长、朱应鹏、黄震遐。这些人在自己创办的《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等刊物上发表批评鲁迅与普罗文学的文章,而其创作《陇海线上》《黄人之血》(作者均为黄震遐)则流露出种族主义和敌视劳动人民的意识。为此,鲁迅于1931年10月在上海的《文学导报》上发表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一文,对其思想和作品进行严厉批评,指出“中国的‘民族主义文学家’根本上只同外国主子休戚相关”,是“殖民地顺民的‘民族主义文学’”,并断言他们的历史命运是“将只尽些送丧的任务,永含着恋主的哀愁,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涛怒吼起来,刷洗山河的时候,这才能脱出这沉滞猥劣和腐烂的运命”。

在批判“民族主义文学”的过程中,一些非左联成员也加入了进来。其中,胡秋原写了《阿狗文艺论》等几篇文章,谴责“民族主义文学”“毫无学理之价值,毫无艺术之价值”,实在是一种堕落。但他在文章里反对政治对文艺的干涉,声称要做“一个自由人”,后来又批评钱杏邨的理论是“一个最大的滑稽”,于是引起左联成员的批评。冯雪峰以洛扬的笔名在1932年6月出版的左联刊物《文艺新闻》上发表来信,批评胡秋原“反普罗革命文学”。但这又引起了左联之外的作家苏汶(杜衡)的评说,他于1932年7月在《现代》杂志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在文章中称作家是“智识阶级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文人之外的“第三种人”。苏汶的文章又引来了瞿秋白和周扬的批评。其中瞿秋白以易嘉的笔名在《现代》发表长文《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认为每一个文学家“始终是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在这天罗地网的阶级社会里,你逃不到什么地方去,也就做不成什么‘第三种人’”。

瞿秋白写作此文的时候,他和鲁迅相互有所了解,但还没有见过面。1932年11月,鲁迅在《现代》上发表《论“第三种人”》一文(写成于10月10日),被认为是此次论争中带有总结性的文章。鲁迅站在左联的立场上批评了苏汶,他和瞿秋白一样,认为不可能存在“第三种人”:

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

所以虽是“第三种人”,却还是一定超不出阶级的……

针对苏汶认为“第三种人”因面临左翼批评的严酷而搁笔,鲁迅指出,左翼作家本身都在受着“压迫,禁锢,杀戮”,他对同盟军抱着欢迎的态度,“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这就表明对于苏汶本人,左联并没有将其视为阶级敌人,而是抱着团结的态度。施蛰存后来曾经回忆,“当年参加这场辩论的几位主要人物,都是彼此有了解的……许多重要文章,都是先经对方看过,然后送到我这里来。……《论‘第三种人’》也是先给苏汶看过,由苏汶交给我的。”他还说,以《现代》杂志为中心的几个“现代派”作家,其基本立场是政治上左翼,文艺上自由。事实证明双方的分歧并非敌我矛盾。1932年年末,苏汶编辑了一册《文艺自由论辩集》,收入论战各方的文章,并在《编者序》中对论战的意义予以肯定。而在左联方面,1933年楼适夷组编《创作的经验》一书时,为了扩大作者的范围,鲁迅还曾建议楼适夷向杜衡约稿。

这一时期,除了对外的几次论战,在左联内部,也发生过批评与反批评的事情。1932年11月,芸生在周扬主编的左联刊物《文学月报》上发表了一首政治讽刺诗《汉奸的供状》,攻击胡秋原,诗中出现了一些辱骂和恐吓的字句。冯雪峰看到以后认为这违背了党的策略,于是建议周扬在下一期公开纠正,周扬不同意,两人争吵起来。冯雪峰又先后和瞿秋白及鲁迅见面,两人都同意应当纠正。12月10日,鲁迅以公开信的形式写了一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发表于同月15日出版的《文学月报》。在这封信里,鲁迅明言对于该诗“非常失望”,因为诗中“有辱骂,有恐吓,还有无聊的攻击:其实是大可以不必作的”。他承认“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但我想,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给叭儿狗文艺家去承受罢,我们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成为‘一丘之貉’的”。在文章临近结束的时候,鲁迅正面提出自己的主张:“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鲁迅的这些主张本来是对左翼作家的正当要求,但是有些同人并不认可,甚至公开发表文章攻击鲁迅。1933年2月,首甲(祝秀侠)、丘东平、方萌、郭冰若四人联合在《现代文化》上发表文章《对鲁迅先生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有言》,指责鲁迅“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其主张是“戴白手套的革命论”。鲁迅读到此文后颇为心冷,但四人中除了丘东平是署真名,其他三人是谁他不得而知,写信质问周扬,仍然不得要领。这使得他对于左联的一些“战友”产生了疑惧心理。

