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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读:北魏时期六镇起义,原来身份的落差,居然这么重要

北魏时期,为了防御北方柔然等少数族南侵,设置了六个镇戍,被称之为六镇,也称为北镇,它的地理位置是沿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边由西向东依次为:

沃野镇: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南,在黄河南岸。

怀朔镇:今内蒙古固阳西南。

武川镇:今内蒙古武川西。

抚冥镇:今内蒙古四子王旗东南。

柔玄镇:今内蒙古兴和台基庙东北。

怀荒镇:今河北张北。

此外,怀荒以东还有御夷城(今河北赤城北),太和后期也升格为镇。因此,北方缘边其实是七镇,但是习惯上仍然称为六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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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后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社会危机四伏,而各种社会矛盾最尖锐最复杂的地方是六镇地区。最终也是在这个地方,爆发了规模庞大的六镇起义。其实这个祸根,早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时候,就以埋下。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北魏为什么会爆发这次起义以及起义的过程究竟是怎样的。

起义前的北魏政治局势

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下令制定姓族,规定在鲜卑族中,帝室元氏及长孙、叔孙、奚氏等四姓为第一等,穆、陆、贺、刘、楼于、嵇、尉等八姓为第二等,以下再根据其先世的地位、官品分别定为姓或族,这些属于鲜卑族的门阀土族,称为虏姓。

孝文帝在给鲜卑族的姓氏制定等级的同时,也给汉族士人规定了等级,汉族门阀士族称为郡姓,如“山东则为郡姓,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郡姓门阀则是按照门第之高下,分为膏粱、华腴及甲、乙、丙、丁四姓。

“凡三世有三公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

孝文帝规定姓族之后,制定了“方司格”制度。就是设置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为选举格。吏部必须严格按照”方司格”来选拔人才。这样一来,北魏王朝的用人制度就成为了“以贵承贵,以贱袭贱”的门阀制度,而拓跋贵族也就在这一制度下,完全门阀化了。

北魏初期是不重门第的,选拔人オ也是“唯能是寄,不必拘门”,当时“清浊同流,混齐一等,君子小人,名品无别”。这里的“唯能是寄”,其实就是“唯才是举”,官职也没有清、浊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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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证明魏孝文帝的这种汉化改革,无疑是失败了。因为各级门阀士族可以按照固定的等级享受入仕、免役、荫庇人户等种种政治经济特权,这种专重门第高低的僵化制度,给北魏的政治造成了很大危害,也让拓跋贵族在极度享受的士族生活中迅速地腐化

孝文帝建立门阀制度后,各级士族可以凭借姓族,去充任规定的官职,有了铁饭碗就不必再去努力进取,任职后也不用尽职尽责。虽然有考课制度,但是主持者也多为士族高门中人。于是北魏的各级官吏,大多不以政事为务,而是仿效汉族高门去追求奢侈腐化的生活。

“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

北魏王朝的这些官吏们,广占田园,极尽搜刮之能事,供其穷奢极欲的享乐。可以这样说,北魏门阀化下的胡、汉高门士族在生活上的腐化,比起西晋士族来毫不逊色,历史上这样的记载俯拾皆是。

高阳王元雍”富兼山海”;河间王元璨,”最为豪首”。

章武王元融亦足以与元璨”抗衡”。

尚书令李崇,”亦富倾天下”。

民阀政治必然会带来吏治的腐败。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孝文帝死后,宣武帝元恪即位,他为政”宽以摄下”,北魏吏治从此更是日见衰败。北魏自宣武帝开始,朝中权贵大多卖官爵,贿赂公行。宣武帝时期的元晖为吏部尚书,他卖官都是明码标价

“纳货用官,皆有定价,大郡二千,次郡一千匹,小郡五百匹,其余官职各有差,天下号市曹”。

这样的事情并不是个例,例如孝明帝时期,吏部尚书元修义则是“唯专货贿,授官大小,皆有定价”,被人称为“京师白劫”的”大贼”

