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中国文明有没有5000年，都是人们争论的焦点。主要原因在于外国专家或者说是西方学术界判断文明的形成有这样三个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市的同时出现。中国的甲骨文和陶文（古人在陶器上刻画的文字符号，较有名的如半坡陶符、丁公陶文、高邮陶文等，有学者指出可能是比甲骨文更早的中国最早文字）得不到认可，冶金术出显得也相对晚一些，所以，中国文明的时长总得不到西方学术界的认可。
对此，一些中国学者极力地按此标准进行考古，想要得到实证、认可，另一些学者则或多或少地持有西方学术界的观点。同时，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因为地域和文化的不同，中国文明应该有自己的标准，不见得要以西方的所谓标准来衡量自身文明的时长。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似乎还没有中国的专家学者提出过中国文明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文明标准，或者提出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现在，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好消息终于传来了，中国文明终于有了自己的文明标准，可以把西方的那一套扔到一边去了。
良渚玉琮
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01—2016年）首席专家。在2020年第02期的《求是》上，王巍发表了题为《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考古实证》专业论述文章，提出西方“三要素”并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标准，认为中华文明的形成有自己的特殊规律，同时提出了符合中华文明特质的判断社会是否进入文明的标准。这个标准有4个，具体如下：
1. 生产力获得发展，出现社会分工；
2. 社会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出现王权；
3. 人口显著增加和集中，出现都邑性城市，并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4. 第四，出现王所管辖的区域性政体和凌驾于全社会之上、具有暴力职能的公共权力——国家。
红山文化玉人
我们认真学习的领会了王巍的这4个标准，对于这4个标准《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考古实证》作出了这样的更为详细的解释：
1. 在农业显著发展的基础上，出现农业和手工业的分离，并且部分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如琢玉、髹漆、制作高等级陶器、冶金等）。
2. 社会阶层分化显著，少部分社会上层精英垄断社会管理权（如军事指挥权、原始宗教祭祀权），出现最高统治者——王，形成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及维护社会等级制度规范的礼制。贵族、权贵控制盐、铜等重要的经济资源以及高等级手工业制品的生产和分配。出现埋葬王、其他高等级权贵阶层的专门墓地和随葬高等级礼器的大型墓葬。
3. 出现反映王权的高等级大型建筑和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兴建的大规模公共设施。出现明显的城乡分化。
4. 国家的产生是文明形成的本质特征。战争、刑罚和杀戮等暴力行为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祭祀等礼仪活动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仰韶文化陶鹰鼎
王巍说，以上几个特征，并不包括以地中海和两河流域文明为基础所总结的、西方学术界常用的“三要素”中的两条文明判断标准，即文字和冶金术。这种差别，正是中华文明不同于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的地方，恰恰说明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历史的发展有其普遍性的一面，也有其特殊性的一面。
第1点社会分工是基础中的基础，何盛明《财经大辞典》（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中认为，在早期的人类历史上，有三次社会大分工：
1.原始社会后期发生的畜牧业同农业的分离。原始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有了提高，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引起了部落间的产品交换，为私有制的产生创造了物质前提。
2.原始社会末期，因金属工具的使用和改良引起的手工业同农业的分离。使商品生产得到迅速发展，以手工业为中心的城市开始出现，除了自由人和奴隶之间的差别外，又出现了富人和穷人的差别。
3.奴隶社会初期出现的专门经营商品买卖的商人。它促进了奴隶制的巩固和发展，开始积累了商业资本，脑力劳动开始从体力劳动中分离出来。
西安半坡人面鱼纹
这是人类社会文明进程中的分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明确提出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理论：“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但是，人们应该看到，这种分法不适合于中国文明，在中国文明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从新石器时代起一直以农业为主，没有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也就没有农业和游牧业的社会大分工。
所以，王巍的“农业和手工业的分离”时段应该在何盛明所说的“第二次分工”上，是原始社会末期。在这个时候，中国早期文明的王权、城市和国家都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基本形成，也就没必要将它纳入中国文明的标准进行单独的论述了。也就是说，不管是王权、城市和国家都是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进行的，都离不开社会分工。
为了好记，我们把王巍的判断中国的文明的4个特征或者标准，归类为3个，即：王权、城市和国家。这在理论和实践中都能说得过去，从此，人们就可以以此为钥匙开辟和判断中国文明的时长了。
红山文化玉龙
就4个特征或者标准，王巍在《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考古实证》中，以良渚文明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5000多年文明的进行了说明，这是得到考古证实的，没有任何的争议，也是完全合乎4个特征或者标准的。在此基础上，王巍根据中国各地的特点，给出了文明的时长。具体如下：
1. 中原地区的文明起源，距今6000年到5500年；
2. 辽河流域文明的曙光，距今5500年到5000年；
3. 长江中游江汉文明的诞生，大约距今5000年前后；
4. 黄河下游的文明起源，大约距今4800年前后。
二里头遗址的绿松石龙
王巍说，距今10000年前，中国开始出现最初的栽培农业，北方是粟和黍，南方是稻，为文明的起源奠定了基础。距今8000年前后，农业有了初步发展，制陶、制骨乃至琢玉等手工业也取得了进步，开始出现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的端倪。但是社会还没有出现明显的阶层分化。距今6000年前后，农业显著发展，人口增加，出现面积在100万平方米左右的大型遗址和规模较大的墓葬，社会开始出现明显分化，文明化进程加快。而到了距今5000年前后，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和西辽河流域等一些文明化进程较快的地区，社会分化加剧，出现了掌握军事指挥权和宗教祭祀权力的王权，率先进入了区域文明（古国文明）社会。
这无疑告诉了人们这样一个事实和史实，至少在距今5000年中国就进入了文明社会。在这一点上，作为中国人至少应该具备中国文化、文明的自信，而不是拿西方所谓的文明标准来硬套在中国文明的身上。同时，人们应该相信，不同的地域会诞生不同的文化、文明，这个世界从来就不是一个标准下的文明尺码，更不会让文化或者文明全都躲进一个标准的模板内。有一点，西方的学者们应该好好地研究了，那就是因为地域文化或文明的不同，中国文明才被顽强持久地保留了下来，从未中断，更不用说是被毁灭了。这并不是所谓标准就能决定了的，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文明具备它独一无二的特性，进而，有能力也有资格拥有自我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