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写《谏太宗十思疏》时，李世民还活着，难道李世民活着时就被叫太宗了吗？
这个问题……
太宗是李世民的庙号。
什么是庙号？
庙号是东亚地区君主于庙中被供奉时所称呼的名号，起源于重视祭祀与敬拜的商朝。但是在隋朝以前，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有庙号。他们在去世后都会有的是“谥号”。
什么是谥号？
“谥号”兴于周代，是对天子、后妃、诸侯、臣子死后的称呼，用一两个字，体现对死者的评价。这些谥号，帝王是由臣子议定，而臣子就由帝王赐予，所以基本上能算得上一生的总结，比如周文、武王，那必是文治武功，周厉、幽王，那就是残暴，昏庸。
但是发展到后来，皇帝对祖先不断追加美谥，把所有好听的字都用上了，这也就导致了谥号越来越长，在史书和普通称呼之时已经无法正常使用，也无法体现对皇帝的真实评价。比如爱新觉罗·努尔哈赤，谥号是“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
那这怎么搞？又不能直呼其名，总不至于写关于皇帝的书，一半的字都用在称呼上吧。这个时候庙号就取代了谥号的作用，因为庙号一般都不复杂，特别是早期很多帝皇都没有庙号。因为皇帝在去世几代后就要毁去单独的庙，迁入太庙合葬。合于太庙祭祀称之为“祧”，为什么要“祧”？总不能让当今皇上去祭拜祖先，跑上几十座庙吧？这和今天很多景区把山上众多小庙集中到山下大庙是一个道理，为了方便我们上香。
而对国家有大功、值得子孙永世祭祀的先王，就会特别追上庙号，以示永远立庙祭祀之意。庙号不需要添加太多的美言，只是一个代表。这反而给后世的人称呼带来了方便，既是尊称，没有犯僭越之礼，又简单明了地指代了那位皇帝。
唐太宗就是这种情况。他去世后最开始的谥号是“文皇帝”，当时的文章可能就尊称他为“唐文帝”，就好像“汉文帝”、“汉武帝”一样。但是到了674年加谥“文武圣皇帝”，可能文章还能称其为“唐文武圣帝”，不过就有点麻烦了。
到了749年加谥“文武大圣皇帝”，754年加谥“文武大圣大广皇帝”，这还怎么称呼？所以这种复杂繁琐的谥号称呼就只停留在记载上了，而广大文化作者和老百姓就直接使用了庙号“唐太宗”来指称李世民。而且庙号用字一般不会与后世的皇帝起名字发生冲突，而谥号则经常冲突，冲突了又要避讳，总之是件麻烦事。
用庙号称呼，既简单，又尊重。这是语言、文笔上的自然选择。
回到题主这个问题，庙号、谥号都是皇帝死了之后的事情。所以魏征是绝对不可能在李世民生前写出《谏太宗十思疏》这种题目的，也可能当时的奏疏根本就没写题目。又不是应试考作文，只要把事情说清楚，把要讲的讲清楚，为什么要有标题？皇帝看奏章是必须要看的，又不像我们今天在网上看文章主要看标题。公文写手当时绝对不是标题党，当然今天的公文写作也不是标题党。
所以这个题目，肯定是后来的文人在整理记录奏疏的时候添加上去的，类似的情况多得很，很诸葛亮著名的《隆中对》、《出师表》都是如此。
这其实算是一个常识，特别是在古文中。即便在古诗词中，这种现象也非常多见。
比如《诗经》里面的诗，为什么很多都是首句作标题呢？因为这首诗当时就没标题，后人整理的时候，作为诗集里来区分，没有标题就没办法归类、整理，就选了第一句做标题。这种现象在诗中，后来还不多，除了李商隐大量的《无题》诗（也是用第一句诗作副标题），一般都会拟个标题。
但是在词中就太多见了，甚至没有标题。大量词牌的标题就够就是《词牌名·第一句》，比如《菩萨蛮·宝函钿雀金鹦鹏》、《菩萨蛮·满宫明月梨花白》、《菩萨蛮·南园满地堆轻絮》，这种情况太多了。
所以我们在阅读古文，古诗词的时候要清楚这一点，并不是文人会穿越，而是后人的补注，因为我们在后人的后面，所以承认并且通用。
这在历史文学上是非常常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