北魏后期,类似这样的地方官吏唯事聚敛,纵情盘剥百姓的事例可谓比比皆是,政治上更加的腐朽不堪。

北魏上下官员如此的腐朽,这种骄奢淫逸的生活开支,各级官吏贪赃枉法的钱财,最终必然会落到百姓头上。所以在北魏后期,百姓的各种税赋徭役负担是无比沉重

“征民岁调,皆七八十尺,以邀奉公之誉,百姓嗟怨,闻于朝野”。

北魏时期百官的俸禄,常用调绢发放,所以“人乐长阔”,于是地方官凡能征收“绢布精阔且长”者,常“横发美誉”。因此,地方官征调绢皆用长尺,成为风气。此外,地方官征收田租,也常用大斗,人民的租调负担无形中增加一倍乃至数倍。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为了巩固京都洛阳,夺取南朝的淮南之地,就成为北魏的重要战略目标,所以不断地发动南侵战争。

宣武帝即位后,战争规模日益扩大,“荆、扬二州,屯书不息;钟离、义阳,师旅相继”。这使得百姓的徭役也随之加重。河北、河南、山东一带的百姓常常是“率户从戎,连丁转运”。被征入伍的百姓,也要备受所隶将领的剥削奴役。

“勇力之兵,驱令抄掠。若值强敌,即为奴虏;如有执获,夺为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辈,微解金铁之工,少闲草木之作,无不搜营穷全,苦役百端。自余或伐木深山,或耘草平陆贸往还,相望道路”。

百姓苦于兵役,被迫到处逃亡,其中有的“或诡名托养,散在人间;或亡命山薮,渔猎为命;或投仗强豪,寄命衣食”。甚至有不少逃亡农民,“绝户而为沙门”。北魏政权沉重的赋税和徭役负担,造成大批的百姓破产逃亡,农民被迫离开土地,他乡逃亡,当时的景象,史书中是这样记载的。

“通原遥畛,田芜罕耘;连村接闬,蚕饥莫食”。

北魏后期的各类社会矛盾,已经达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而六镇起义也于这个时期在北魏边镇爆发

六镇起义的原因

北魏初期设置六镇的目的,为的是抵抗北方柔然族人的军事主力进攻。早期这六个军事重镇,地位是相当高的。每镇有“镇都大将”,”统兵备御”。镇都大将的人选,即使不是拓跋宗王,也得是鲜卑八族中的王公。戍防的士兵,也大都是拓跋族的氏族成员,或者是中原的强宗子弟。《北史.魏广阳王建传孙渊附传》对此有着详细的记载。

“昔皇始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废仕宦,至乃遍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

无独有偶,在《北齐书・魏兰根传》中同样也记载了这种情况。

(魏)兰根说尚书令李崇曰:”缘边诸镇,控摄长远。昔时初置,地广人稀,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

这些都足以说明北魏初期,六镇对于北魏王朝的重要性。在孝文帝以前,北魏王朝的几个皇帝对北镇的防务非常重视。即使是孝文帝在迁都洛阳之初,也还常至六镇巡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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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刚才讲过了,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规定了族姓门阀制度,这样一来,那些原先的鲜卑贵族除了少数随都南迁,”得上品通官"以外,大部分的鲜卑族人都无可抗拒地沦落到门阀以外了,成为了可有可无的封建从属。那些随着迁都而进入中原地区的鲜卑族人,虽然由于鲜卑族封建化加深,身份为之低落,但是无论怎样,北魏王朝还是会照顾他们一些。比如说”奏立勋附队,令各依资出身”或者”悉被收叙”。日子虽然比以前惨,但是比起留在在塞上的鲜卑人,要幸福多了。

那些留在塞上的鲜卑族人,由于迁都洛阳之后,过去拱卫平城的重要六镇,随着都城的迁移,渐渐的失去了重要性,因此,从宣武帝以后,担任镇将的不再是那些王公贵族,而是一些最为无用的人,所以镇将这一职务一下子就从“天之骄子”,变成了烫手的山芋。

“边任益轻,唯底滞凡才,出为镇将"。

这些人出任镇将,就知道自己被边缘化了,也知道自己的仕途走到了尽头。于是他们大都贪残无比,“政以贿立”。六镇的镇将尚且如此,六镇的兵户的身份就更加的日益低落。尤其是从文成帝(公元452~-465年)开始,北魏朝廷更是把判处死刑的罪犯“恕死”,”徙充北蕃诸戍,充当”边戍之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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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户竟然与罪犯谪配者同列,他们的身份地位,就可想而知了。他们的地位比之随魏孝文帝迁都的那些鲜卑同伴们,无异于天壤之别,这不可能不使他们心中有恨,久而久之,这种仇恨聚集在一起,难免不会爆发。