总体而言,在左联中期,由于有冯雪峰和瞿秋白等的坚定支持,鲁迅基本能和左联同人共进退,他的心情是比较愉快的。其中,他和瞿秋白在1932年11月30日初次见面,两人一见如故,大有知己之感。此后,瞿秋白多次居住在鲁迅家里避难,双方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一起从事翻译等工作,在论战中相互支持。瞿秋白甚至以鲁迅的名义写作了12篇杂文,而鲁迅都将其收入自己的文集中。1933年三四月间,瞿秋白精选了鲁迅历来所写的47篇杂文,编成《鲁迅杂感选集》,并写作长篇序言,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论述鲁迅的思想发展和他的杂感的意义。鲁迅认可瞿秋白的分析,并写了一幅对联相送:“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满含珍惜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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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书赠瞿秋白联

鲁迅与后期左联

1933年11月和1934年1月,冯雪峰和瞿秋白先后因革命工作需要离开上海,奔赴江西瑞金中央苏区。从此以后的两年间,鲁迅失去了两个很好的支持者与谈话对象,这使得他在左联的处境发生了变化,有时会陷入有苦说不出的境地。另一方面,1934年6月9日,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发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在上海设立“中央图书审查委员会”,文网日益严密,鲁迅面临的话语空间急剧缩小,他的一些文章被删改,有的则不能发表,《二心集》出版不久即被查禁。加之期间重病了几回,身体状况大不如前,所有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他面临的生存境遇的困难显然超出了前两个时期。

在这两年中,由于国民党言论控制的加强,文坛上已经很少形成较大规模的论争。但出乎意料的是,鲁迅受到了左联内部成员的两次攻击,都发生在1934年。一次是6月28日,鲁迅以公汗的笔名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杂文《倒提》,文章的主旨是通过讲述人和鸡鸭的不同,号召殖民地人民“能组织,能反抗”,“自有力量,自有本领”。这篇文章被左联成员廖沫沙看到后,可能因为看得不够仔细,又不知“公汗”是谁,他竟然误解了文意,从中读出了买办意识,于是以林默的笔名写成了《论“花边文学”》一文,发表在《大晚报·火炬》,对《倒提》大加批评,认为是在替西洋人辩护。后来鲁迅在编集《花边文学》时,即以“花边文学”为书名,并在序言中说明“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另一次是在8月,鲁迅在《社会月报》大众语特辑上发表了一篇《答曹聚仁先生信》,同一期杂志又刊登了共产党的叛徒杨邨人的一篇反共文章。鲁迅事先当然不知道编者会有这样的安排,但文章发表后就引来了“绍伯”(鲁迅认为是田汉,田汉则说是自己的表弟)的批评,他于8月31日在《大晚报·火炬》上发表《调和》一文,说鲁迅是在“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并且嘲讽道:“谁说鲁迅先生器量窄小呢?”鲁迅对此非常愤慨,他在11月14日所写的《答〈戏〉周刊编者信》中对此加以辩驳,并明确表示:“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这些战友的攻击让鲁迅耿耿于怀,他不但发表文章予以反击,从而使得左联内部成员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公开化,而且不断在给友人的信中吐露自己的愤懑。例如,1934年12月6日,他在给萧军、萧红的信中说:“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18日在给杨霁云的信中说:“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例如绍伯之流,我至今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1935年4月23日在给萧军、萧红的信里再次提到:“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

因为这样的经历,也由于左联后期领导人对鲁迅的态度和交往中存在的龃龉,鲁迅逐渐主动或被动地疏离了左联。众所周知,左联是中共直接领导下的一个政治性很强的组织,鲁迅虽然是它名义上的领袖,他的意见多数时候也会被重视,但左联的实际领导人则是其行政负责人如党团书记之类。后期左联由于犯了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错误,有时连鲁迅都要被关在门外了。由此,鲁迅对其产生不满和疏离感也就不足为怪了,这种疏离感甚至会传递给他熟悉的一些年轻作家。这一时期和他来往颇为密切的是从哈尔滨流亡到上海的萧军和萧红,鲁迅对他们大力提携,使其成名于文坛,并在来往书信中表达出他对当时文坛的真实感受。1934年12月10日,鲁迅在信中谈到他对左联的看法:“其实,左联开始的基础就不大好,因为那时没有现在似的压迫,所以有些人以为一经加入,就可以称为前进,而又并无大危险的,不料压迫来了,就逃走了一批。这还不算坏,有的竟至于反而卖消息去了。人少倒不要紧,只要质地好,而现在连这也做不到。”不但如此,即使明知人手不够,他也不建议萧军和萧红加入左联。1935年8月,萧军《八月的乡村》出版,反响很好,当时负责左联日常工作的徐懋庸有意介绍他加入左联,萧军请胡风征询鲁迅的意见。1935年9月11日,胡风就此致信鲁迅,鲁迅次日复信胡风,对此明确表示:“我几乎可以无须思索,说出我的意见来,是:现在不必进去。最初的事,说起来话长了,不论它;就是近几年,我觉得还是在外围的人们里,出几个新作家,有一些新鲜的成绩,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从这里可以看出,一方面鲁迅仍然看重自己左联成员的身份,所以称“我们”,但另一方面,他不想陷入一些日常无聊的纠纷中,而宁愿自己埋头苦干,这样“将来通盘筹算起来,一定还是我的计画成绩好”。包括萧军等文学青年,他也认为还是留在外围做自己的事情,可能成绩更好。

