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天圆地方的思想一直贯穿整个历史，虽然张衡曾经在《浑天仪图注》曾提出过”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的描述，但是这种说法还是过于模糊，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所谓”地如鸡子中黄”就是说大地是球形的。因此，目前对于其描述是指大地是圆形还是说球形还有很大的争论。
我国古代浑天说
而西方的地圆说在古希腊就曾出现，甚至埃拉托色尼还用日影的方法测量了地球的直径，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比我们走的更早、更远，但是真正证明并被广泛接受还是在1515年麦哲伦环球航行之后。而我国由于明代海禁，在郑和之后就不再进行远洋探索，错失了环球航行的机会，因此对大地形状的认识也依然限于地平说，直到清末。
麦哲伦环球证明了大地是个球体
首先将西方地圆学说介绍到中国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1583年，利玛窦住在广东肇庆的时候，就在其住宅的墙上挂了一幅他自己绘制用汉字标注的世界地图，为了取悦中国的士大夫，他特意将地图上第一条子午线的投影位置转移，把中国放在了地图正中。其自序”地形本圆球，今图为平面，其理难于一览而语，则又仿敝邑之法，再做半球图者二焉。”这幅地图就是《山海舆地全图》。不久后，利玛窦的《乾坤体义》和熊三拔（Sabbatino deUrsis,1575-1620）的《表度说》先后问世，熊三拔还与另一位传教士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共同给万历皇帝讲解利玛窦《万国舆图》而编写的讲义《职方外纪》都介绍了地圆说，地圆学说很快在中国引起了众多学者的震动。
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全图
但许多中国学者并不认同地圆说，甚至王夫之（1619-1692）在《思问录 外编》中也用轻蔑的口吻反对地圆说”如目击而掌玩之，规两仪为一丸，何其陋也。”可见当时人们的偏见何其顽固。
地圆说的思想在当时与自视中国处于大地中心的传统观念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所以利玛窦还特意将中国画在地图的中心也是为了减轻中国人的反感，迎合士大夫们的自大心理。同时，传教士们还对地圆说做了一些巧妙的论述，他们解释道”世谓天圆地方，此盖言其动静之义，方圆之理耳，非言其形也。”但是这种从我国古典文献中找到的论据，并不能消除士大夫们的抵触情绪。他们的不满主要在两方面。
利玛窦给中国带来了西方的科技
其一是不满利玛窦的世界地图把中国画在跼居一隅的地方。魏濬（1553-1625）在《利说荒唐惑世》中说”焉得谓中国如此蕞尔，而居于图之近北。”，而李维桢（1547-1626）在《方舆胜略序》中也说”顷有化外人利西泰，为山海图，狭小中国，略于（邹）衍同”。同时李维桢还对地图上标注的洲及其他国家确有其地表示怀疑，说什么”汉张骞使西域，或传穷河源、抵月宫，况是人间有不到者！《山海经》、《搜神记》、《咸宾录》、《西域志》、《太平广记》等书，何无一字纪及彼国者？”在他看来，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似乎是为了”狭小”中国而有意捏造出来，仅仅是为了奚落中国，根本是子虚乌有的东西。
不过，也有一些尊重科学的人赞同地圆说，其中一些人也以中国人的角度做出了一些解释，阮葵生（1727-1789）就是其中一个，他在《茶余客话》中解释”所谓中国者，谓其礼乐政教，得天地之正理，岂必以形而中乎！譬心之在人中也，不如脐之中也，向卒必以心为人之中，岂以形哉！”这种解释并不符合科学事实，但对于开解国人还是起到一定的安慰作用。
阮葵生的《茶余客话》
其二，对地圆说的怀疑，最主要是关于其”上下四旁皆生齿所居，浑然一球，原无上下”的说法了，按照水陆一体的地平观点，这简直是”以欺愚顽”的谬论，曾任清初钦天监监正的杨光先（1597-1669）为了驳倒地圆说，在《不得已》一书中针对当时的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提出了三个问题：
一问，他说如果大地确实是一个”大圆毬”，毬上国土人之脚心，与毬下国土人之脚心相对，那么在球下面的人岂非受倒悬之苦了吗？如果汤若望能够倒立在楼板下面，我杨光先才能信地圆说；二问，杨光先认为水是天下至平的，如果大地如毬，那么下面及四周的水为什么”得以不顷”呢？如果你汤若望能够指出天下有”圆水、壁立之水、浮于上而不下滴之水”的话，我杨光先就相信地圆说；三问，如果大地确实如毬，下面的国土人物岂非”尽为地所覆压”，为什么毬下的人不会被压死呢？
纪念汤若望诞辰的邮票
对于杨光先的愚昧，鲁迅曾在《看镜有感》中予以了辛辣的批评，但是杨光先以生活中的一些直观现象来否定地圆说还是很有市场的，因此从明末到清末，在高级知识分子中还是有很多人不相信地圆说的。
明末传教士带来了各种科学技术知识，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也激发了很多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热忱，如徐光启、李之藻、王征、孙元化等人就是这样做的。但同时，也有一些人固守着传统观念，他们认为这些科学在中国古代就已经有过了，于是形成一场”西学东源”的活动，很多学者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误以为一切科学技术都源自中国。这种”寻根”活动，确实满足了”天朝大国”的自尊感，但是也拖延了中国追赶西方世界的脚步。道光15年的举人蒋湘南曾写过一篇《西法非中土所传论》，严肃的批评了这种风气，其实就是到了现在，我们依然可以在网络上见到这种西学东源的阿Q式的言论。
明末西方传教士给中国带来了科技知识
西方的地圆说，最初是源于球型是完美的形状这种观念上的，而中国古代对大地为方形则更为欣赏，古代的城市布局，房屋居所无不是已方为美。因此对于褒圆贬方的地圆说，势必引起一些传统观念较强的学者们的反感。考据学家孙星衍（1753-1818）特地写了一篇《释方》，抨击了”毁方”的理论，进而否定了地圆之说。地圆说的拥护者焦循（1763-1820）又为此批评了孙星衍的偏颇，一场科学上的争论又延伸到关于道德美的论战。这次争论时间不长，但却让人深思，西方由最初的美学发展到科学，而我们却从科学回到了美学。
围绕这地圆还是地方的争论几乎延续了300年，直到李善兰（1801-1882）通过《谈天》和《重学》两本书的翻译，将牛顿学说介绍到中国后，地圆说才在中国正式进入科学的轨道。即便如此，普及和宣传地圆说和日心说仍然经历了一个艰巨的过程，包括谭嗣同在内的很多人都为近代中国走向科学之路付出过努力。
李善兰翻译的西方天文著作《谈天》
今日，人类已经进入太空时代，地球的形状早已被民众所知，不过仍有极少数人坚持地评论。而在其他科学领域，也依然存在不相信科学，甚至是反科学的人群。时间漫漫，历程艰苦，我们早已离开了封建时代，不能再用那种自以为中心的所谓天朝大国的思想来看世界了，而是要以科学的眼光和方法去看世界，相信科学终究会战胜愚昧和昏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