“及太和在历,仆射李冲当官任事,凉州土人(平凉户),悉免斯役;丰、沛旧门(拓跋族人),仍防边戍。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之为伍。征、镇驱使,但为虞候、白直;一生推迁,不过军主。然其往世房分(本家兄弟),留居京(洛阳)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

六镇之中的那些的鲜卑族人,有的甚至逃奔到柔然人那里去。北魏朝廷恐怕他们逃亡,并没有改变政策,安抚这些留下的鲜卑人,而是悬赏捉拿那些敢于逃往异族的人。这种情况,可见他们已完全沦落到被封建隶属的境地,他们逐渐在失去人身的自由,而且被称为“府户",比起”各各荣显”的”本宗旧类”来,他们已经不在一个阶层了。

“乃峻边兵之格,镇人浮游在外,皆听流兵捉之。于是少年不得从师,长者不得游宦,中年乖实,号日府户,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

综上所述,北魏后期的六镇地区,既存在着六镇军户与六镇镇将之间的矛盾,也存在着六镇镇将与北魏朝廷之间的矛盾。上述矛盾交织一起,错综复杂、异常尖锐,使六镇地区成为北魏后期各种社会矛盾的焦点。这样看来,在六镇爆发大起义就不足为奇了

六镇起义的过程

正光四年(523年)初,塞北出现饥荒,柔然主阿那瓌率领部民,“众号三十万”,入塞南侵,直抵北魏旧都平城。四月二十八日,魏廷派尚书令李崇、中军将军、尚书右仆射元篡率兵万北讨,阿那瓌闻讯北逃,沿途抄掠人口2000,公私马牛羊等牲畜数十万北返。李崇等出塞三千里追击,不及而返。阿那瓌虽然逃回塞外,但六镇地区却遭受了一场洗劫。

“遭寇之处,饥馁不粒者甚多。”

北魏孝明帝在当年八月下诏,令北道行台赈恤六镇遭难的兵民。李崇的长史魏兰根曾通过李崇代奏,请求朝廷“改镇立州,分置郡县”,”凡是府户(即军户),悉免为民”,并用”入仕次叙,一准其旧”的办法,以便提高六镇兵民的社会地位,并改变他们仕宦上“为清流所隔”的境地,以消除其不满情绪。但是北魏朝廷没有同意。

魏孝明帝的这次赈恤,也未能解决六镇兵民的严重饥荒,因而终于以饥荒为直接导火索,引发了六镇大起义。

正光五年(524年)三月,沃野镇高阙戍主“率下失和”,戍兵破六韩拔陵聚众杀掉戌主,改元“真王”,署官封爵,首倡起义。各镇兵民纷纷响应,义军声势浩大,一路由破六韩拔陵率领南下进攻沃野镇;一路由义车大将卫可瓌率军东进,直逼武川镇。

沃野是六镇最西一镇,由此往东沿跋那山(今内蒙古中部阴山以西)麓,过五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可攻占云中郡治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再东进可威胁旧京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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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川镇位于怀朔、抚冥二镇之间,一旦武川被义军占领,既可东取柔玄、怀荒,西取怀朔,北取抚冥,控制整个六镇,又可以南下白道(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为阴山南北重要通道之一),威胁盛乐。

义军的战略目标很明确,首先是两支义军席卷六镇后,西路军从五原东下,东路义军从白道南下,占领盛乐,进攻旧京平城。破落韩拔陵率领的南下义军进展顺利,杀镇将慕容胜,阵斩魏统军常安成,攻占沃野镇。卫可瓌率领的东进义军,进展却不顺利,武川豪强宇文肱和其子字文颢纠合乡里,组织起豪强武装抵抗义军。卫可瓌大败字文肱于武川南河,阵斩字文颢。

宇文肱又与豪强贺拔度拔等人协助镇将坚守武川镇。于是义军东进受阻,卫可瓌遂分兵继续围困武川,自己回师西取怀朔镇。

北魏朝廷得知义军起义,当即任临淮王元彧为都督北讨诸军事,率师北上镇压义军。元彧畏义军势盛,屯兵云中(治盛乐)不进。这时,怀朔镇将杨钧命军主贺拔胜突围东下,至云中向元彧告急,元彧只得继续进军。