这种回避行政琐事、强调实干的态度,在鲁迅的晚年常常流露出来。不管是面对亲人许广平,还是战友冯雪峰、丁玲等,他都常常说出类似的话,就是要“做起来”“干起来”“切实地做”,不要只是高谈阔论。鲁迅自己,正是在一种时不我待的急迫感中,夜以继日地加紧工作。然而,在这两年中,竟然还时不时有一些“前进的青年”认为鲁迅“现在不大写文章, 并声明他们的失望”,为此,鲁迅在1935年的最后一个夜晚专门查勘了一下自己从1918年来的工作成绩,发现最近三年写的最多。事实胜于雄辩。就主要成绩而论,在这几年,他翻译了果戈里的长篇小说《死魂灵》,写作了《故事新编》中的多数短篇小说,以及大量“且介亭杂文”。这些杂文中不乏名篇,其中闪烁着思想的光辉,如强调“拿来主义”,肯定中国人的“自信力”,赞同文艺大众化,关注底层人的生存境遇……此外,他提倡新兴木刻运动,编印版画集,编辑出版奴隶丛书(收入萧军《八月的乡村》、萧红《生死场》与叶紫《丰收》三部中长篇小说)。所有这些工作,无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左翼文学文化向前发展。在这过程中,他的个别观点时过境迁可能会令人感到惊讶,如他反复撰文提倡汉字拉丁化,这在今天看来显然行不通,但他当年之所以如此主张,是由于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识字,繁难的汉字对他们掌握文化形成重大阻碍,他试图通过汉字拉丁化的方案,使平民和底层民众较快地掌握文字,进而成为文化的主人。这种殷切的心理,无疑是非常可贵的。

侯桂新:鲁迅与左联-爱读书

鲁迅左联期间所作杂文的结集

尾声

1935年夏秋之交,因建立国际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的需要,时在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王明,指示萧三写信回上海,解散左联,另外成立统一战线性质的文艺组织。这封信直接寄给鲁迅,由他转交左联负责人。鲁迅开始颇感意外,后来同意左联解散,但坚持要发一个解散声明,否则,他认为不是“解散”,而是“溃散”。后来,左联于1936年初无声无息地解散了,不知何故,没有发布声明。同时,另一个“文艺家协会”被组建起来,其领导核心仍是左联的夏衍、周扬等人。鲁迅因为不再信任他们,因此拒绝加入,他从“我们”中游离出来,重新回到了“个人”时代。

鲁迅在左联最后的日子,过得并不愉快。包括“两个口号”(鲁迅与胡风等支持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周扬等支持的“国防文学”)的论争,让他深感疲惫,并有一种不被理解的悲哀。据冯雪峰回忆,他1936年4月25日回到上海,第二天去见鲁迅,鲁迅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其中含着无尽心酸。

然而鲁迅只是对左联的个别领导人的工作作风等感到不满,对于这个组织本身,他始终是认同和爱护的。在左联解散半年之后,1936年6月10日,他在病中接受访问,一开头就说:“‘左翼作家联盟’五六年来领导和战斗过来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运动。这文学和运动,一直发展着;到现在更具体底,更实际斗争底发展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仿佛左联仍然存在似的。

鲁迅一生参与的众多社团中,有两个是他最珍视的,一个是《新青年》团体,一个就是左联。前者以启蒙为要务,后者以发展无产阶级文学文化为目标。由此,他产生了《新青年》情结和左联情结。尽管在左联内部的不同时期有过跌宕起伏,但他始终初心不变:造就大群的新的战士,为最广大的中国人民创造新的生活……

注:本文撰写过程中,参考了一些前贤及当下学人所写的回忆录、传记与研究著作,限于体例,未能于文中一一注明,谨此致谢。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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