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宗
明宣宗朱瞻基是大明帝国第五任皇帝，年号宣德，故亦称宣德帝。
明宣宗在明朝历史上还算是个有作为的守成之君，他和父亲明仁宗朱高炽统治时期，采取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国策，帝国出现了繁荣稳定的盛世局面，被史家誉为“仁宣之治”。
历史上的明君几乎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在位前期励精图治，到了后期骄傲自满，开始懈怠放纵。
比如唐太宗李世民，他在位初期从谏如流，勤于政事，晚年则独断专行，迷恋丹药而死于非命；唐明皇李隆基早期开创了开元盛世，晚年却宠信奸佞，引来安史之乱。
明宣宗朱瞻基也不例外，在位前期抗击外敌，奋发有为，后期却玩物丧志，痴迷斗蟋蟀，被后世史家讽刺为“蟋蟀皇帝”、 “促织（蟋蟀别名）天子”。
为其三十八岁短暂的一生留下了“晚节不保”的人生污点。
明朝学者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一书中记载：“我朝宣宗曾密诏苏州知府况钟进千个……”
明宣宗喜欢玩斗蟋蟀的游戏，曾密诏苏州知府况钟进献一千只上好品种的蟋蟀，当时苏州流传一句谚语：“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一直流传到作者生活的万历年间。
万历年间史学家、南京刑部尚书王世贞在《王弇州史料》一书中记录了明宣宗写给况钟的密诏：“宣德九年七月，敕苏州知府况钟：比者内官安儿、吉祥采取促织，今所进促织数少，又多有细小不堪的。以敕他每于末进运，自要一千个。敕至，而可协同他干办，不要误了！故敕。”
诏书的白话意思是：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七月，命苏州知府况钟：此前宦官安儿、吉祥奉命捕捉蟋蟀，送来的蟋蟀数量太少，而且大多长得细小，不好斗。
朕现在命他们再次去采办，需要一千只，诏书到了，你就协助他们去办，千万不要耽误了！
明宣宗知道明着下诏书采办蟋蟀太过荒唐，非明君所为，于是采取密诏形式给地方官施加压力，足可见他对斗蟋蟀的痴迷达到了几近疯狂的程度。
明宣宗因为斗蟋蟀，还曾闹出了人命。
明孝宗年间的顺庆府（今属四川南充）知府皇甫录在《皇明纪略》中记载：“宣庙好促织之戏，遣取之江南，其价腾贵至十数金……”
明宣宗喜斗蟋蟀，派遣使者到江南采办，小小昆虫成了贡品，江南之地，蟋蟀价格持续攀升，好一点的“上品”蟋蟀，高达“十数金”。
苏州枫桥镇有个粮长（掌管征收、解运本地区田粮的负责人，一般都以大户充任），奉郡守的差遣，去寻找上好的蟋蟀。
粮长寻觅到一只品质“最良”的蟋蟀，就用自己所乘的骏马从百姓手中换了回来。
粮长的妻子认为以骏马换回一只虫子，一定很奇特，于是就偷偷打开装蟋蟀的罐子观看。
蟋蟀发现光亮，就一跃而出，三跳两跳，顷刻间就不见了踪影。
粮长的妻子非常恐惧，越想越害怕，一时想不开，上吊自杀了。
粮长向上司汇报喜讯后返回家，发现妻子死了，大为悲伤，再加上蟋蟀跑了，无法向上司交代，“且畏法”，于是也选择了悬梁自尽。
一只小虫子，害了两条命，不知大明皇帝朱瞻基是否会感到愧疚。
万历年间礼部尚书袁宏道在《畜促织》一书中记载他本人的亲眼所见：“京师人至七八月，家家皆养促织。余至郊野，见健夫小儿群聚草间，侧耳往来，面貌兀兀若有所失者。至于溷厕污垣之中，一问其声，踊身疾驱，如馋猫见鼠……”
京城人在每年七八月的时候，家家都饲养蟋蟀。
我到城郊的荒野，见到青壮年、小孩子聚集在草丛间寻找蟋蟀，侧着耳朵，往来奔走，一个个面容呆呆的，仿佛若有所失。
有人在猪圈、厕所中听到蟋蟀叫，人们不顾脏臭，冲上去捕捉，犹如馋猫遇到了老鼠一般。
《尚书》称：“玩人丧德，玩物丧志。”
明宣宗晚年的嗜好不仅给百姓带来苦难和沉重负担，而且助长了不劳而获、希冀一夜暴富的歪风邪气。