卫可瓌义军很快攻克怀朔镇城,杀怀朔豪强窦乐,贺拔度拔及其子允、岳被俘。随后义军又攻下武川,俘虏返回怀朔的贺拔胜。

元彧率主力西上进攻沃野,又遣别将李叔仁率军北攻武川。元彧军进至五原,与破六韩拔陵的东下义军相遇,两军交战,在义军的奋勇冲杀下,魏军“二将殒命,兵土挫衄”,大败逃回。魏军李叔仁部在白道又被卫可瓌义军击败,于是北讨魏军全线失利。元彧因兵败获罪,被免掉官爵。

五月末,北魏朝廷再以尚书令李崇为北讨大都督,率抚军将军崔暹、广阳王元渊等军进剿义军。七月,李崇与元渊率主力直趋五原,又命崔暹领军进攻武川。不久,卫可瓌率军与崔暹魏军在白道大战,魏军大败,全军覆没,崔暹“单骑潜逃”

此后,破六韩拔陵与卫可瓌合兵一处,集中优势兵力进攻李崇。李崇抵挡不住,退回云中,据盛乐城固守。这时,元渊以魏军屡大败,士气低落,再次请求北魏朝廷改镇为州,免府户为编民,朝廷仍”不纳其策”。

八月,在义军如火如茶的声势下,六镇东、西两部敕勒响应起义军,归附破六韩拔陵。拔陵以西部敕勒酋长斛律金、斛律野谷禄为别帅、封王。六镇地区敕勒皆反,拥护义军,义军完全控制了六镇地区。在此形势下,魏廷被迫“改镇为州”,”诸州镇军贯,元非犯配者悉免为民”

十月,李崇、元渊返回平城。元渊上表控告李崇的长使祖莹“诈增功级,盗没军资”。魏廷免去李崇官爵,征还京师,北魏朝廷改以元渊总统全军。至此,魏廷在镇压六镇起义中,已三易主帅,六镇起义处于全盛时期。

义军正在顺利发展的时候,在义军占据的地方,却发生了豪强势力的叛乱。武川豪强贺拔度拔虽然被俘,但是他在六镇豪强中,还是很有声望的。他趁卫可瓖不备,将其袭杀,占领了怀朔镇。贺拔度拔叛乱后,立即派其子贺拔胜往云中告捷。但魏军还未及出兵授助,义军便于孝昌元年(525年)三月将怀朔镇收复,并斩杀叛首贺拔度拔,其余豪强逃往平城投奔元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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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廷见官军屡次进剿无功,深感单凭官军力量已无法消灭义军,于是就在孝昌元年三月,遣使携带礼物请求柔然主阿那瓌,请他助剿义军。

阿那瓌当即受命,率骑兵十万,从武川西向沃野,向义军发动进攻,屡次击败义军。当卫可瓌被杀后,拔陵就已孤军奋战,现又处于南北两面受敌的不利形势。元渊见柔然军击败义军,乘机率军从平城北上,与柔然两路夹击武川、怀朔、沃野等地义军。六月,元渊兵至五原,遭到义军围攻,被迫突围北上怀朔,向柔然军靠拢。随后,元渊在怀朔击败义军别帅斛律野谷禄。

元渊在柔然军队的帮助下,接连胜利,此时他部下参军于谨,建议他招降义军部众,元渊从其计。于谨单身入义军营中,说服了西部敕勒酋长乜列河率3万户降魏。于谨随后又献计以乜列河为佴,引诱破六韩拔陵来追,然后设伏消灭义军。元渊依计行事,破落韩拔陵果然中计,义军大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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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柔然军队与元渊的两面夹击,义军连遭失利,再加上西部敕勒的投魏,战局迅速向不利于义军方向逆转。这时,柔然乘势翻越跋那山南下,兵通五原,破六韩拔陵整军迎战,再次大败,大将破六韩孔雀战死,义军被迫南渡黄河。终于在五原被敌人击溃,破六韩拔陵下落不明,义军被迫降魏者20余万。

至此,历时一年零四个月的六镇起义,在北魏重兵和柔然骑兵的夹击下失败了。降魏的20余万义军,被强行迁徙至“饥馑积年,户口逃散”的河北诸州去“就食“。降户到达河北后,根本无以为生,官府又不给赈济,处于十分悲慘的境地。于是更大的起义风潮在默默地酝酿,直至再次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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